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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筆者剛從美加回來。闊別香港才兩三周，一看恍似變了個樣子。香港不再祥和守法；年輕人的理想訴求，要走到霸佔街頭，肯定這中間出了紕漏。現在佔中、學聯和學民3個團體臨崖勒馬，擱置在佔領的區域舉行廣場公投，似有轉機。日後政府如能成立多方平台或獨立委員會協調政改，僵局或可打破。事實上，眼下學生和青年在打頭陣，幕後有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在角力，各激進派別試圖借助青年學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把原本書生氣十足的「愛與和平佔中」的號召扭曲成為破壞法紀的鬧劇。現在法治的基礎被侵蝕，守法的精神被動搖，如果這場運動最終不能和平收場，將會是一場大災難，香港極可能從此由盛轉衰，沉淪一段頗長的日子，其破壞力遠遠不止於經濟上的損失。
套用鄧小平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總結，香港這場雨傘運動，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港的小氣候互為影響之下形成的，就像俗語所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早晚要來，避免不了。這場運動是21世紀全球一體化，市場環球化和信息普及化三大因素互動造成的，是新一代年輕人對舊意識、舊體制和舊秩序的徹底反叛和抗爭。資本主義和市場主義是極度個人自利主義的體制，加上環球金融財經制度向金融資本傾斜的內在缺失，智力和勞力的回報率遠低於土地、科技及有形和無形資產的回報率，加上通貨膨脹帶來資產價格不斷上揚，致令年輕一代缺乏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人浮於事，難於置業，但社會上物質的誘惑就在眼前，感到被富裕階層剝削，形成仇富心理，因此他們要奪回新一代的話語權。這是大氣候。中港關係，受到東西方不同價值觀的碰撞和衝擊，155年英國殖民統治和17年回歸中國的强烈對比有極大落差，加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成長，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差距拉近，香港對中國經濟貢獻的重要性今非昔比。因此，中國崛起的勢頭愈厲害，香港年輕一代感到委屈，就愈發感到疏離。內地人來港購物、置業、生小孩、就業、讀書、旅遊、掙錢，來勢洶洶，規模令人咋舌，搶去本地人原來就不多的各種機會，而年輕人就首當其衝，特別深有痛感。加上香港政制架構的某些缺失和當年《基本法》制定時對政制發展考慮不周，分區直接選舉被少數政客鑽了空子，反對派當得容易；以罵政府和罵建制來爭得選票，可做永遠的反對派，而毋須認真地負責任地鑽研政策準備要上台執政。這些政治生態，17年來逐漸變得路人皆知，不少評論都已有深入分析，在這裏不再多說。
從這個角度看，這場雨傘運動，就是不可避免。與其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才爆發開來，不若順水推舟，讓它充分暴露之後，徹底解決。從這個角度看，壞事可以變成好事。至於所謂外國勢力，網上流傳不少消息，不分真假，但國際活動在香港古已有之，或許於今為烈，沒有什麼奇怪。就如同黑社會勢力，全世界到處都有。攻擊個別政治人物，要某人下台，號召人們上街支持，甚至集體辭職變相公投，提出要與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直接對話。這一切，在運動中有人渾水摸魚，在明眼人看來，一目了然。政客在其中抽水，招兵買馬，躲在學生和青年背後指揮策劃，個別報章熱烈鼓動以謀增加銷路，各類手法層出不窮，都不難理解，不算新鮮。
寄望於堅持不懈的80、90後
問題的關鍵是，這場運動應如何結束？結束後應從中取得什麼教訓，要採取什麼新的措施對應？這才是我們長遠來看要真正關注的問題。能夠對這些問題有初步的答案，才能夠轉過頭來，解決當前的緊迫問題。二者是互動的，並不矛盾，更難有先後之分。
