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2014》，是一套正在上演的劇目。
有悲有喜，五味紛陳，演員是你和我。
人們說，當下在香港上演的種種，比所有劇目還要跌宕精彩。
劇場導演馮程程也嘆道：「劇場永遠追不上現實。」
既然不可能都成為可能，劇場，還可以訴說什麼？
也許，劇場的其中一種意義，是讓人習得一種轉化的視野：提升現實，對生命作出俯瞰與微觀。
觀眾往往能在劇場中擷取奧理，栽植到生活中，作為個人抵抗、行進至更開闊境地的動能。
在這片無話可說的狀態下，馮程程卻笑道：「這是一種動力。」
在尋索與創造的動力背後，是對自由的恆常追求。
日常，不如常
世態總閃現着神奇的偶然。馮程程導演的劇目《城市一切如常》開排的那天，正是罷課的首日；一星期不到，八十七顆催淚彈令此城不如常。佔中個多月來，美好悲傷、溫靜暴烈，盡皆起伏人前。在洶湧的情緒、反思與言語中，一個反覆被提起的概念是，正常生活。所謂日常，無形影，卻穩踞潛藏如山，只有狠手敲砸碰擊，才使那貫穿生命的、隱蟄無聲的架構顯露，「那個常軌，鞏固得難以拆除。那日復日像浪一樣推着你走的momentum，很強。從小時候第一天上學，那個momentum已經開始，它包括許多事物，很多規範，對生活的期望，如何在你體內慢慢生長，你身邊的人如何給你參考，這一切都在製造你每天的momentum，以及一個framework。」馮程程說。
生活上沒有改變可以嗎？
日常看似自然而成，實是由不同社會組織與制度在無垠時間裏不斷支撐再製的規律，齊一、同質，以維持社會現狀為最高目標，「這不止是你自己的frame，它是可以分享的，必須能夠分享的，你才能感覺到自己在這個社會裏安全地存在。這個常軌就是我們正在面對的、使用的，令自己每天賴以生存的一個frame。但正正是這個frame，限制了我們生存的可能性」。劇中，中產夫妻生活中的疲倦與沉悶，那些溝通與想像的挫折，盡見被常軌削平的生命樣態。
人雖厭倦常軌，卻不一定敢於偏離其外。在原作者Martin Crimp筆下，即使劇中人遇上了零星的意外騷動，但最後各人都沒有選擇改變，作出突破，「所有人都繼續若無其事地生活下去，按照着常軌所要求他們的，繼續生活，即使早前發生了什麼問題，個世界有多混亂，也沒有干擾到他們的小小天地，他們很樂於在自己的小小天地裏繼續生活。如果常軌可以繼續運行無礙，那就好。」催淚彈翻動的煙塵稍落，反思日常的詰問漸漸被渴求常軌再度支配的呼聲掩過。社會理論家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出人類往往有逃避自由的傾向。自由意味着思考的必要，及承擔自由選擇的責任。人，總會以服從來消除直面自由時的焦慮。
撼動常軌，實是詢問改變的可能，「生活上沒有改變可以嗎？改變又會把我們帶往何處？為何需要改變？」
感謝時代 劇場燒紅記憶
馮程程跟不少香港人一樣，經歷過時代大變。
九七回歸，她從中大新聞系畢業一年，身在《信報》文化版，以藝文視覺，經歷、觀照香港回歸的眾生百態。她記得那年代的劇場躍躍回應這個歷史大變，綻現的巧思情緒，現在還能燒紅記憶：陳炳釗的《飛吧臨流鳥飛吧》，而林奕華的《男裝帝女花》和《愛的教育》，則打通了她對性別與政治的思考：「他講性別、父權，某種支配、權力關係，然後把那種權力關係放到當時的中國、英國、香港之上，對香港那種不能自決的窒谷，好啪得到。」戲劇展現的想像與意旨，把個人重新編織到歷史的盤圖中，是她的政治啟蒙：「那是會想，香港怎樣呢？我可以怎樣呢？何以自己如此被動？」游走在藝術中心接連幾層的「慶回歸」展覽，穿插於白底紅字的「慶回歸我好高興」壁畫，還有佐丹奴的文革娃娃慶回歸T-shirt，情緒難以言說。對未知的興奮，熾烈的不安，幽沉苦澀。難以言說。
