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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我在12月初出版的《亞洲週刊》曾經指出，9月底由學聯及學民思潮率先發難、之後由雙學主導的「佔鐘運動」由策劃到背後的理念，其實早已於1年半前港大學生會會刊《學苑》已有非常詳細的論述（2013年5月號《學苑》）。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同學為2012年至2013年度《學苑》副總編輯。佔中期間，周永康同學的言論，離不開說運動是「對準政權」、「向政權施壓」等充滿港獨色彩的言論。而這一類港獨傾向言論正正便是在2013年5月號《學苑》及以後幾期《學苑》均有詳細論述的主張（參閱2013年5月號《學苑》的〈佔領中環cd 香港革命〉、2014年2月號《學苑》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014年4月號《學苑》的〈2046香港盡頭〉、和佔中爆發前夕出版的2014年9月號《學苑》的〈香港民主獨立〉）。
其實，佔中發生後，內地官方媒體已直指被西方媒體宣傳為「雨傘革命」的佔中運動為港版的「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一詞源於2004年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發生的「橙色革命」。當年11月為數達50萬人聚集在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亦稱Independence Square）紮營抗議由親俄羅斯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勝出的總統選舉在選舉中舞弊。最後導致烏克蘭最高法院介入頒令重選。重選結果由以橙色為象徵的反對派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以52%對亞努科維奇的44%選票勝出。尤先科勝出後在獨立廣場舉行公開就職儀式，象徵「橙色革命」以勝利告終。
「廣場治」的共同特徵
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的焦點一直在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因此產生了一個新名詞叫Maidancracy（廣場政治），意思是指為反對現政權以通過群衆大規模於國家首都心臟地帶聚集謀求改變政權、或改變政府組成、或改變政府政策的都稱為「廣場政治」。
2013年6月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舉行的TED環球會議以一篇〈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為題演講而一鳴驚人的李世默先生稱Maidancracy為「廣場治」（Rule of the Square）。李世默先生將「廣場治」的共同特徵歸納為：
（一）民衆對現狀或未來走向有所不滿；
（二）普羅參與者大多出於善意，但這種運動通常由抱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家所領導；
（三）媒體搖旗吶喊、煽風點火使局勢惡化至不可收拾；
（四）「民主」是必然打着的旗號。
「廣場政治」在烏克蘭弔詭的是，在2004年重選失敗親俄的亞努科維奇在2010年的選舉中勝出奪取總統寶座，並在勝出後將2004年「橙色革命」後的憲法取消；引致2014年2月另一次「廣場政治」運動發生。反對派為要求恢復2004年憲法及抗議亞努科維奇政府中止為烏克蘭與歐盟結盟的協定簽約準備工作，而進行另一次革命。「廣場政治」再次發揮了它的威力，20萬人聚集在首都基輔演變成為烏克蘭各地佔領政府建築物的革命，結果是亞努科維奇倒台出走。
由學聯主導、剛完結的佔領中環是具有濃烈港獨傾向理念推動的港版「廣場政治」運動。
《學苑》為佔中定下的綱領為以「廣場政治」挑戰極權，並希望以此引發內地台獨、疆獨、藏獨等各種反共勢力興風作浪，而迫使中共為止蝕避免對國民失去控制，把損失控制於深圳河以南，而在香港普選問題上讓步。（見2013年5月號《學苑》第24頁）。