現在看來，亂局既成，客觀的人們都會承認，在香港，民主真的很難一蹴即至，政制改革當然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來。2017年普選特首，將會是一大進步。不論8月31日的人大常委會決議有什麼不足之處，現在看來定出這框架好像只是一小步，多年後回過頭來看，我們會發覺這實在是一大步。對香港的民主選舉和對中國的民主憲政，都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如果青年學生們能平心靜氣，所謂見好即收，參與建立一個多方平台（或獨立委員會），為2017年的特首普選有關提委會民主化，提委會入閘低門檻化，和提委會出閘名單制這3方面努力爭取，盡量擴大民主成分，而且堅持這個多方平台（或獨立委員會）要廣納年輕人和學生組織的代表， 公開、透明、公平、公正、和平、有序、協商、互動地有商有量，做好政改餘下的三部曲，那就給予全港市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個良好的印象，把危機轉化為無比的正能量和向良好方向轉變的契機，展示香港新一代年輕人和學生的氣魄和胸襟，則何事不可為？政客不行。我們為邁向「真普選」鋪墊，應寄希望於在這場雨傘運動中堅持不懈的80後和90後！
香港的成功得來不易。我們不要讓它壞在這一代人的手裏。我們絕對不能破壞法治。民主就是互相尊重和彼此包容。這才是我們熟悉的民主社會。怎樣漂亮地退場，如何有序地自首，這場運動如何推演下去，為建設民主香港，怎樣示範給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如何在國際樹立文明形象，這些問題，是佔領運動的青年和學生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在這裏重申，政客不行，寄希望於在這場運動中堅持不懈的80後和90後！讓我們牢記雙贏的立場、大愛的原則、和平的方法、協商的態度。這樣才是真正懂得民主真諦的年輕一代新人。
嶄新的青年政策
但是，這樣還不夠。沒有一個嶄新的青年政策，直面大氣候和小氣候形成的根本原因，香港的基層、青年和學生都不會接受。新的青年政策要能夠實際地分析和解決具體問題。什麼是困擾基層、青年和學生的根本問題？這些根本問題，政府怎樣才能夠較好地解決？有什麼針對性的具體措施幫助他們？
筆者人在旅途揪心時，不斷深思以上這些問題，還沒有想得很清楚。這裏簡單列出一些政策範疇，包括如下各個方面，例如成立青年事務局，幫助青年創業，大力扶持社會企業，鼓勵並贊助青年北上加深對中國的客觀了解（筆者說過，香港的出路在中國；我們要維護好這個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設獎學金和助學金到歐美以及世界各地留學或遊學、首次置業可緩付地價、成立民主教室由青年人自主管理、鼓勵青年人參政、檢討通識教育、大力扶持創意產業和互聯網產業、復興文藝教育、加强體能訓練、鼓勵青年人加入紀律部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前特首董建華先生一把年紀，退休多年，現在重出江湖，要成立智囊團，為香港的未來出謀獻策，感激之餘，希望提醒一句，不能再以舊思維，用舊方法，試圖解決新時代下新一代人的問題。我們要多聽、多學。聽他們怎麼說，請他們共同參與。學習新的通訊工具和方式和新一代溝通。
最後，讓我們看看梁啓超是怎樣談民主的。中國民主何以區別於西方民主呢？西方民主主義之出發點在人權：為要保障人權，所以行法治；為要發展人權，所以行代議制。中國民主主義，其出發點在人性：為要盡性，所以提高人格，培養人治；先築基礎於自治，期收效果於德治、禮治，而法治有以輔之。我們要取長補短，融合東西方的長處。
胡適之說過，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在非常態的時候，政治不能充分代表民意時，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就落在青年學生身上。筆者學生時期當年也曾做過學聯的副會長，因而特別對青年和學生的看法和熱情深有認同。
一輩子都在研究民主的美國學者Robert Dahl在85高齡的時候，寫了《論民主》這本小書，為了要給大家一個清楚的定義，讓人們討論民主的時候，有個依據。他指出5種民主基本元素，分別是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資格。有效的參與，是指可以參與和知情，投票的平等則保證票票等值，充分的知情可以確保資訊的流通透明，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則意味人民可以自己決定什麼可以討論、什麼不要討論，而成年人的公民資格則是主權在民的具體展現。這5點元素，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對民主最清楚、可操作而且容易理解的操作型定義。那末，要落實大規模的民主，需要利用什麼樣的制度配合？他提出了6點制度要求：選舉產生的官員；自由；公正；經常的選舉，表達意見的自由，多種的信息來源；社團的自律自主；以及包容性的公民身分。這6種制度可以確保民主在大規模實施時仍然得以持續，這也是目前世界上主要民主國家都有的或多或少的制度設計。這樣的制度，被稱做「代議制度」，僅供參考，但不成其為國際標準。