那個時代，流行文化多元燦爛
「我要感謝那個時代，因為『啪』！突然鏡頭拉闊了。如果沒有九七，我就只懂得很主觀地望着我的現在。但我們有某種敏感度，懂得拉遠，然後看見在這幅畫裏，我站在何處。」常軌撼動、情緒翻滾，正是走上自覺與解放的必須，「重要是，起碼知道我們是小，如果一直也無知於自己的大小，其實，動彈不得。那個鏡頭只在自己身上，或是自己的家庭就足夠，其實不然」。
那個時代除了給她一絲看清常軌的隙縫，也讓她有出走常軌的本錢。那是個琳瑯混雜的年代。安東尼奧尼的電影與無綫劇集並置，流行文化展揚紛陳一如百家布，就像《後殖民食神之歌》所說，又有文華，又有大坑大牌檔，又有油麻地炒蜆，任君選擇，「我要好感謝我出生的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的香港，那時相對自由，可以選擇，而且選擇之後，你去試，不怕輸，冇嘢輸，輸了也沒所謂。那種可以冒險、反叛的氣氛，在我成長的時代，是很被容許的。」人們有空間各自修行，不用一生為着一個標準、一種成功，磨蝕生命以競爭。
生活即文本跳出常軌視野
馮程程的劇場生涯，由「新銳」二字起始，直至當下。她說，做劇場，一定要行得比普通觀眾更前。演、導的劇，大多有別於主流傳統的時地人、起承轉合式故事，更多是想像跳躍開闊的文本，雕琢詩意的對白。全職投入劇場創作的四年中，她積極把歐陸最前銳的新文本（New Writing）帶到本土，嘗試把劇場關注當下時代的精神實踐出來。新文本對語言有種高度敏感自覺，「為何我會用這些字眼？這些字眼從何而來？我能否調侃我生活中的語言？」她以劇作家Sarah Kane在《4.48精神異常》中的醫學論述獨白為例，醫生對病人的說話方式，如何令個人相信他有病，整套語言都是一個論述，把這套論述放在劇場中，從而刺激觀眾對日常的思考。劇場再不是單純故事的地方，而是對生活尖銳挑刻的場地，「就像一個lab、一個手術台，把語言放在手術台上，慢慢界開讓你看」；特首、官員、權力者的偽術語言背後的系統，組織意義的方式，「（新文本）使用它（語言），同時間亦批判它」。前作《鐵馬》一幕沒演的戲，便把五十篇最近十年的新聞處公告重編成一篇新聞公告，拼湊出荒誕一種，「但由頭讀到尾都是相通的，因為那件事都是在某個系統之內，它使用的字眼、它的意識形態」。
展現語言背後一大串意識形態
「解剖台就是把這些我們每天都收到聽到的，突然用一個device，把這些事物close up了，或使用較極端的手法並置一起，那個效果就出現了。就像把那些事物推向你眼前：『你看，這就是你每天聽到的東西』。」符號和語言，不但組織我們的生活片段，也形塑我們的思想與追求之物，「把這些事物放在劇場裏，它就再不是一種日常如此簡單。語言背後有一大串意識形態，如果在劇場裏能展現到這些事物，就會好漂亮」。馮程程說。漂亮，形容得銳利而溫柔。
預演成真，群眾醒覺
馮程程住在南丫島，離家回家都要乘小艇。年前，東澳醞釀興建遊輪碼頭，她和街坊群起組織，反對施行工程，以保護珍貴的蝴蝶、樹蛙和海龜。運動進行期間，「有日我在家中的村屋望向菱角山在想，我們現在東奔西走搞campaign，遠遠望着的東澳那邊，如果樹蛙可以說話，牠會跟我們說什麼呢？牠有什麼想說呢？」 對動物與人的溝通的思考，令她憶起前陣子讀過的奧威爾的短篇《射象》。故事中，在英國殖民地緬甸，警察聽命射殺了一隻沒有任何威脅的大象。從警察、殖民地、動物的元素開始，築構出對文明的質疑，在二○一二年寫成了《誰殺了大象》一劇。第一幕，就是一個警察面對城市中突然出現的一隻安靜和平的大象，手足無措，「那隻所謂很大的、在城市中心出現的象，其實是一群人」，群眾什麼也沒做，沒持械、只站在路中心，抗議，「警察面對着一班走出來的群眾，他應該要怎麼辦？他應該走向群眾那邊，還是繼續與群眾保持一個對峙的關係」。憶起那個畫面，她還記得那時的期盼，「會覺得，如果這個景象是真的就好了，群眾醒覺、群眾起來就好了」，未完全成為可能的事，在劇場中成了某種希望的投射、對現實的慰藉；怎料兩年後，希望竟成現實，「原來在劇場外，在當下，在金鐘，那些不可能已經在發生啦！不再需要在劇場裏做這個儀式」。
