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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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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政治學大師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新作《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以希臘和意大利等國家的政治發展經驗為例，指民主選舉若早於高效能的現代行政機關出現，很容易會衍生大規模的買票賣票和政治酬庸，導致政府腐敗及低效，無法妥善管理財政及提供公共服務。內地一些學者雀躍地認為，福山的論說印證了中國先從事經濟建設不着急改革政治制度的國策，其實很可能誤解了福山，福山在新作中明確批評中國的行政機關權力過大，缺乏制衡，無法適應數億城鎮人口及中產階層湧現的社會新格局，現有政制難以持續，第一步應是落實法治，第二步是發展民主，習近平攻擊「憲政」是「高度倒退」（highly regressive)。
「習近平攻擊憲政是高度倒退」
福山在著作中對中國有不少讚賞和肯定，例如指鄧小平是20世紀其中一位最偉大的政治家，中國近30年的經濟發展速度超過很多民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國在2000年前已懂得用教育和考試建立起一個以才能為基礎的中央行政官僚制度。不過，他對中國落後和失敗的一面，也相當直率，例如他指「六四」事件的處理是血腥鎮壓，指中國是極權專制國家，人權和產權均缺乏有效保障，貪污腐敗愈來愈不受控制等，而薄熙來事件則再次提醒世人，鄧小平主政後雖然對權位繼承設定了各種規則，但這些規則隨時可以改變。
福山認為，現代國家的政治制度有3條支柱，分別是高效的行政機關、以法限權的法治（不是以法治人），以及民主問責制度，中國只有第一項而缺乏第二及第三項，是不穩定的政治架構，跟區內國家如日本比較，明顯較為落後。福山指出，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和日本同樣面對西方列強的軍事威脅，中國雖然推翻了滿清帝制，但在政治制度革新上建樹不多，鄧小平復出後建立的不過是傳統的官僚制度。日本的明治維新較為成功，非但在短時間內建立起有效的中央行政機關，其後還建立了一套對天皇和官僚都有約束力的憲法和法律制度，為日後的法治奠定基礎。日本的文官制度在1930年代被好戰的軍人騎劫，法西斯主義橫行，令全亞洲捲入戰爭災難，但戰敗後日本應美國要求實施新憲法和民主選舉，便3條支柱都具備，政治架構漸趨穩定成熟，足以應付工業化、城鎮化、中產化等社會及經濟架構巨變釋放的政治參與需求。
農村人口遷移 經濟難再成專制工具
福山在新作中有好幾章專門論述中國，他的核心主張是，隨着以億計的農村人口移居城鎮，以及大批從事各種專業的新興中產階層出現，年輕人又普遍受到較過去良好的教育，必然會導致政治制度的變革，因為原來行政獨大不受法治或民主制衡的上層結構，無法適應下層的社經結構變化。中國政府過去是靠不斷改善經濟來合理化專制統治，以及壓制新興社會階層有組織地參與政治，但隨着貪污橫行分配不公，經濟增長步伐放緩，原來的方法已漸漸失效，習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能否扭轉局面，仍有待觀察，但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來看，中國是迴避不了發展另外兩條支柱（法治和民主）。
福山對「中國模式」有肯定之處，他認為一個不受法治和民主制約的政府，如果有良好的領袖，有時候確實可以較快實施巨大和困難的社會政策，中國近30年在經濟增長、減少貧窮及提供基本服務上的表現，跟大部分威權國家和眾多民主國家比較，可算表現極佳，但這個模式最主要的問題是無法避免間中會出現「壞皇帝」。福山認為，中國的威權體制的延續性正面對幾方面的威脅，包括它可能產生毛澤東式魅力型領袖，取代鄧小平主政以來的集體領導，其次是中央政府可能無法駕馭各種利益集團，例如地方政府、大型國企、中央部門等，最後是體制本身的合法性仍建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等西方意識形態，並非中國傳統價值。
威權體制忌「壞皇帝」利益集團