香港和中國的民主化的道路，長路漫漫，我們堅持着一起走。所謂即食式的國際標準，原來就是沒有的。
作者是香港大學名譽教授、13學者方案發起人之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
套用鄧小平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總結，香港這場雨傘運動，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港的小氣候互為影響之下形成的，就像俗語所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早晚要來，避免不了。這場運動是21世紀全球一體化，市場環球化和信息普及化三大因素互動造成的，是新一代年輕人對舊意識、舊體制和舊秩序的徹底反叛和抗爭。資本主義和市場主義是極度個人自利主義的體制，加上環球金融財經制度向金融資本傾斜的內在缺失，智力和勞力的回報率遠低於土地、科技及有形和無形資產的回報率，加上通貨膨脹帶來資產價格不斷上揚，致令年輕一代缺乏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人浮於事，難於置業，但社會上物質的誘惑就在眼前，感到被富裕階層剝削，形成仇富心理，因此他們要奪回新一代的話語權。這是大氣候。中港關係，受到東西方不同價值觀的碰撞和衝擊，155年英國殖民統治和17年回歸中國的强烈對比有極大落差，加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成長，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差距拉近，香港對中國經濟貢獻的重要性今非昔比。因此，中國崛起的勢頭愈厲害，香港年輕一代感到委屈，就愈發感到疏離。內地人來港購物、置業、生小孩、就業、讀書、旅遊、掙錢，來勢洶洶，規模令人咋舌，搶去本地人原來就不多的各種機會，而年輕人就首當其衝，特別深有痛感。加上香港政制架構的某些缺失和當年《基本法》制定時對政制發展考慮不周，分區直接選舉被少數政客鑽了空子，反對派當得容易；以罵政府和罵建制來爭得選票，可做永遠的反對派，而毋須認真地負責任地鑽研政策準備要上台執政。這些政治生態，17年來逐漸變得路人皆知，不少評論都已有深入分析，在這裏不再多說。
從這個角度看，這場雨傘運動，就是不可避免。與其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才爆發開來，不若順水推舟，讓它充分暴露之後，徹底解決。從這個角度看，壞事可以變成好事。至於所謂外國勢力，網上流傳不少消息，不分真假，但國際活動在香港古已有之，或許於今為烈，沒有什麼奇怪。就如同黑社會勢力，全世界到處都有。攻擊個別政治人物，要某人下台，號召人們上街支持，甚至集體辭職變相公投，提出要與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直接對話。這一切，在運動中有人渾水摸魚，在明眼人看來，一目了然。政客在其中抽水，招兵買馬，躲在學生和青年背後指揮策劃，個別報章熱烈鼓動以謀增加銷路，各類手法層出不窮，都不難理解，不算新鮮。
寄望於堅持不懈的80、90後
問題的關鍵是，這場運動應如何結束？結束後應從中取得什麼教訓，要採取什麼新的措施對應？這才是我們長遠來看要真正關注的問題。能夠對這些問題有初步的答案，才能夠轉過頭來，解決當前的緊迫問題。二者是互動的，並不矛盾，更難有先後之分。
現在看來，亂局既成，客觀的人們都會承認，在香港，民主真的很難一蹴即至，政制改革當然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來。2017年普選特首，將會是一大進步。不論8月31日的人大常委會決議有什麼不足之處，現在看來定出這框架好像只是一小步，多年後回過頭來看，我們會發覺這實在是一大步。對香港的民主選舉和對中國的民主憲政，都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如果青年學生們能平心靜氣，所謂見好即收，參與建立一個多方平台（或獨立委員會），為2017年的特首普選有關提委會民主化，提委會入閘低門檻化，和提委會出閘名單制這3方面努力爭取，盡量擴大民主成分，而且堅持這個多方平台（或獨立委員會）要廣納年輕人和學生組織的代表， 公開、透明、公平、公正、和平、有序、協商、互動地有商有量，做好政改餘下的三部曲，那就給予全港市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個良好的印象，把危機轉化為無比的正能量和向良好方向轉變的契機，展示香港新一代年輕人和學生的氣魄和胸襟，則何事不可為？政客不行。我們為邁向「真普選」鋪墊，應寄希望於在這場雨傘運動中堅持不懈的80後和90後！
