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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明報》接連兩周推出「深度報道——樓市怪象」系列，以房屋居住為專題，把港人居住面積、本港物業總值，與鄰近或主要城市比較。從數字上看，本港樓市折射出來的畸形程度，近乎荒謬；以本港人均生產總值超過4萬美元的高度經濟發展，人均居住質素那麼低，而物業所代表的財富卻那麼高，完全不成比例。大批年輕人最近走上街頭參加佔領運動，爭取民主普選，顯然只是觸發點，他們對現狀不滿、對置業安居絕望，相信也是原因之一。港人若不能從居住的枷鎖解放出來，香港社會的不安與躁動將會持續難息。
人均居住面積叨陪末座
物業總值可購3個紐約市
上周三的「深度報道」就港人每戶平均居住面積，與新加坡、首爾、東京、上海和台北比較，發現本港叨陪末座，人均只有約160平方呎；這是1990年代的數字，也就是說，這20年來港人的居住質素停滯不前。上海在1990年是96呎，現在人均居住面積360呎，遠遠拋離香港。再以首爾為例，城市面積未及香港六成，人口達1044萬，但是首爾居民平均每戶2.5人，居住面積63平方米；香港平均每戶2.9人，每戶平均面積只有43.5平方米，僅及首爾的一半多一點。港人居住環境之侷促，可見一斑。
港人居住空間狹小，若居住負擔相應減輕，則心理上可能較平衡一點，問題是港人的蝸居價格，卻冠絕這些城市。今日的「深度報道」（刊A12、13）比較了本港與紐約市（New York City）、新加坡的物業總值，2014年本港物業總市值約20.6萬億元，紐約市及新加坡分別為6.7萬億元與7.8萬億元。即是說，本港物業市值是紐約市的3倍、新加坡的兩倍半。如果變賣了香港物業，可以購買3個紐約市的物業，確實很誇張。若人人都置業安居，樓價的紙上富貴，某一程度可讓人麻醉，可是本港盡多無殼一族望樓興嘆，樓價早已脫離他們可負擔的程度；正常情况下，年輕人憑一己之力，難以置業安居、成家立室。
以公營機構房協近期推售長沙灣的樓花盤喜盈為例，定價最低的一房單位，實用面積399呎，折實價468.4萬元；若購入自住，相信只有單身族或兩口之家才合用。根據最新統計數據，香港截至第二季的打工仔個人收入中位數約1.3萬元，不計外傭的家庭中位數收入約2.25萬元，則購入房協這個單位，就算只付三成首期也要儲有140.52萬元；如是一個中位收入的打工仔，不吃不喝也要儲9年才夠首期，如支出佔一半收入，就要18年才儲夠首期買樓。即是說，一對夫婦組成家庭，他們的收入是中位數2.25萬元，若也是花費一半支出，也要儲10年以上才夠付首期。這種情况，年輕一代對前景不感到沮喪，才是咄咄怪事。
香港樓市近幾年狂飈，全球低息環境固然是因素之一，但本港樓市供應斷層，形成供需失衡，是樓價飈升的主要原因。前任特首曾蔭權由出任政務司長至特首約10年來，於土地儲備方面廣受指摘，土地與房屋供應基本上由發展商主導，終而形成現時樓市的特大泡沫；泡沫的爆破之日，香港經濟要付出多大代價？實在難以估量。任誰都知道，沒有只升不跌的樓市；升得愈高，必然跌得愈重，港人將要付出的代價，無疑是人禍所致。
梁振英接任特首之後，視土地房屋政策為重中之重，他以管理需求和增加供應兩招應對，只是沉痾太久，三兩年內不可能扭轉供應不足。此外，整體社會氛圍對梁振英擘劃大規模土地供應和儲備，也多所窒礙，形成樓市屢經治理，樓價則持續照升。現在呎價創新高已非新聞，這頭脫韁野馬，似乎只能讓牠跑至累死而已。
土地使用是政治問題
交全民討論公決
梁振英政府努力搜索土地，可是對土地房屋問題的認知，仍然停留在民生思維狀態。其實，土地房屋問題，以本港所處的特定時空，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問題。政府推動新界東北發展、規劃填海所遇到的阻滯，充分說明單以民生訴求，難以說服反對力量，唯有循政治層面應對才有望收綱舉目張之效。過去，港英當局幾個階段的土地政策都有濃烈政治意涵，例如1960年代兩場暴動之後，大量興建公營房屋，以消解大量南來人口衍生的部分政治問題；1976年宣布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目的為增加市民對社會的歸屬感；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推出逾千億元玫瑰園計劃，都是政治考量壓倒一切。
現在，社會對土地如何使用，七嘴八舌，言人人殊。本港不缺土地，政府更是最大地主，只是未能把部分土地從桎梏中解放出來。例如本港總面積約1104平方公里土地，用於住宅的土地只佔7%；只要住宅用地佔總面積增加一個百分點，就可以住100萬人，增加多至3個百分點，則港人居住面積就大一點，也並非不可實現的夢想。香港土地如何使用才符合最大利益，是全港市民的大事，不應該成為環保人士的禁臠。政府應該讓沉默的大多數有機會就此表達意見和抉擇，我們建議為此組織一次大辯論，讓全民充分參與，然後以全民公決方式反映意志，因為唯有這樣才可以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使香港得以鬆綁。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人均居住面積叨陪末座
