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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近日香港，學生運動如火如荼，所體現的自然是學生對政治事務熱切的關心與強烈的批判，而此一關注與批判，據學者分析，正與儒家「士人議政」的古老傳統相脗合。
誠然，關懷世道，批評時政，早為儒家乃至整個士階層的光輝傳統。就以孔子為例，他便說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話。非僅如此，他更多次針砭時政，其切中肯綮與詞鋒之銳，都不因所面對的是其時的當權者而稍有假借。比如季康子兩度問政，孔子分別對以「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則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都莫不針對統治者的領導素質而立論。至於對「患盜」所作「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的回應，則簡直就如孟子所言，乃係「格君心之非」的「大人」之論。可見，士人議政，其淵源甚早，而當前的學生運動，在相當的程度上，實與此一傳統一脈相承。
目的不在打倒與推翻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士人議政，無論針砭抑抨擊，其目的都不在於打倒與推翻。要說明這點，不妨以持論遠為激烈的孟子為例。他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之論，固為人所熟知；而其「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的說法，更曾一度令齊宣王「勃然變乎色」。然而，正正就是涉及此一齊王，孟子毫不遲疑地表白其「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的心迹。實際上，「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從來就是他對君主所秉持的態度。此態度即使到了辭別齊王，別人都已嫌他「濡滯」之際，仍絲毫未改。他還是殷切地期待着：「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可見，儒家的士，縱有更多的批評，其出發點仍在於對君主的恭敬與期盼。
其實，豈僅在敬，也在於愛。這一點，從孟子對齊景公不以晏嬰畜止其欲為忤，反而命樂官「作君臣相說之樂」一事所作的評論，即可見之。按孟子的解釋，樂曲之中所以有「畜君何尤」之詞，乃係因為景公也能明白晏嬰所以約束於己，純然發乎「好君」——即「愛其君」——之心的事實，故而不以為過，反與表揚。然則，孟子又豈不認同臣下對其君上實亦有其恐其有失而思以救正的一番深情？
通讀孟子——尤其孔門師弟——的言論，都會發現「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君盡禮」，實為儒門宗師教育子弟的一貫主張。至於《論語•鄉黨》所記孔子事君恭謹而不敢稍肆的態度，則更顯示這些教誨絕未停留於口說之間，而實見之於力行之上。
另一方面，對於反其道而行的，無論孔孟，都會毫不猶豫地予以譴責。這樣的例子見諸《論語》的有孔子對「三家者以雍徹」、「季氏旅於泰山」及其「八佾舞於庭」的深斥，其中還有「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請討」的實際行動，無不可見孔子對臣子敬愛其君的堅持。至於孟子，儘管素有民貴君輕乃至放伐革命之論，對於臣子敬愛君上，其堅執程度卻絲毫不下於孔子。這不僅見諸他對「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正面評價，也可見於他針對「無父無君」之說的氾濫而以「言詎楊墨」為其職志的一事之上。
然則，孔孟是在提倡君父權威，甚至教人盲從逢迎？這與他們所體現的抗議精神，豈不互相矛盾？否則，何其南轅北轍若此？這些猜測，當然不能謂其捕風捉影，卻都不與事實相符。因為，在面對王孫賈「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的試探之時，孔子早已表明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的「匹夫不可奪」之志。對於事奉君主，他也一再聲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基本原則。至於孟子，其意向的明確，更不在話下。他曾說過：「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這都顯示孟子對逢迎君上，豈僅口誅筆伐，簡直深痛惡絕。
臣子忠孝君父仁慈
既然猜測都無實據，則孔孟之強調尊君，當亦有其理由？《論語•顏淵》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子此論，景公雖不能用，卻也因此而覺察到君臣各盡其職對政治安穩的重要，其重要猶在經濟繁榮之上。當然，「君君，臣臣」之有其內在意義，孔子自亦有其深切的體會。這一點可見於有子「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的言論。此中所言的君臣以孝弟為根基、孝弟以仁為根基，正是孔門一致的看法。然則，在儒家看來，敬愛君上其實就是人類最為深刻、最為高尚的「仁」的情操的體現，其本身即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行為。
當然，政治的安穩不可能光靠單方面的努力。有了臣子的忠孝，還須有君父的仁慈。有關這點，《大學》裏有以下一段稱讚文王的話：「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朋友交，止於信。」此中言文王有多重身分，而隨其身分轉換，都能如朱熹之所解釋，「無不敬而安所止」。然則，相應其職份，扮演其角色，何以如此的重要？這是因為社會乃係由不同崗位的人所組成，必須都各守其份，各盡其職，然後才能相互合作，各得分願，並取得整體和諧。不僅為人臣子者當如此，為人君父的亦莫不如此。
相反地，不盡其職，非但己身無能貢獻於整體的合作與和諧，且也不能期待他人履行其義務與職責。此一道理，雖人君亦無不然。孟子就曾坦率指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若心腹；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可見，為人君上而要享受「莫不尊親」的待遇，便得深自檢討：自己有否愛育黎庶？有否尊賢使能？又有否盡其作為人君的一份愛敬？