「廣場政治」運動的威力是通過足夠數量的民衆對國家首都心臟地帶的癱瘓，可以迫使一個或是獨裁的、或是貪腐的、或是非民主產生的政府倒台。「廣場政治」形式的革命有別於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世紀的武裝革命。原因是現代文明社會，資訊發達，執政的政權，無論如何獨裁均已無可能不受克制地使用武力鎮壓反對力量。「廣場政治」一詞在1989年仍未出現，但1989年20多萬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進行的民主運動實質上便是「廣場政治」運動，也是唯一執政政權以武力鎮壓完全成功的一次。除此以外「廣場政治」運動的結果往往循幾個必然的軌迹發展。
「廣場政治」必然的軌迹發展
除了烏克蘭兩次親西方力量通過「廣場政治」運動推倒親俄總統外；有如2011年埃及首都開羅塔利爾廣場（解放廣場）以「廣場政治」運動推倒執政30年的穆巴拉克獨裁政權，但之後2013親美國的埃及軍方卻以政變方式推倒經合法選舉產生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
又或者如敘利亞般的反政府運動遇到血腥鎮壓，引發內戰。又或如泰國的紅衫軍黃衫軍般反覆在首都曼谷糾纏，令國家陷入無止境的紛爭。「廣場政治」形式的革命的另一類結果體現在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聚集在首都馬尼拉的群衆迫使軍隊拒絕執行鎮壓的命令，導致獨裁的馬可斯總統出走下台。
「廣場政治」運動的威力，不單在於可以通過只佔整體人口比例極少數的民衆的堅持、以最少的暴力、便可以推倒一個貪污、腐敗、獨裁、或非民主產生的政府；也在於它也同時可以推倒一個經合法選舉產生的政府。也因如此，「廣場政治」便被指為西方國家顛覆一些西方國家不喜歡的小國政府的工具。
面對「廣場政治」運動，歷史已經證明在現今文明社會，一些小的國家在處理上可以的選擇不多。可以想像，一個三數千萬人的國家，當有20萬到50萬群衆聚集在她的首都的心臟地帶誓不罷休地提出政治訴求。這些國家，即使動用了首都的全部警力，也無法處理。結果便只有兩個，一是出動軍隊實彈鎮壓，一是就範於聚集群衆的要求。而事實上，第一種選擇並非可行的選擇，因為實彈鎮壓的後果帶來的將是內戰或國際制裁。兩者任何一種情况發生，這些小國家均無法獨立運作下去，要麼便是政府倒台， 要麼便是被外國干預勉強支撐下去，延續的卻是沒有盡頭的紛亂。
「廣場政治」是小國政府、特別是缺乏認受性政府的噩夢。西方媒體美化「廣場政治」中佔領者及妖魔化被佔領者反對的政權，往往促成了「廣場政治」運動必然向某一特定的方向發展。
香港不是一個小國家，只是一個小地方。一些激進年輕人以「廣場政治」為師承手段，以擺脫中國用本土本位為名走向獨立為綱領，意圖以「對準政權」對着幹的思維和手段帶領群衆向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施壓，罔顧對手的強大和大多數香港市民仍未有接受港獨思維的政治現實，顯然是幼稚和盲動的行為。
佔領運動是非常好的公民教育
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不單暴露了這次運動領導者的幼稚和不成熟，也使廣大市民有一次很好的機會，精細地看清了一些本地媒體、掌握輿論公器的評論員、一些貌似中立的學者的不專業不公正言論，和一些號稱維護法治的律師和法律學者提出的大量有違法治精神的歪理。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公民教育，教育市民挑戰和批判的不單是政府官員的權威，也挑戰和批判這些他們每天都聽到的意見領袖的偏頗言論。
一位在香港定居的上海律師朋友從電視新聞看金鐘清場直播時發短訊給我這樣說﹕「全世界最文明的警察就是香港警察。對不反抗的都不上銬。願意走的自己走。賴在地上不肯起身的4人抬走。一個一個拉的時候反覆叫被拘捕者配合，做思想穩定工作，沒有一個國家的警察會這樣吧。今天見證香港歷史的重要一刻。」
