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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陳岡校長在《明報》9月25日刊登一篇文章，題為〈抗爭是學習通識的成果？——探討「通識科偏重政治」的深層原因〉，指出通識科文憑試偏向考核政治題目的原因，並以科學化的手段分析論證題目的偏頗程度。我身為新晉的通識教師，經驗尚淺，對陳岡校長的幾項論點或論證方法大惑不解，希望陳校長能夠指點迷津。
首先，就校長回應學民思潮發言人劉貳龍的內容，我很大程度贊同，亦認為這對避免部分政治團體以劉同學之言攻擊通識科起關鍵作用。為此，身為通識教育界的同工，我對此深表感激。雖然如此，我仍然就陳校長其後針對考評局的指控有以下疑問：
一、考評局的通識試題真的偏向政治議題？
陳校長以課程文件的探究問題數量（51題）作為基礎，附以「政治參與」及「身分認同」兩大單元的探究問題（7題）及政治題所佔分數，作數量化的比較分析，得出「政治考題所佔百分比」高於「課程指引中政治問題所佔百分比」的結論。但我必須指出，這種分析方法，其實存在很多問題。
首先，若我們細看陳校長所羅列的「政治考題」，所涉獵的內容並不單單包括該兩大單元。以2014年卷一第1題丙部為例，「透過示威遊行表達訴求有助提升香港人生活素質」便已包括「今日香港」中的「生活素質」單元；若我們再參考考評局提供的考生答案範例，更會發現「以遊行示威爭取改善環境；例如將軍澳堆填區」是可接受答案。換言之，「能源、科技與環境」六大單元之一亦可包括在課程指引探究問題的計算之中；又以2013年卷二第2題乙部的「香港人參與與國家有關的重大事件會加強他們對國民身分的認同。」為例，「現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重要議題及事例，考生都可援引作答，身為「通識之父」的陳校長理應清楚，又何以會把這一大單元排除在計算之中？若未能充分解釋這明顯的遺漏，相信陳校長的論點絕對難以服眾。
而且，由於試題包括「政治參與」以外的其他單元，若陳校長把整條問題都歸納為「政治考題」，未免有失公允。較合理做法，是把考題總分乘以「政治參與」所佔考評內容的比重。以上述的2014年卷一第1題為例，若以我的分析重新計算，由於考生在作答時至少要花一半篇幅在「生活素質」相關的概念之上，政治考題佔整份試卷的比重應只有9/58-10/58，約10%，比陳校長的計算結果為低。其他考卷的比重分析，也存在同樣的嚴重漏洞。
最後，據我所知，甚少學校會按探究問題數量分配六大單元在3年高中各自所佔的課時，換言之，陳校長以各個單元的探究問題數量作為衡量出題或教學比例的準則，缺乏教學上的根據（例如，「生活素質」的探究問題數量與「可持續發展」一樣，但前線教學大多偏重前者）。較合適的做法，是以各單元的難度為準則，學生較易掌握及運用的單元（如生活素質）可在卷一多出，較難的（如可持續發展）可在卷二多出。由此可見，考評局出題時，考慮到能力較弱的學生，偏重考生較切身或常見的議題（例如立法會及遊行等議題），可說是無可避免，甚至是應有之義。
二、考評局的「政治傾向」真的會影響各前線教師的教學方向？
即使後輩以上分析有錯漏之處，考評局的「政治傾向」真的成立，這種傾向是否如陳校長所言的「倒流效應」，會影響前線教師的課程選擇，卻仍然存疑。根據後輩在前線的有限經驗及認知，真正影響前線教師的倒流效應並非「政治傾向」，而是「單元傾向」，甚至「題型傾向」。即使是課程改革較緩慢的學校，都逐漸傾向多教考評局多考核的單元（如今日香港），而少教少考核的單元（如全球化及公共衛生）。這種傾向，與政治傾向毫不相干，而是建基於考核內容的比例之上，實為香港中學傳統功利主義的傾向所致，對教學的影響遠遠比「政治傾向」為大。
較走得前的學校，則開始以「題型」為主，例如傳統的數據漫畫成因影響分析，以及各種各樣的評論題。他們的理念，大多以建立學生的思維框架為主要目的，期望學生無論面對怎樣的議題，都能根據題目的類型，作適切的分析及解答。這種傾向，可說是把傳統「知識為本」的教學模式改為「技能為本」。因此，即使考評局當真經常考核「政治知識」，對這些學校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
由此可見，所謂「教師為了照顧學生考試的需要，倘有偏教政治議題，完全可以理解」，很有可能是建基於陳校長個人的猜想，與現實情况並不相符。
三、通識科應為政治而去政治？
