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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公民抗命」是什麼？
和中學生論「佔領」，值得討論一份資料。「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健民教授10月18日的文章〈到了那一天，我們會自首〉（下稱「陳文」）說：「公民抗命必須帶有一定的干擾性。惟亦不能只為干擾而干擾……公民抗命必須在干擾與爭取社會同情之間取得平衡，而後者需靠非暴力和自我犧牲精神來求取。」「陳文」並引馬丁•路德•金（下稱金氏）的行動作為帶干擾性的公民抗命的例子。「但他（金氏）主動承受刑責，以非暴力方法面對強權，贏取了社會同情。」若以「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號召，概念的本質要深思。
先看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道德層面的分析。他認為「公民抗命是一種公開、非暴力、有良知但政治化、會牴觸法律的行為，旨在改變法律或者政府的政策。」目的和過程均須基於公義：平等的自由和公平平等的機會。實踐上也要配合：（一）非暴力——不應有任何導致他人受傷的做法。抗命失敗或引起對抗，但這是要告誡、避免，不是要造成威脅。（二）不應干擾妨礙他人的公民自由——行動的目的是為公衆利益。（三）願意接受制裁——雖違一條法律，但忠於廣泛法治。（四）並非有組織的力量對抗——不是否定社會公義觀及法律的武力行動。貫串公民抗命的目的和實踐是公義的原則，不單在於承受刑責。
他亦指出公民抗命的限制：若出現嚴重混亂，或會削弱公平的體制及對法治和憲法的尊重，引致不幸。公衆論壇難以處理這些分歧，公民抗命的訴求也易被扭曲，效用消退。
「公民抗命」言人人殊
莫拉羅（Moraro）則不同意非暴力的要求，他認為只要非故意嚴重傷害以至殺害他人，參與者願受制裁便可。可見「公民抗命」，言人人殊。但是，莫拉羅正如「陳文」那樣，往往聚焦於參與者自己的意願，不去想可引起的意外和考慮他人。但干擾他人（特別是無辜者）公民權利的影響，是否參與者願意接受制裁就能補償或掩蓋？行動者須明言自己的道德原則，旁觀者要慎思，籠統一句「公民抗命」不能概括。
「陳文」內援引金氏的例子應是1955至56年（而非文內所說1960年代）阿拉巴馬州孟甘穆利城的罷乘事件，要杯葛的，正是巴士服務的種族歧視，非牽連局外人。司機要求黑人乘客讓座予白人，因此，巴士公司以及它聘用的執行公司政策的司機，正是抗議的主要對象，不是無辜群衆，雙方的「權利」有正面衝突。金氏等人，組織順風汽車，義載罷乘民衆，被該州控以干擾合法商業罪。至1956年11月，聯邦法庭支持平等，裁定孟城巴士的隔離政策違反美國憲法，勒令取消。
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
與「佔領」比較
「陳文」還提到「他（金氏）更佔領餐廳和圖書館，行動被視為嚴重干擾社會。」必須指出，金氏並非隨意「佔領」某地，增強抗爭，像某些人「……想去『爆』更多地方」那樣。他的目標一直非常清晰：抗議場地的種族歧視，歷史上稱為「靜坐」（sit-in）。佔用公共空間雖非新事，但2011年才有「佔領」華爾街的說法。社會學家基於 「佔領」行動的反等級、反權威、拒絕接受現存政法體制等意念，不視它為繼承金氏；而它的一位領導、倫敦大學的大衛•葛拉伯（David Graeber）教授，直接申明，佔領華爾街根本就是無政府主義的行動。
再看金氏的「佔領」。孟城事件後，美國仍有大量種族隔離的公共場所，黑人民衆要抵制。1959年5月，阿特蘭大公共圖書館終於統一公衆入口。1960年2月，北卡羅連納州格連斯伯洛4名黑人大學生在一家餐廳中服務白人的區域內坐下。靜坐蔓延，1960年10月，金氏在阿特蘭大一家百貨公司的餐廳等候服務時被捕。他坐下來，就是要直接呈現和破除種族歧視，不是為「佔領」而佔領。贏得社會認同，是因為他對人的尊重，干擾的是不公的制度，毋須花氣力平衡干擾和同情。
香港這次「佔領」要抵制的是跟場地相關的人、制度或現象嗎？誰受干擾？有尊重他們的公民權利嗎？聲言爭取平等權利的行動是否也應體現平等、尊重的精神？如何可以和金氏當年的公民抗命相提並論？
参考資料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London: OUP, 1972. 頁363 - 391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Global Freedom Struggle： http://mlk-kpp01.stanford.edu/index.php/encyclopedia/chronology_contents