政權金權，令我們變得無名
《誰》劇中，大象被審問的一幕，拷問者問大象說：「食飯、名、主人，你統統都需要。」這短短的一句，實是反映香港處境的精煉句子。港人需要食飯，需要某種生存之能，需要某種從屬的關係，但我們自己又是誰呢？「當下香港的處境，有兩種權力在壓迫我們，一個是政權，另一個是金權，而這兩種力量令我們變得無名。」劇中滿滿是一種突破管治和約制的力量，正正是這種壓抑與反抗，誘發出劇場與個人的共鳴。《誰》劇在北京上演後，微博上一位觀眾把故事用他自己的方法再說一次，連結他在大陸生活的點滴，自己如何被操控，像大象一樣面對着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我好奇，他過着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令他跟這個戲有如果的connection」。馮程程說，劇場是集體的，劇作者面對的是一個溝通的關係，一種相處方式，她責無旁貸，「我如何把每一晚讀劇本時的快感告訴你？令你也覺得有快感，令你也覺得值得這樣鑽下去思考」。
後記﹕Free Soul劇場內外貫徹始終
問她，從《七個好年》，到大小跨界別劇場嘗試，到新文本實驗如《遠方》、《誰殺了大象》，及至當下的《城市一切如常》，一直以來作品可有貫連的主題？「這個真的要劇評家來告訴我。」她笑說，她一直是忠實表達自己，「最重要是我自己的一個實踐，一個生活模式的實踐。到底一個全職劇場是什麼回事呢？我如何去生活，如何在劇場裏生活，創作思考怎樣令我成長」。比平同代或同齡人，她，一名單身中女，十年間游走校園、媒體、全職兼職工作，到現在落步劇場，一直偏離常軌，執意在生命中尋索；背後的一種推力，是生活方式，還有循着自己的志趣，「開心！除咗覺得唔夠錢使，窮之外（笑）。（十年來有冇一刻覺得找不到意義？）冇呀（笑）。」她說，這個時代失去的，是對自己志趣的即時回應，「我們能否捉緊它？有沒有行動去回應我們的志趣還是置之一旁？我們願不願意打開門讓自己走出去？」這個Calling，能否不被支配個體的時代、體制與常規殺掉？
有靈魂就有目的地
「這種實踐很在地。我作為一個人，四十歲，香港人，我還可以做到這種，好似偏離了一點點的生活方法。我還可以在這條路上走下去，這個實踐是一個好重要的證明，這還是possible的！」馮程程說，創作重要，但如何生活、如何找到自己生活的顏色、那種另外方式的意義，比作品的更大，「於我而言，我如何去生活、去尋找我的well being，作為一個risk taker、一個free soul，重要好多」。
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中還提出了兩種自由。第一種是「自由自」（Freedom From），是消極的，帶有毁滅力量；另一種自由是積極的，並能帶來創造性，指向自我與他者、與世界的真正連結。這種自由稱為「自由往」，Freedom to。「重新學習最遠古嘅語言，建造一個未完成嘅現實，有靈魂就有目的地。」（馮程程，《誰殺掉了大象》劇本）
文/ 阿離
圖/ 李紹昌
編輯/ 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