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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佔領中環」運動的本質
香港在上月爆發的「佔領中環」事件，是長期社會積怨的爆發點。整個事件的本質，是香港市民透過行動向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表達對政制發展前景不明朗的不滿。行動本身採取「明知故犯」的方式，試圖通過自我犧牲的辦法，殘害香港經濟金融中心，以非法的手段來引起香港普羅市民及世界同情與關注。「佔中」運動旨在迫使中央政府在政制改革問題上給予讓步。但是，這種採取損害香港金融地位及法治的手段來迫使政府讓步的方式，間接反映了參與者無計可施、無可奈何的心理。因為他們除了這種極端手段以外，其他能夠有效反映意見的管道基本缺失，積怨難以得到疏導。
我們有必要認清，佔中的表面上是回應政改，但深層次卻反映對香港前景的迷惘。
釐清運動遠因近因
「佔中」作為回歸以來最大型的社會事件，是19世紀香港開埠以來繼1967年「反英抗暴」後最激進的非法集體社會行動；同時，「佔中」與當年「反英抗暴」有很多類近的社會結構成因。在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的「斗零暴動」中，事後的研究報告指出，在1960年代高速經濟發展過程中，因居住環境惡劣、青少年缺乏社會流動機會，而且官民溝通機制缺乏，以致不少在戰後出生以香港為家的第二代香港人產生極大的不公平感。次年，為響應國內文化大革命運動，1967年香港左派組織藉機鼓動香港市民反對港英政府管治，構成更大型的社會反抗運動。
40多年後的今天，「佔中運動」與「反英抗暴」有着類近的社會背景及經濟結構。回歸17年來，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仍能保持每年3至5個百分點增長，是全球所有發達城市罕有的。與此同時，香港在回歸17年來貧富懸殊問題突出，租金及房價也屢創新高，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市民勞碌半生，只為那咫尺居所。
但是，面對類近的窘境，新生代的立場與上代截然不同。不少香港中年一代仍然將成功與否歸咎於個人能力的問題，因此也願意承受這種不公平。但是，對於回歸後孕育新一代來說，不公平的問題是相當嚴峻的，他們對現存社會分配不均的現况心存不滿，且看不到香港未來發展前景。香港產業長期依賴金融、地產業，結構僵化，經濟缺少發展的活力和創新性。再者，包括近年爆發的中港矛盾、連串高官貪污案件以及特區政府向財閥政策傾斜的論調等一連串負面的社會現象，令年輕一代產生「求變」的信念，也讓市民普遍感受到香港「高度自治」、「廉潔」、「高效清廉公務員系統」等香港長期以來繁榮穩定的核心價值，一再遭受破壞。
基於上述社會背景，期望與能力的落差不斷擴大。社會的積怨及不滿，曾經被梁振英政府選舉前的政綱所帶來的政策期待而得到延緩。但隨着行政長官在經濟及民生政策上傾向保守，加上缺少廣泛支持時强行開展「國民教育」改革，和及後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 「8•31決定」等，普遍讓香港人感到，中央試圖改變不干預做法，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取代香港本土就政制達成內部共識的辦法。這種泛起的顧慮，無疑使港人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等回歸前達成的共識產生懷疑。市民不僅對香港經濟前景不樂觀，對中央政治的許諾和香港政治前景也失去信心。
運動已發展到關鍵轉捩點
我們必須了解「佔中運動」的本質及社會背景，同時也應注意到，中央政府在香港回歸後這個政治改革關鍵時刻，其憲制責任是責無旁貸的。借鑑「反英抗暴」後港英政府大力推動社會政策改革的經驗，在香港回歸後的管治及發展問題上，中央政府有必要採取積極主動的角色，重新建立官民互信關係，並將中港關係由過去側重愛國愛港陣營的傾向扭轉過來。
「一國兩制」是偉大中央領導人鄧小平同志的構想。「一國兩制」最偉大的貢獻，不僅是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更重要是讓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與香港地方的資本主義制度融入一個國家的政體內。要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有必要理解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中一些發展的必然規律，並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相配應的機制和程序，處理好國家社會主義與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中對政治、治理的理解差異問題。只有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豐富「一國兩制」的制度內涵，方能在新時代下，讓香港成為治國理政的參考經驗，開創我國首個地方政府首長通過選舉產生的歷史先河。
香港能否在普選後，準確地落實「一國兩制」並發展高質量的民主，很取決於中央政府在「佔中時期」能否準確把握民意的走向，並為「後佔中時期」提供重建中港良性互動及建立官民互信的土壤。
（二之一，二之二明天見報）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碩士生、倫敦政經學院碩士、前學聯副秘書長；吳舒景是北京大學行政管理碩士生