佔領初期，很多同齡朋友對我表達他們的憂心忡忡，我對他們說﹕「也不用太擔心，因為我深信In the end， common sense reigns.」在香港佔領運動過程中大多數香港市民所表現的守法、理性、耐性、包容和心清眼亮明辨是非的同理心，到絕對和平的結束方式，不單是包括了佔領者、香港警察和香港市民在內的香港人的驕傲，也給世界做了一個處理「廣場政治」運動的典範。也許，將來某一天在某一個國家在發生「廣場政治」運動的時候，香港的經驗足以給他們在考慮該如何處理時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同學為2012年至2013年度《學苑》副總編輯。佔中期間，周永康同學的言論，離不開說運動是「對準政權」、「向政權施壓」等充滿港獨色彩的言論。而這一類港獨傾向言論正正便是在2013年5月號《學苑》及以後幾期《學苑》均有詳細論述的主張（參閱2013年5月號《學苑》的〈佔領中環cd 香港革命〉、2014年2月號《學苑》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014年4月號《學苑》的〈2046香港盡頭〉、和佔中爆發前夕出版的2014年9月號《學苑》的〈香港民主獨立〉）。
其實，佔中發生後，內地官方媒體已直指被西方媒體宣傳為「雨傘革命」的佔中運動為港版的「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一詞源於2004年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發生的「橙色革命」。當年11月為數達50萬人聚集在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亦稱Independence Square）紮營抗議由親俄羅斯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勝出的總統選舉在選舉中舞弊。最後導致烏克蘭最高法院介入頒令重選。重選結果由以橙色為象徵的反對派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以52%對亞努科維奇的44%選票勝出。尤先科勝出後在獨立廣場舉行公開就職儀式，象徵「橙色革命」以勝利告終。
「廣場治」的共同特徵
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的焦點一直在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Maidan Nezalezhnosti）。因此產生了一個新名詞叫Maidancracy（廣場政治），意思是指為反對現政權以通過群衆大規模於國家首都心臟地帶聚集謀求改變政權、或改變政府組成、或改變政府政策的都稱為「廣場政治」。
2013年6月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舉行的TED環球會議以一篇〈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為題演講而一鳴驚人的李世默先生稱Maidancracy為「廣場治」（Rule of the Square）。李世默先生將「廣場治」的共同特徵歸納為：
（一）民衆對現狀或未來走向有所不滿；
（二）普羅參與者大多出於善意，但這種運動通常由抱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家所領導；
（三）媒體搖旗吶喊、煽風點火使局勢惡化至不可收拾；
（四）「民主」是必然打着的旗號。
「廣場政治」在烏克蘭弔詭的是，在2004年重選失敗親俄的亞努科維奇在2010年的選舉中勝出奪取總統寶座，並在勝出後將2004年「橙色革命」後的憲法取消；引致2014年2月另一次「廣場政治」運動發生。反對派為要求恢復2004年憲法及抗議亞努科維奇政府中止為烏克蘭與歐盟結盟的協定簽約準備工作，而進行另一次革命。「廣場政治」再次發揮了它的威力，20萬人聚集在首都基輔演變成為烏克蘭各地佔領政府建築物的革命，結果是亞努科維奇倒台出走。
由學聯主導、剛完結的佔領中環是具有濃烈港獨傾向理念推動的港版「廣場政治」運動。
《學苑》為佔中定下的綱領為以「廣場政治」挑戰極權，並希望以此引發內地台獨、疆獨、藏獨等各種反共勢力興風作浪，而迫使中共為止蝕避免對國民失去控制，把損失控制於深圳河以南，而在香港普選問題上讓步。（見2013年5月號《學苑》第24頁）。
