【明報專訊】八○年代末，新加坡電影業可以說是一蹶不振，「當時他們把希望放在香港——香港十年後要回歸中國，電影業人才或許會選擇離港發展，新加坡就是想吸納這批人。」
不過，如意算盤最後沒打響，香港電影人沒外流到彼邦。
二十多年後，峰迴路轉，在香港電影仍掙扎求存、言論自由現隱憂之時，新加坡剛舉辦了他們史上最盛大的媒體節，迎來五千多個來自六十多個國家及地區的電影人聚首一堂。
新加坡本土電影年產量雖然只及香港四分之一、電影被禁播的個案也屢見不鮮，但同時在國際間的角色看來愈來愈吃重。
新加坡打造的「奇蹟」，究竟是什麼回事？
十二月初，記者獲邀請出席新加坡媒體節，為期十一天的盛會由四個大型活動組成，包括新加坡國際電影節、亞洲電視大獎、亞洲電視論壇和新加坡影匯。媒體節之盛大，讓記者大開眼界，活動範圍覆蓋金沙會議展廳三層會場，大小會議廳與展廳每天都有座談會、交流會、簽約儀式、開幕禮等舉行，除了幾千電影電視工作者雲集獅城，新加坡旅遊局也邀請全球各地記者出席參與。記者置身其中，每天被千百個頂尖人才所淹沒，吃力地想要看清楚這個熱鬧矚目的媒體節背後，主辦國新加坡在媒體產業上的發展如何？於是趁有空檔，請教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
起初只懂建硬件 到今天支援全面
毋庸置疑，新加坡近年愈來愈吸引，在林林總總的排名榜上，它常名列前茅﹕最受移民歡迎國家、生活品質亞洲最高……「某程度上，政府在這方面的工夫是有效的，着力打造成一個很吸引的城巿。」一直以來，新加坡政府致力吸引外國的注意——獨立初期，要吸引外資；現在，人口開始老化，又努力地吸引高質素的移民。Kenneth說，現在的新加坡像全年無休，無時無刻都有大型活動，F1賽事、藝術節、電影節，「在城巿裏，你總會找到點事情來做，這裏有好的餐廳、購物中心，晚上的夜生活也精彩。最重要的、或許也是最沒新意的原因，就是巿容整潔、治安好」。
換句話說，盛大的節慶，其實是一種粉飾的工具？「這不能如此簡單地理解。」Kenneth說，隨着政府對藝術的看法有所轉變，由一種是否能替新加坡賺錢的產業，演變至現在認為發展藝術可以營造更多元更具創意的環境（見另稿）；由起初只懂得建設硬件、建造影城，到今天政府津貼支援全面、本地創作如劇場表演愈來愈頻繁，「我認為現在的發展，政府對藝術、媒體的概念理解，一直在進步。至少，往時我們不會說，做藝術、做媒體，可以為生，除非你很有錢。但現在愈來愈多年輕人願意投身這個行業，創作也愈來愈受到國際的肯定」。例如去年的《爸媽不在家》，導演陳哲藝是年輕的八○後，至今已奪得四十多個國際獎項。
禁播問題 看到政府學習放手
「年輕的電影人正在崛起，他們都有一種很強的本土意識。城巿發展太快，重建項目推倒不少回憶，不少電影或者試圖留住他們所熟悉的新加坡。」在挖掘歷史之時，他們同時在挑戰一直以來的論述，因而被禁播的，其實也不少。是新加坡政府太保守嗎？「與其說它保守，我會說它其實很割裂。新加坡的民族文化太多元，政府忙於回應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團體。例如凡是牽涉到同性戀的議題，固有的宗教團體的阻力很大，於是電影禁播、圖書下架。」
「禁播的問題，我們看到政府其實在學習放手，但這始終牽涉太多範疇。」放手的方法，其一是解除禁令。二○○九年，新加坡修正影片禁令，「可放映或分發被評定為客觀及不乖離事實的政黨政治影片，煽情、渲染及扭曲事實的政治影片則依然被禁」。然而，禁播的事，仍偶有發生。最近的例子，是紀錄片《星國戀》被禁播。「這其實讓政府陷於兩難。它一方面希望藉藝術提升新加坡的知名度，但這些影片卻又不得不禁。」《星國戀》被禁的結果，是引起幾百人從新加坡過境至馬來西亞的新山看影片。所謂的禁播，原本是要阻止民眾接觸相關內容，卻倒頭來讓更多人好奇、讓國家更受注目；在沒有事情可以摒蔽的網絡年代，箝制言論自由大概已不合時宜。