有關為人君父的義務，儒家都有明訓，而且言之甚詳。然而，由於其非論題所在，可以暫置不論。最關緊要的是，作為臣子的是否亦有反求諸己？孔子曾經說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這是句極有智慧的話。孔子自己也是如是地奉行的。非但奉行，且常自省，並會因着自己的不足而擇善益謹，踐履益力，以求不斷的改善與提升。這都可見儒家對自我要求的重視。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士人議政、社會參與，誠為中國讀書人的光輝傳統。然而，此一傳統的背後，卻非單一的批判，更非憤恨與憎惡，而毋寧為一敬愛的心。於此而有真切的體會，則抗議精神不致偏離其合理的軌迹，並將取得其應有的效果。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誠然，關懷世道，批評時政，早為儒家乃至整個士階層的光輝傳統。就以孔子為例，他便說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話。非僅如此，他更多次針砭時政，其切中肯綮與詞鋒之銳，都不因所面對的是其時的當權者而稍有假借。比如季康子兩度問政，孔子分別對以「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則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都莫不針對統治者的領導素質而立論。至於對「患盜」所作「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的回應，則簡直就如孟子所言，乃係「格君心之非」的「大人」之論。可見，士人議政，其淵源甚早，而當前的學生運動，在相當的程度上，實與此一傳統一脈相承。
目的不在打倒與推翻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士人議政，無論針砭抑抨擊，其目的都不在於打倒與推翻。要說明這點，不妨以持論遠為激烈的孟子為例。他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之論，固為人所熟知；而其「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的說法，更曾一度令齊宣王「勃然變乎色」。然而，正正就是涉及此一齊王，孟子毫不遲疑地表白其「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的心迹。實際上，「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從來就是他對君主所秉持的態度。此態度即使到了辭別齊王，別人都已嫌他「濡滯」之際，仍絲毫未改。他還是殷切地期待着：「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可見，儒家的士，縱有更多的批評，其出發點仍在於對君主的恭敬與期盼。
其實，豈僅在敬，也在於愛。這一點，從孟子對齊景公不以晏嬰畜止其欲為忤，反而命樂官「作君臣相說之樂」一事所作的評論，即可見之。按孟子的解釋，樂曲之中所以有「畜君何尤」之詞，乃係因為景公也能明白晏嬰所以約束於己，純然發乎「好君」——即「愛其君」——之心的事實，故而不以為過，反與表揚。然則，孟子又豈不認同臣下對其君上實亦有其恐其有失而思以救正的一番深情？
通讀孟子——尤其孔門師弟——的言論，都會發現「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君盡禮」，實為儒門宗師教育子弟的一貫主張。至於《論語•鄉黨》所記孔子事君恭謹而不敢稍肆的態度，則更顯示這些教誨絕未停留於口說之間，而實見之於力行之上。
另一方面，對於反其道而行的，無論孔孟，都會毫不猶豫地予以譴責。這樣的例子見諸《論語》的有孔子對「三家者以雍徹」、「季氏旅於泰山」及其「八佾舞於庭」的深斥，其中還有「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請討」的實際行動，無不可見孔子對臣子敬愛其君的堅持。至於孟子，儘管素有民貴君輕乃至放伐革命之論，對於臣子敬愛君上，其堅執程度卻絲毫不下於孔子。這不僅見諸他對「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正面評價，也可見於他針對「無父無君」之說的氾濫而以「言詎楊墨」為其職志的一事之上。
然則，孔孟是在提倡君父權威，甚至教人盲從逢迎？這與他們所體現的抗議精神，豈不互相矛盾？否則，何其南轅北轍若此？這些猜測，當然不能謂其捕風捉影，卻都不與事實相符。因為，在面對王孫賈「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的試探之時，孔子早已表明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的「匹夫不可奪」之志。對於事奉君主，他也一再聲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基本原則。至於孟子，其意向的明確，更不在話下。他曾說過：「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這都顯示孟子對逢迎君上，豈僅口誅筆伐，簡直深痛惡絕。
臣子忠孝君父仁慈
既然猜測都無實據，則孔孟之強調尊君，當亦有其理由？《論語•顏淵》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子此論，景公雖不能用，卻也因此而覺察到君臣各盡其職對政治安穩的重要，其重要猶在經濟繁榮之上。當然，「君君，臣臣」之有其內在意義，孔子自亦有其深切的體會。這一點可見於有子「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的言論。此中所言的君臣以孝弟為根基、孝弟以仁為根基，正是孔門一致的看法。然則，在儒家看來，敬愛君上其實就是人類最為深刻、最為高尚的「仁」的情操的體現，其本身即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行為。
當然，政治的安穩不可能光靠單方面的努力。有了臣子的忠孝，還須有君父的仁慈。有關這點，《大學》裏有以下一段稱讚文王的話：「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朋友交，止於信。」此中言文王有多重身分，而隨其身分轉換，都能如朱熹之所解釋，「無不敬而安所止」。然則，相應其職份，扮演其角色，何以如此的重要？這是因為社會乃係由不同崗位的人所組成，必須都各守其份，各盡其職，然後才能相互合作，各得分願，並取得整體和諧。不僅為人臣子者當如此，為人君父的亦莫不如此。
相反地，不盡其職，非但己身無能貢獻於整體的合作與和諧，且也不能期待他人履行其義務與職責。此一道理，雖人君亦無不然。孟子就曾坦率指出：「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若心腹；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可見，為人君上而要享受「莫不尊親」的待遇，便得深自檢討：自己有否愛育黎庶？有否尊賢使能？又有否盡其作為人君的一份愛敬？
有關為人君父的義務，儒家都有明訓，而且言之甚詳。然而，由於其非論題所在，可以暫置不論。最關緊要的是，作為臣子的是否亦有反求諸己？孔子曾經說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這是句極有智慧的話。孔子自己也是如是地奉行的。非但奉行，且常自省，並會因着自己的不足而擇善益謹，踐履益力，以求不斷的改善與提升。這都可見儒家對自我要求的重視。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士人議政、社會參與，誠為中國讀書人的光輝傳統。然而，此一傳統的背後，卻非單一的批判，更非憤恨與憎惡，而毋寧為一敬愛的心。於此而有真切的體會，則抗議精神不致偏離其合理的軌迹，並將取得其應有的效果。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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