福山認為，要解決「壞皇帝」問題，長遠來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針對國家權力增加正式的程序制約，這意味第一步應穩定地擴大規則為本的決策，以及令法律適用於更高層次的政府和黨。第二步的要求是擴大政治參與。從不受制約過渡至正式制約，可以是漸進的，初期的焦點應是法律而非問責，現有的中國憲法其實是不錯的基礎，可藉此建立法制，但長遠來說法治和民主均有必要，中國的政制才可持續。福山認為，中國現有領導層自信滿滿，無意推動政治改革，但當中產階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力量，改變便有可能發生。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
「習近平攻擊憲政是高度倒退」
福山在著作中對中國有不少讚賞和肯定，例如指鄧小平是20世紀其中一位最偉大的政治家，中國近30年的經濟發展速度超過很多民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國在2000年前已懂得用教育和考試建立起一個以才能為基礎的中央行政官僚制度。不過，他對中國落後和失敗的一面，也相當直率，例如他指「六四」事件的處理是血腥鎮壓，指中國是極權專制國家，人權和產權均缺乏有效保障，貪污腐敗愈來愈不受控制等，而薄熙來事件則再次提醒世人，鄧小平主政後雖然對權位繼承設定了各種規則，但這些規則隨時可以改變。
福山認為，現代國家的政治制度有3條支柱，分別是高效的行政機關、以法限權的法治（不是以法治人），以及民主問責制度，中國只有第一項而缺乏第二及第三項，是不穩定的政治架構，跟區內國家如日本比較，明顯較為落後。福山指出，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和日本同樣面對西方列強的軍事威脅，中國雖然推翻了滿清帝制，但在政治制度革新上建樹不多，鄧小平復出後建立的不過是傳統的官僚制度。日本的明治維新較為成功，非但在短時間內建立起有效的中央行政機關，其後還建立了一套對天皇和官僚都有約束力的憲法和法律制度，為日後的法治奠定基礎。日本的文官制度在1930年代被好戰的軍人騎劫，法西斯主義橫行，令全亞洲捲入戰爭災難，但戰敗後日本應美國要求實施新憲法和民主選舉，便3條支柱都具備，政治架構漸趨穩定成熟，足以應付工業化、城鎮化、中產化等社會及經濟架構巨變釋放的政治參與需求。
農村人口遷移 經濟難再成專制工具
福山在新作中有好幾章專門論述中國，他的核心主張是，隨着以億計的農村人口移居城鎮，以及大批從事各種專業的新興中產階層出現，年輕人又普遍受到較過去良好的教育，必然會導致政治制度的變革，因為原來行政獨大不受法治或民主制衡的上層結構，無法適應下層的社經結構變化。中國政府過去是靠不斷改善經濟來合理化專制統治，以及壓制新興社會階層有組織地參與政治，但隨着貪污橫行分配不公，經濟增長步伐放緩，原來的方法已漸漸失效，習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能否扭轉局面，仍有待觀察，但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來看，中國是迴避不了發展另外兩條支柱（法治和民主）。
福山對「中國模式」有肯定之處，他認為一個不受法治和民主制約的政府，如果有良好的領袖，有時候確實可以較快實施巨大和困難的社會政策，中國近30年在經濟增長、減少貧窮及提供基本服務上的表現，跟大部分威權國家和眾多民主國家比較，可算表現極佳，但這個模式最主要的問題是無法避免間中會出現「壞皇帝」。福山認為，中國的威權體制的延續性正面對幾方面的威脅，包括它可能產生毛澤東式魅力型領袖，取代鄧小平主政以來的集體領導，其次是中央政府可能無法駕馭各種利益集團，例如地方政府、大型國企、中央部門等，最後是體制本身的合法性仍建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等西方意識形態，並非中國傳統價值。
威權體制忌「壞皇帝」利益集團
福山認為，要解決「壞皇帝」問題，長遠來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針對國家權力增加正式的程序制約，這意味第一步應穩定地擴大規則為本的決策，以及令法律適用於更高層次的政府和黨。第二步的要求是擴大政治參與。從不受制約過渡至正式制約，可以是漸進的，初期的焦點應是法律而非問責，現有的中國憲法其實是不錯的基礎，可藉此建立法制，但長遠來說法治和民主均有必要，中國的政制才可持續。福山認為，中國現有領導層自信滿滿，無意推動政治改革，但當中產階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力量，改變便有可能發生。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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