物業總值可購3個紐約市
上周三的「深度報道」就港人每戶平均居住面積，與新加坡、首爾、東京、上海和台北比較，發現本港叨陪末座，人均只有約160平方呎；這是1990年代的數字，也就是說，這20年來港人的居住質素停滯不前。上海在1990年是96呎，現在人均居住面積360呎，遠遠拋離香港。再以首爾為例，城市面積未及香港六成，人口達1044萬，但是首爾居民平均每戶2.5人，居住面積63平方米；香港平均每戶2.9人，每戶平均面積只有43.5平方米，僅及首爾的一半多一點。港人居住環境之侷促，可見一斑。
港人居住空間狹小，若居住負擔相應減輕，則心理上可能較平衡一點，問題是港人的蝸居價格，卻冠絕這些城市。今日的「深度報道」（刊A12、13）比較了本港與紐約市（New York City）、新加坡的物業總值，2014年本港物業總市值約20.6萬億元，紐約市及新加坡分別為6.7萬億元與7.8萬億元。即是說，本港物業市值是紐約市的3倍、新加坡的兩倍半。如果變賣了香港物業，可以購買3個紐約市的物業，確實很誇張。若人人都置業安居，樓價的紙上富貴，某一程度可讓人麻醉，可是本港盡多無殼一族望樓興嘆，樓價早已脫離他們可負擔的程度；正常情况下，年輕人憑一己之力，難以置業安居、成家立室。
以公營機構房協近期推售長沙灣的樓花盤喜盈為例，定價最低的一房單位，實用面積399呎，折實價468.4萬元；若購入自住，相信只有單身族或兩口之家才合用。根據最新統計數據，香港截至第二季的打工仔個人收入中位數約1.3萬元，不計外傭的家庭中位數收入約2.25萬元，則購入房協這個單位，就算只付三成首期也要儲有140.52萬元；如是一個中位收入的打工仔，不吃不喝也要儲9年才夠首期，如支出佔一半收入，就要18年才儲夠首期買樓。即是說，一對夫婦組成家庭，他們的收入是中位數2.25萬元，若也是花費一半支出，也要儲10年以上才夠付首期。這種情况，年輕一代對前景不感到沮喪，才是咄咄怪事。
香港樓市近幾年狂飈，全球低息環境固然是因素之一，但本港樓市供應斷層，形成供需失衡，是樓價飈升的主要原因。前任特首曾蔭權由出任政務司長至特首約10年來，於土地儲備方面廣受指摘，土地與房屋供應基本上由發展商主導，終而形成現時樓市的特大泡沫；泡沫的爆破之日，香港經濟要付出多大代價？實在難以估量。任誰都知道，沒有只升不跌的樓市；升得愈高，必然跌得愈重，港人將要付出的代價，無疑是人禍所致。
梁振英接任特首之後，視土地房屋政策為重中之重，他以管理需求和增加供應兩招應對，只是沉痾太久，三兩年內不可能扭轉供應不足。此外，整體社會氛圍對梁振英擘劃大規模土地供應和儲備，也多所窒礙，形成樓市屢經治理，樓價則持續照升。現在呎價創新高已非新聞，這頭脫韁野馬，似乎只能讓牠跑至累死而已。
土地使用是政治問題
交全民討論公決
梁振英政府努力搜索土地，可是對土地房屋問題的認知，仍然停留在民生思維狀態。其實，土地房屋問題，以本港所處的特定時空，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問題。政府推動新界東北發展、規劃填海所遇到的阻滯，充分說明單以民生訴求，難以說服反對力量，唯有循政治層面應對才有望收綱舉目張之效。過去，港英當局幾個階段的土地政策都有濃烈政治意涵，例如1960年代兩場暴動之後，大量興建公營房屋，以消解大量南來人口衍生的部分政治問題；1976年宣布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目的為增加市民對社會的歸屬感；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推出逾千億元玫瑰園計劃，都是政治考量壓倒一切。
現在，社會對土地如何使用，七嘴八舌，言人人殊。本港不缺土地，政府更是最大地主，只是未能把部分土地從桎梏中解放出來。例如本港總面積約1104平方公里土地，用於住宅的土地只佔7%；只要住宅用地佔總面積增加一個百分點，就可以住100萬人，增加多至3個百分點，則港人居住面積就大一點，也並非不可實現的夢想。香港土地如何使用才符合最大利益，是全港市民的大事，不應該成為環保人士的禁臠。政府應該讓沉默的大多數有機會就此表達意見和抉擇，我們建議為此組織一次大辯論，讓全民充分參與，然後以全民公決方式反映意志，因為唯有這樣才可以徹底解決土地問題，使香港得以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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