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這不是一個終結，這甚至不是一個終結的開始，卻可能只是一個開始的終結。）
——邱吉爾在二次大戰英國處於艱困時說
當盒子已經打開
隨着佔領運動於旺角、金鐘、銅鑼灣相繼被清場，運動看似告一段落，特區政府或許會覺得可以鬆一口氣。但其實，正如前述，這並不是一個終結的開始，相反，只是一個開始的終結。一個「抗爭年代」的盒子已經打開，沒有人能夠把抗爭的精靈重新收回盒子之內。
這次雨傘運動最深遠的影響之一，就是它讓抗爭走出以往的界限，挑戰了既有的禁忌。
當「佔領中環」最初被提出時，它帶出了一個相關理念叫「公民抗命」，由最初的堵路，到近日曾經討論過的罷交稅款和公屋租金，這些抗爭方式不單走出了以往的框框，更挑戰了法律的界限，讓政府受到更大的衝擊，亦因而惹來社會的巨大爭議以至撕裂。
當界限已經再不是界限，禁忌再不是禁忌
而讓問題變本加厲的是，雖然佔中三子以及一些學者，很努力地嘗試把公民抗命有關的學理說清楚，並企圖把這套實踐限制於一個負責任和邏輯嚴謹的範圍之內，但現實政治的發展，卻不會完全服膺於書生之見。固然，有很多人貫徹始終負責任的進行公民抗命，並堅持到最後自首和清場時接受被捕，以體現尊重法治、承擔法律後果的精神，但同時，也有部分人，對公民抗命的理解卻不一定這麼嚴謹，甚至簡化為：為了公義，就可以犯法，甚至不需要為此負上責任。
其實雨傘運動發展過來，抗爭方式很多時與佔中三子原先構想的相去甚遠，不單「和平非暴力」這一條守得十分艱難，最後出現了零星的衝擊和流血事件，到後來更發展出「鳩嗚」之類的行為，更遠非他們所願見。最後才出現朱耀明牧師在記者會中老淚縱橫的場面，認為運動已經偏離他們一向主張的愛與和平。
但更讓人擔憂的是，正如戴耀廷上周六出席電台節目總結佔領運動經驗時說，雖然他表明自己一定不會號召暴力抗爭，但卻擔心很多人覺得「和平非暴力」這原則已經「out」，未必有耐性繼續透過和平的方式去爭取。
當循規蹈矩的抗爭方式已經變得不痛不癢
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當然大家極不願見，但特區政府和北京都要明白，他們要為此負上很大責任。當傳統循規蹈矩的抗爭方式，對政府變得不痛不癢時，試問抗爭者還會如何選擇？
讓我們回顧歷史。1990年代，當大家對議會政治還有憧憬，議會還能夠有所作為時，大家嘗試透過議會解決問題，社運遂進入了一個休眠期；到了九七回歸後，議會因為分組點票、比例代表制、《基本法》第74條3道「緊箍咒」，而被廢了武功，人們開始走出議會，把政治訴求訴諸上街，結果發展到2003年50萬人上街，讓董建華下台；但到了梁振英上台後，無論有幾多次四五十萬人上街，他都視若無睹、無動於中、「闊佬懶理」時，人們亦唯有把抗爭升級至公民抗命、堵路的層次。
事實上，近年「議會政治無用論」充斥，這是社運激進化的一大背景。例如，當2014年6月，時任財委會主席的建制派議員吳亮星，可在泛民議員離席包圍主席台就會議程序理論時，「夾硬」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况下，在1分鐘內匆匆完成投票表決；又例如，每次面對社會上具爭議性議題，建制派都恃着選舉制度為他們製造了議會上的多數，而未經理順問題，便「夾硬」通過，這樣，議會政治無用論，以及鼓吹激烈街頭抗爭論，只會愈來愈有市場。
試問，如果公民抗命、堵路等和平非暴力抗爭，最後也被證明是對當權者不痛不癢時，你覺得抗爭者會乾脆認命，鳴金收兵，還是進一步再把行動升級呢？又如果再升級，那又會是一種怎樣的抗爭呢？
事實上，11月下旬，當佔領運動進入僵局時，據知情者透露，有激進的抗爭者便提出過要摒棄「和平非暴力」這個原則，更至少在3個不同場合發表過有關宣言，要放棄和平非暴力，把行動升級，讓雙學承受巨大壓力，更與三子及泛民政黨發生過激烈爭論。結果，學生妥協的結果，是發動了11月30日晚包圍政府總部的行動，但也造成了流血收場。
當政治領導已經被削弱以至摧殘
我擔心，當特區政府和北京繼續冷待抗爭者的政治訴求，在抗爭者之間，要把行動升級，超越和平非暴力這界線的聲音，只會愈來愈大，尤其是三子這類溫和派淡出運動之後，運動中更會少了制衡力量，抗爭可以變得愈來愈無規範和「紅線」。
過去一段長時間，北京透過各種方法打壓本港泛民政黨以至其他民主派人士，包括透過其控制和能夠影響到的絕大多數香港媒體，對他們一直口誅筆伐，結果，是把他們弄得遍體鱗傷，餘下來還有聲望的人士所餘無幾，再難團結各方，領導運動。再加上，今次雨傘運動本身便是一場民間自發的運動，在運動中不斷出現「沒有大會，只有群眾」、「拆大台」之類的聲音，讓運動的領導愈來愈遭削弱。這樣的結果，是當抗爭中出現了過激、越軌的行為，也沒有人可以勸阻。
我相信無論民主黨、公民黨、工黨這些泛民主流政黨，又或者佔中三子和雙學，都不會贊成民眾以「鳩嗚」這種對無辜商戶會造成滋擾的方式來抗爭，但當運動的領導被削弱了之後，還有何人可以說服民眾不要這樣做，更遑論指揮。
再者，過去20年是整個政治制度，到了梁振英上台，尤其是雨傘運動之後，甚至是警隊這樣的執法機構，公信力和公正性都開始備受質疑，當抗爭者再不相信現存的制度之後，更加會助長他們出軌抗爭的決心。
因此，當打破了一切框框和禁忌之後，未來抗爭可以變得愈來愈無規範和「紅線」，亦因為民主運動的領導被削弱和摧殘，抗爭也變得再沒有人可以駕馭，結果就是，政府將面對愈來愈激烈的抗爭，香港將變得愈來愈不可管治。
但正如上一篇所論及，中央會在乎嗎？
（後佔中系列之二）
#因為聖誕假期關係，本系列下一篇改在12月30日星期二刊出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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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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