作者為中學校長及校外課程部前教育哲學兼任講師
和中學生論「佔領」，值得討論一份資料。「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健民教授10月18日的文章〈到了那一天，我們會自首〉（下稱「陳文」）說：「公民抗命必須帶有一定的干擾性。惟亦不能只為干擾而干擾……公民抗命必須在干擾與爭取社會同情之間取得平衡，而後者需靠非暴力和自我犧牲精神來求取。」「陳文」並引馬丁•路德•金（下稱金氏）的行動作為帶干擾性的公民抗命的例子。「但他（金氏）主動承受刑責，以非暴力方法面對強權，贏取了社會同情。」若以「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號召，概念的本質要深思。
先看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道德層面的分析。他認為「公民抗命是一種公開、非暴力、有良知但政治化、會牴觸法律的行為，旨在改變法律或者政府的政策。」目的和過程均須基於公義：平等的自由和公平平等的機會。實踐上也要配合：（一）非暴力——不應有任何導致他人受傷的做法。抗命失敗或引起對抗，但這是要告誡、避免，不是要造成威脅。（二）不應干擾妨礙他人的公民自由——行動的目的是為公衆利益。（三）願意接受制裁——雖違一條法律，但忠於廣泛法治。（四）並非有組織的力量對抗——不是否定社會公義觀及法律的武力行動。貫串公民抗命的目的和實踐是公義的原則，不單在於承受刑責。
他亦指出公民抗命的限制：若出現嚴重混亂，或會削弱公平的體制及對法治和憲法的尊重，引致不幸。公衆論壇難以處理這些分歧，公民抗命的訴求也易被扭曲，效用消退。
「公民抗命」言人人殊
莫拉羅（Moraro）則不同意非暴力的要求，他認為只要非故意嚴重傷害以至殺害他人，參與者願受制裁便可。可見「公民抗命」，言人人殊。但是，莫拉羅正如「陳文」那樣，往往聚焦於參與者自己的意願，不去想可引起的意外和考慮他人。但干擾他人（特別是無辜者）公民權利的影響，是否參與者願意接受制裁就能補償或掩蓋？行動者須明言自己的道德原則，旁觀者要慎思，籠統一句「公民抗命」不能概括。
「陳文」內援引金氏的例子應是1955至56年（而非文內所說1960年代）阿拉巴馬州孟甘穆利城的罷乘事件，要杯葛的，正是巴士服務的種族歧視，非牽連局外人。司機要求黑人乘客讓座予白人，因此，巴士公司以及它聘用的執行公司政策的司機，正是抗議的主要對象，不是無辜群衆，雙方的「權利」有正面衝突。金氏等人，組織順風汽車，義載罷乘民衆，被該州控以干擾合法商業罪。至1956年11月，聯邦法庭支持平等，裁定孟城巴士的隔離政策違反美國憲法，勒令取消。
馬丁•路德•金的「公民抗命」
與「佔領」比較
「陳文」還提到「他（金氏）更佔領餐廳和圖書館，行動被視為嚴重干擾社會。」必須指出，金氏並非隨意「佔領」某地，增強抗爭，像某些人「……想去『爆』更多地方」那樣。他的目標一直非常清晰：抗議場地的種族歧視，歷史上稱為「靜坐」（sit-in）。佔用公共空間雖非新事，但2011年才有「佔領」華爾街的說法。社會學家基於 「佔領」行動的反等級、反權威、拒絕接受現存政法體制等意念，不視它為繼承金氏；而它的一位領導、倫敦大學的大衛•葛拉伯（David Graeber）教授，直接申明，佔領華爾街根本就是無政府主義的行動。
再看金氏的「佔領」。孟城事件後，美國仍有大量種族隔離的公共場所，黑人民衆要抵制。1959年5月，阿特蘭大公共圖書館終於統一公衆入口。1960年2月，北卡羅連納州格連斯伯洛4名黑人大學生在一家餐廳中服務白人的區域內坐下。靜坐蔓延，1960年10月，金氏在阿特蘭大一家百貨公司的餐廳等候服務時被捕。他坐下來，就是要直接呈現和破除種族歧視，不是為「佔領」而佔領。贏得社會認同，是因為他對人的尊重，干擾的是不公的制度，毋須花氣力平衡干擾和同情。
香港這次「佔領」要抵制的是跟場地相關的人、制度或現象嗎？誰受干擾？有尊重他們的公民權利嗎？聲言爭取平等權利的行動是否也應體現平等、尊重的精神？如何可以和金氏當年的公民抗命相提並論？
参考資料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London: OUP, 1972. 頁363 - 391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Global Freedom Struggle： http://mlk-kpp01.stanford.edu/index.php/encyclopedia/chronology_contents
作者為中學校長及校外課程部前教育哲學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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