香港在上月爆發的「佔領中環」事件，是長期社會積怨的爆發點。整個事件的本質，是香港市民透過行動向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表達對政制發展前景不明朗的不滿。行動本身採取「明知故犯」的方式，試圖通過自我犧牲的辦法，殘害香港經濟金融中心，以非法的手段來引起香港普羅市民及世界同情與關注。「佔中」運動旨在迫使中央政府在政制改革問題上給予讓步。但是，這種採取損害香港金融地位及法治的手段來迫使政府讓步的方式，間接反映了參與者無計可施、無可奈何的心理。因為他們除了這種極端手段以外，其他能夠有效反映意見的管道基本缺失，積怨難以得到疏導。
我們有必要認清，佔中的表面上是回應政改，但深層次卻反映對香港前景的迷惘。
釐清運動遠因近因
「佔中」作為回歸以來最大型的社會事件，是19世紀香港開埠以來繼1967年「反英抗暴」後最激進的非法集體社會行動；同時，「佔中」與當年「反英抗暴」有很多類近的社會結構成因。在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而引發的「斗零暴動」中，事後的研究報告指出，在1960年代高速經濟發展過程中，因居住環境惡劣、青少年缺乏社會流動機會，而且官民溝通機制缺乏，以致不少在戰後出生以香港為家的第二代香港人產生極大的不公平感。次年，為響應國內文化大革命運動，1967年香港左派組織藉機鼓動香港市民反對港英政府管治，構成更大型的社會反抗運動。
40多年後的今天，「佔中運動」與「反英抗暴」有着類近的社會背景及經濟結構。回歸17年來，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仍能保持每年3至5個百分點增長，是全球所有發達城市罕有的。與此同時，香港在回歸17年來貧富懸殊問題突出，租金及房價也屢創新高，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市民勞碌半生，只為那咫尺居所。
但是，面對類近的窘境，新生代的立場與上代截然不同。不少香港中年一代仍然將成功與否歸咎於個人能力的問題，因此也願意承受這種不公平。但是，對於回歸後孕育新一代來說，不公平的問題是相當嚴峻的，他們對現存社會分配不均的現况心存不滿，且看不到香港未來發展前景。香港產業長期依賴金融、地產業，結構僵化，經濟缺少發展的活力和創新性。再者，包括近年爆發的中港矛盾、連串高官貪污案件以及特區政府向財閥政策傾斜的論調等一連串負面的社會現象，令年輕一代產生「求變」的信念，也讓市民普遍感受到香港「高度自治」、「廉潔」、「高效清廉公務員系統」等香港長期以來繁榮穩定的核心價值，一再遭受破壞。
基於上述社會背景，期望與能力的落差不斷擴大。社會的積怨及不滿，曾經被梁振英政府選舉前的政綱所帶來的政策期待而得到延緩。但隨着行政長官在經濟及民生政策上傾向保守，加上缺少廣泛支持時强行開展「國民教育」改革，和及後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 「8•31決定」等，普遍讓香港人感到，中央試圖改變不干預做法，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取代香港本土就政制達成內部共識的辦法。這種泛起的顧慮，無疑使港人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等回歸前達成的共識產生懷疑。市民不僅對香港經濟前景不樂觀，對中央政治的許諾和香港政治前景也失去信心。
運動已發展到關鍵轉捩點
我們必須了解「佔中運動」的本質及社會背景，同時也應注意到，中央政府在香港回歸後這個政治改革關鍵時刻，其憲制責任是責無旁貸的。借鑑「反英抗暴」後港英政府大力推動社會政策改革的經驗，在香港回歸後的管治及發展問題上，中央政府有必要採取積極主動的角色，重新建立官民互信關係，並將中港關係由過去側重愛國愛港陣營的傾向扭轉過來。
「一國兩制」是偉大中央領導人鄧小平同志的構想。「一國兩制」最偉大的貢獻，不僅是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更重要是讓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與香港地方的資本主義制度融入一個國家的政體內。要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有必要理解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中一些發展的必然規律，並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相配應的機制和程序，處理好國家社會主義與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中對政治、治理的理解差異問題。只有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豐富「一國兩制」的制度內涵，方能在新時代下，讓香港成為治國理政的參考經驗，開創我國首個地方政府首長通過選舉產生的歷史先河。
香港能否在普選後，準確地落實「一國兩制」並發展高質量的民主，很取決於中央政府在「佔中時期」能否準確把握民意的走向，並為「後佔中時期」提供重建中港良性互動及建立官民互信的土壤。
（二之一，二之二明天見報）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碩士生、倫敦政經學院碩士、前學聯副秘書長；吳舒景是北京大學行政管理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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