對政府來說，藝術是什麼？
六○至七○年代
新加坡剛獨立，Kenneth說，當時的政府，對藝術的看法是矛盾的。正式獨立後，政府決心改變過往只靠轉口貿易的單一經濟結構，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以及打開門戶吸引外資。「當時的社會相對落後，藝術本來可以作為一種政治宣傳工具，對人民進行社教化」。可是，政府憂慮藝術是醞釀左派思想的溫牀，「若工人意識抬頭，對外資來說，這肯定減少了來投資設廠的吸引力」。
八○年代初
新加坡政府開始認為藝術可能是一門產業。「政府開始接受藝術有需要存在，至少它是一種中產階級、社會發展的象徵，但他們認為，新加坡的發展仍未到達這水平，社會仍未準備好把津貼、資金，投放支持藝術發展。」藝術，當時在新加坡的政府眼中，是一種奢侈品，他們覺得時機未到，應先等待經濟體系中的其他基本部分發展起來。
八○年代末至九○年代初
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工業開始抬頭，「它們可以提供更廉價的勞動力，新加坡要轉型，發展更高端的產業，才能保住競爭力。」於是，新加坡政府開始重視創意工業。「當時仍未有這名詞的，不過常提及『研究』、『知識型經濟』、『高端服務』等。」Kenneth以電影業為例子，說當時新加坡其實一直在觀望香港的情况，認為十年後香港便要回歸中國，屆時大量電影工業人才或許選擇離港，「新加坡當時想吸納這批人」。於是，政府大建設施，例如旅遊景點「唐城」，原意是打造一個影城，「可是這項目失敗，現在成了一個主題公園，而最後香港的電影人才也沒有來到新加坡。」項目失敗的具體原因，「或許是因為需求根本不在這裏」。他說，「你可以看到，政府發展藝術，動機比較多是經濟原因。而帶頭推動事情的，也是與經濟發展有關的政府部門」。
千禧年前後
藝術發展的方向，看來愈走愈正面，新加坡政府不單認為這可以是一門有經濟貢獻、至少不用花費太多公帑支援的產業，更可以為新加坡營造創新的環境。「他們意識到，即使你有生產力，但產品也需要創意、設計，而發展這種工業，藝術可以幫上忙。在政府眼中，藝術不再只是一種可以賺錢的商品。」
創新城市3個T
千禧年代，世界各地有不少大城巿都開始提出創新城巿的概念，Kenneth說，這大概是源自於美國一個管理學院教授寫的書《創新階層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書裏嘗試分析了美國城巿發展相對成功，原因在於三個T﹕科技（Technology）、才能（Talent）、容忍度（Tolerance）。
科技活動愈集中，愈突顯這個地方創新，這個不難理解。至於才能，「他的意思是富才能的創新階層。他們不單止包括藝術家、設計師，還可能是髮型師、科學研究員，特徵是相對流動，例如在不同地方逗留、移動，而不會感到不安」。
第三個T，是容忍度。「他提出三種量度方法。第一是這個地方共存的文化如何多元，例如外來移民的來源地是否很廣，一個文化多元的地方，人們可以和平共存，這地方有好大的容忍度。第二是這個地方是否有很多藝術活動發生。第三，是同性戀指數。若這個地方有相對高的同性戀人口，而又可以自由地、毋須隱蔽地生活，也代表這地方的人，能接受別人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容忍度很高。」
《創新階層的興起》
作者﹕Richard Florida
文/ 陳嘉文
圖/ 陳嘉文、網上圖片
編輯/ 麥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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