香港的成功得來不易。我們不要讓它壞在這一代人的手裏。我們絕對不能破壞法治。民主就是互相尊重和彼此包容。這才是我們熟悉的民主社會。怎樣漂亮地退場，如何有序地自首，這場運動如何推演下去，為建設民主香港，怎樣示範給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如何在國際樹立文明形象，這些問題，是佔領運動的青年和學生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在這裏重申，政客不行，寄希望於在這場運動中堅持不懈的80後和90後！讓我們牢記雙贏的立場、大愛的原則、和平的方法、協商的態度。這樣才是真正懂得民主真諦的年輕一代新人。
嶄新的青年政策
但是，這樣還不夠。沒有一個嶄新的青年政策，直面大氣候和小氣候形成的根本原因，香港的基層、青年和學生都不會接受。新的青年政策要能夠實際地分析和解決具體問題。什麼是困擾基層、青年和學生的根本問題？這些根本問題，政府怎樣才能夠較好地解決？有什麼針對性的具體措施幫助他們？
筆者人在旅途揪心時，不斷深思以上這些問題，還沒有想得很清楚。這裏簡單列出一些政策範疇，包括如下各個方面，例如成立青年事務局，幫助青年創業，大力扶持社會企業，鼓勵並贊助青年北上加深對中國的客觀了解（筆者說過，香港的出路在中國；我們要維護好這個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設獎學金和助學金到歐美以及世界各地留學或遊學、首次置業可緩付地價、成立民主教室由青年人自主管理、鼓勵青年人參政、檢討通識教育、大力扶持創意產業和互聯網產業、復興文藝教育、加强體能訓練、鼓勵青年人加入紀律部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前特首董建華先生一把年紀，退休多年，現在重出江湖，要成立智囊團，為香港的未來出謀獻策，感激之餘，希望提醒一句，不能再以舊思維，用舊方法，試圖解決新時代下新一代人的問題。我們要多聽、多學。聽他們怎麼說，請他們共同參與。學習新的通訊工具和方式和新一代溝通。
最後，讓我們看看梁啓超是怎樣談民主的。中國民主何以區別於西方民主呢？西方民主主義之出發點在人權：為要保障人權，所以行法治；為要發展人權，所以行代議制。中國民主主義，其出發點在人性：為要盡性，所以提高人格，培養人治；先築基礎於自治，期收效果於德治、禮治，而法治有以輔之。我們要取長補短，融合東西方的長處。
胡適之說過，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在非常態的時候，政治不能充分代表民意時，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就落在青年學生身上。筆者學生時期當年也曾做過學聯的副會長，因而特別對青年和學生的看法和熱情深有認同。
一輩子都在研究民主的美國學者Robert Dahl在85高齡的時候，寫了《論民主》這本小書，為了要給大家一個清楚的定義，讓人們討論民主的時候，有個依據。他指出5種民主基本元素，分別是有效的參與、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資格。有效的參與，是指可以參與和知情，投票的平等則保證票票等值，充分的知情可以確保資訊的流通透明，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則意味人民可以自己決定什麼可以討論、什麼不要討論，而成年人的公民資格則是主權在民的具體展現。這5點元素，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對民主最清楚、可操作而且容易理解的操作型定義。那末，要落實大規模的民主，需要利用什麼樣的制度配合？他提出了6點制度要求：選舉產生的官員；自由；公正；經常的選舉，表達意見的自由，多種的信息來源；社團的自律自主；以及包容性的公民身分。這6種制度可以確保民主在大規模實施時仍然得以持續，這也是目前世界上主要民主國家都有的或多或少的制度設計。這樣的制度，被稱做「代議制度」，僅供參考，但不成其為國際標準。
香港和中國的民主化的道路，長路漫漫，我們堅持着一起走。所謂即食式的國際標準，原來就是沒有的。
作者是香港大學名譽教授、13學者方案發起人之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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