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子明走了。儘管早在意料之中，還是如同雷擊一般。他的離去造成的損失能不能彌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國自由憲政之路上少了一員大將，也有可能是損失了一支主力部隊。作為個人，子明最值得紀念的是：他這一生，自覺自願地選擇了99.99%（也許更多）的中國人都不願、不敢或不能選擇的，一條最難走、最苦難、代價最大、回報最少，也最光榮的路。
被無辜當作1989「六四」最大的兩隻「幕後黑手」之一（另一隻是王軍濤），被判入獄13年，在獄中罹患癌症，最終因癌症復發去世——這是大家都知道，也最欽佩的。但至今沒有被充分傳播、更沒有被足夠評價的是，他一直都不是那種雄性荷爾蒙驅動，僅憑一腔熱血、一股蠻勇、一派不切實際的浪漫理想和一片私心，輕率鹵莽、不顧大局、不計後果的所謂「先驅」、「鬥士」或「勇士」，正好相反，子明是一位深思熟慮，理論功底深厚，審慎、理性、溫和、負責任的政治家，一位符合韋伯（Max Weber）在他那篇著名演講《以政治為志業》（Politik als Beruf）當中所申論的「政治家責任倫理」的傑出政治家，而這種政治品質，正是當今中國最缺乏、最稀有的寶貴財富，他的離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更令人格外悲痛。
激進主義製造歷史慘劇
自晚清末年以來，中國就日復一日地被激進主義狂潮所裹挾，從「徹底打碎舊制度、建設一個嶄新的新世界」的政治革命，到顛倒全部社會關係、毁滅一切社會精英的社會革命，再到「破四舊立四新」、「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激進、激進再激進，掃蕩、掃蕩再掃蕩，曾經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就此以「封建糟粕」的污名被踩進泥裏，代之以西方文明當中最壞的一股反倫理、反文明、反科學，「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企圖以暴力仇恨手段建造人間天堂的邪教——馬克思主義，中國成為黨權空前強大、對立仇恨「黨文化」浸透每個人骨髓、荒唐政策層出不窮、個人自由略等於零、人民生活極度貧困、人命賤如螻蟻的極權主義人間地獄。這種以建造人間天堂的宏偉願望始，以建成人間地獄的後果終，完全徹底事與願違的人間慘劇，並不是什麼人存心作惡所致——馬克思、列寧、孫中山、毛澤東，都不但不是壞人，相反，可能都是些抱有崇高理想的傑出人物——實實在在，那就是激進革命的內在邏輯使然。我們不應該苛責前人，他們在當年那種歷史環境下，誤以為自己的理想是最正確、最合理、最有利於中華民族的選擇，設身處地想一想，假使我們自己處在那種條件之下，又能高明多少呢？
我們應該做的，是汲取前人的歷史經驗教訓，不要再重蹈歷史覆轍，再走激進政治的浩劫之路（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反對「佔中」的原因之一）。陳子明，就是這方面開悟最早的智者兼勇者之一。謂予不信，不妨讀一讀他們研究所1988年編寫的《中國政治文化》那本書。非常可惜，這本書還沒來得及傳播，就被八九學潮掩埋，至今無人知曉。
中國應先法治後民主
近百年來，中華民族吃夠了激進革命的苦頭，代價極其慘重，成果卻微不足道，我們如果真是個有智慧的民族，早就應該徹底清算這一套西方文明當中最壞的東西，然而非常遺憾，由梁啓超、胡適、費孝通、黃炎培、羅隆基、章伯鈞等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溫和中間派（子明應該說就是這一派政治主張的當代代表）始終處於弱勢，極左、極右和極端民族主義等等極端主義直到現在仍然強勢，這種政治格局決定了目前中國根本不具備自由民主的社會和政治文化條件。所以，中國必須走憲政、法治之路，這是子明和我，以及其他一些憲政派的共識——其中既有自由主義，也有英國式的保守主義，以及憲政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三民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儒家憲政主義乃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主義」者；照我看什麼「主義」都沒有關係，只要是擁護憲政、法治、人權和個人自由的，都應該團結一致，齊心合力把法治推上軌道，只要這個目標達到了，中華民族就再也不會有「走邪路」的危險，再下一步怎麼走都好辦了。
實事求是地說，在「先法治後民主」時，必須明確區分自由（憲政、法治、人權保障）和民主，區分好民主和壞民主這個主張上，子明和我並不完全一致；在我看來，他和其他多數民主派並沒有對於自由和民主之間永遠不可能消除的危險衝突作出充分估計，所以經常把自由和民主混為一談，這種普遍存在的誤解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亦即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現代化很不利。很可惜，我們還沒來得及充分交換意見，他就走了。
溫和派失勢釀六四流血
回想起1989年，我對子明和軍濤始終無法擺脫負疚之感。那年5月初，他們那個研究所在北京香山開過一次重要的會議，原本是決定不介入學潮的。是我在5月13日的中央統戰部對話會上把他們請來幫忙斡旋、勸說學生，他們由此才一發而不可收，愈陷愈深，最後以極其荒謬的「打架的跑了，勸架的進監獄受過」結局告終。我們當時的主導思想，是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把學生引導到體制外溫和派的立場上來，和當時體制內以總書記趙紫陽所代表的、居主導地位的溫和派合作，如果我們能成功，體制內外都是溫和派居優，一定會是另一個局面。非常遺憾，結果完全相反，兩邊的溫和派都垮台，兩個極端派對立衝突，終於釀成大流血的局面，其後果就是長達20多年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倒退。
1989這個事與願違的慘痛歷史教訓，是我25年來艱苦研究政治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不斷反思「六四」所得出最主要的結論，由此而引伸出兩大原則：第一，一定要認清走德日法西斯和法俄激進革命兩條現代化錯誤道路的災難性後果，堅定走英美自由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決心，先法治後民主（先自由後民主）；第二，一定要着力培育中左和中右兩大政治社會力量，使之成為主流，同時讓所有極端主義勢力邊緣化。政治學是一門科學，科學是尋求普遍規律的最有效方法，否認「普世價值」，也就意味着否認普遍規律，意味着倡導主觀武斷和迷信盲信，照此行動，十之八九就會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掉進地雷陣和萬丈深淵。固然，普遍規律之外還一定會有每個個案的特殊性，但這不是否認普遍規律的理由，僅僅是在實踐中如何靈活變通、避免教條化的問題。
揚棄民粹追求精英治國
最後，讓我以一篇舊作〈做不受歡迎的少數派〉當中的結語送別子明（即便他未必完全同意。事實上他確實規勸過我，不要得罪太多的人）：
在這個「諂媚多數的三位一體」的惡俗時代——這「三位一體」是：緊盯多數消費者錢包的市場經濟、多數專制式的民粹民主、庸俗不堪的大衆商品娛樂文化——最需要的不是那種民粹式的所謂「人民性」、「大衆性」和極端平等主義，而是一種機會平等基礎上的、儒家士君子精英治國、賢能政治理念和平民化的貴族精神，一種「走最難走的路，做不受歡迎的少數派」，堅持原則、追求真理，不跟從流俗，反時尚、反潮流，特立獨行的精神品格。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死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聖經》馬太福音。
作者簡介﹕北大社會學研究所原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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