「廣場政治」運動的威力是通過足夠數量的民衆對國家首都心臟地帶的癱瘓，可以迫使一個或是獨裁的、或是貪腐的、或是非民主產生的政府倒台。「廣場政治」形式的革命有別於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世紀的武裝革命。原因是現代文明社會，資訊發達，執政的政權，無論如何獨裁均已無可能不受克制地使用武力鎮壓反對力量。「廣場政治」一詞在1989年仍未出現，但1989年20多萬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進行的民主運動實質上便是「廣場政治」運動，也是唯一執政政權以武力鎮壓完全成功的一次。除此以外「廣場政治」運動的結果往往循幾個必然的軌迹發展。
「廣場政治」必然的軌迹發展
除了烏克蘭兩次親西方力量通過「廣場政治」運動推倒親俄總統外；有如2011年埃及首都開羅塔利爾廣場（解放廣場）以「廣場政治」運動推倒執政30年的穆巴拉克獨裁政權，但之後2013親美國的埃及軍方卻以政變方式推倒經合法選舉產生的穆斯林兄弟會政府。
又或者如敘利亞般的反政府運動遇到血腥鎮壓，引發內戰。又或如泰國的紅衫軍黃衫軍般反覆在首都曼谷糾纏，令國家陷入無止境的紛爭。「廣場政治」形式的革命的另一類結果體現在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聚集在首都馬尼拉的群衆迫使軍隊拒絕執行鎮壓的命令，導致獨裁的馬可斯總統出走下台。
「廣場政治」運動的威力，不單在於可以通過只佔整體人口比例極少數的民衆的堅持、以最少的暴力、便可以推倒一個貪污、腐敗、獨裁、或非民主產生的政府；也在於它也同時可以推倒一個經合法選舉產生的政府。也因如此，「廣場政治」便被指為西方國家顛覆一些西方國家不喜歡的小國政府的工具。
面對「廣場政治」運動，歷史已經證明在現今文明社會，一些小的國家在處理上可以的選擇不多。可以想像，一個三數千萬人的國家，當有20萬到50萬群衆聚集在她的首都的心臟地帶誓不罷休地提出政治訴求。這些國家，即使動用了首都的全部警力，也無法處理。結果便只有兩個，一是出動軍隊實彈鎮壓，一是就範於聚集群衆的要求。而事實上，第一種選擇並非可行的選擇，因為實彈鎮壓的後果帶來的將是內戰或國際制裁。兩者任何一種情况發生，這些小國家均無法獨立運作下去，要麼便是政府倒台， 要麼便是被外國干預勉強支撐下去，延續的卻是沒有盡頭的紛亂。
「廣場政治」是小國政府、特別是缺乏認受性政府的噩夢。西方媒體美化「廣場政治」中佔領者及妖魔化被佔領者反對的政權，往往促成了「廣場政治」運動必然向某一特定的方向發展。
香港不是一個小國家，只是一個小地方。一些激進年輕人以「廣場政治」為師承手段，以擺脫中國用本土本位為名走向獨立為綱領，意圖以「對準政權」對着幹的思維和手段帶領群衆向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施壓，罔顧對手的強大和大多數香港市民仍未有接受港獨思維的政治現實，顯然是幼稚和盲動的行為。
佔領運動是非常好的公民教育
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不單暴露了這次運動領導者的幼稚和不成熟，也使廣大市民有一次很好的機會，精細地看清了一些本地媒體、掌握輿論公器的評論員、一些貌似中立的學者的不專業不公正言論，和一些號稱維護法治的律師和法律學者提出的大量有違法治精神的歪理。那是一次非常好的公民教育，教育市民挑戰和批判的不單是政府官員的權威，也挑戰和批判這些他們每天都聽到的意見領袖的偏頗言論。
一位在香港定居的上海律師朋友從電視新聞看金鐘清場直播時發短訊給我這樣說﹕「全世界最文明的警察就是香港警察。對不反抗的都不上銬。願意走的自己走。賴在地上不肯起身的4人抬走。一個一個拉的時候反覆叫被拘捕者配合，做思想穩定工作，沒有一個國家的警察會這樣吧。今天見證香港歷史的重要一刻。」
佔領初期，很多同齡朋友對我表達他們的憂心忡忡，我對他們說﹕「也不用太擔心，因為我深信In the end， common sense reigns.」在香港佔領運動過程中大多數香港市民所表現的守法、理性、耐性、包容和心清眼亮明辨是非的同理心，到絕對和平的結束方式，不單是包括了佔領者、香港警察和香港市民在內的香港人的驕傲，也給世界做了一個處理「廣場政治」運動的典範。也許，將來某一天在某一個國家在發生「廣場政治」運動的時候，香港的經驗足以給他們在考慮該如何處理時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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