陳校長在文中尾段提到「若這個法定機構擬卷過程不能按專業水平自律，最終要由外在力量因政治因素或誤判來他律……這後果是沒有人希望見到的。」，實在說中了一眾通識教師的心聲及憂慮。但即使我們不願見到通識科受某些政治力量操控，也不代表我們在通識科的考評上要有「政治潔癖」，在出卷上故作「政治中立」，故意限制政治考題在當中的成分與比重，要求考評局「預防及調整文憑試試卷出現政治上的偏頗」。身為通識教師或出卷員，理應以學生的政治啟蒙或公民素質為優先，裝備他們成為他朝香港民主社會中的良好公民，而非左顧右盼地，為防止通識科受政治干預，而使她出現「去政治化」的傾向。
畢竟，政治是眾人之事，我們無可退避，社會如是，通識教育，也應如是。
作者是中學通識科教師
首先，就校長回應學民思潮發言人劉貳龍的內容，我很大程度贊同，亦認為這對避免部分政治團體以劉同學之言攻擊通識科起關鍵作用。為此，身為通識教育界的同工，我對此深表感激。雖然如此，我仍然就陳校長其後針對考評局的指控有以下疑問：
一、考評局的通識試題真的偏向政治議題？
陳校長以課程文件的探究問題數量（51題）作為基礎，附以「政治參與」及「身分認同」兩大單元的探究問題（7題）及政治題所佔分數，作數量化的比較分析，得出「政治考題所佔百分比」高於「課程指引中政治問題所佔百分比」的結論。但我必須指出，這種分析方法，其實存在很多問題。
首先，若我們細看陳校長所羅列的「政治考題」，所涉獵的內容並不單單包括該兩大單元。以2014年卷一第1題丙部為例，「透過示威遊行表達訴求有助提升香港人生活素質」便已包括「今日香港」中的「生活素質」單元；若我們再參考考評局提供的考生答案範例，更會發現「以遊行示威爭取改善環境；例如將軍澳堆填區」是可接受答案。換言之，「能源、科技與環境」六大單元之一亦可包括在課程指引探究問題的計算之中；又以2013年卷二第2題乙部的「香港人參與與國家有關的重大事件會加強他們對國民身分的認同。」為例，「現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重要議題及事例，考生都可援引作答，身為「通識之父」的陳校長理應清楚，又何以會把這一大單元排除在計算之中？若未能充分解釋這明顯的遺漏，相信陳校長的論點絕對難以服眾。
而且，由於試題包括「政治參與」以外的其他單元，若陳校長把整條問題都歸納為「政治考題」，未免有失公允。較合理做法，是把考題總分乘以「政治參與」所佔考評內容的比重。以上述的2014年卷一第1題為例，若以我的分析重新計算，由於考生在作答時至少要花一半篇幅在「生活素質」相關的概念之上，政治考題佔整份試卷的比重應只有9/58-10/58，約10%，比陳校長的計算結果為低。其他考卷的比重分析，也存在同樣的嚴重漏洞。
最後，據我所知，甚少學校會按探究問題數量分配六大單元在3年高中各自所佔的課時，換言之，陳校長以各個單元的探究問題數量作為衡量出題或教學比例的準則，缺乏教學上的根據（例如，「生活素質」的探究問題數量與「可持續發展」一樣，但前線教學大多偏重前者）。較合適的做法，是以各單元的難度為準則，學生較易掌握及運用的單元（如生活素質）可在卷一多出，較難的（如可持續發展）可在卷二多出。由此可見，考評局出題時，考慮到能力較弱的學生，偏重考生較切身或常見的議題（例如立法會及遊行等議題），可說是無可避免，甚至是應有之義。
二、考評局的「政治傾向」真的會影響各前線教師的教學方向？
即使後輩以上分析有錯漏之處，考評局的「政治傾向」真的成立，這種傾向是否如陳校長所言的「倒流效應」，會影響前線教師的課程選擇，卻仍然存疑。根據後輩在前線的有限經驗及認知，真正影響前線教師的倒流效應並非「政治傾向」，而是「單元傾向」，甚至「題型傾向」。即使是課程改革較緩慢的學校，都逐漸傾向多教考評局多考核的單元（如今日香港），而少教少考核的單元（如全球化及公共衛生）。這種傾向，與政治傾向毫不相干，而是建基於考核內容的比例之上，實為香港中學傳統功利主義的傾向所致，對教學的影響遠遠比「政治傾向」為大。
較走得前的學校，則開始以「題型」為主，例如傳統的數據漫畫成因影響分析，以及各種各樣的評論題。他們的理念，大多以建立學生的思維框架為主要目的，期望學生無論面對怎樣的議題，都能根據題目的類型，作適切的分析及解答。這種傾向，可說是把傳統「知識為本」的教學模式改為「技能為本」。因此，即使考評局當真經常考核「政治知識」，對這些學校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
由此可見，所謂「教師為了照顧學生考試的需要，倘有偏教政治議題，完全可以理解」，很有可能是建基於陳校長個人的猜想，與現實情况並不相符。
三、通識科應為政治而去政治？
陳校長在文中尾段提到「若這個法定機構擬卷過程不能按專業水平自律，最終要由外在力量因政治因素或誤判來他律……這後果是沒有人希望見到的。」，實在說中了一眾通識教師的心聲及憂慮。但即使我們不願見到通識科受某些政治力量操控，也不代表我們在通識科的考評上要有「政治潔癖」，在出卷上故作「政治中立」，故意限制政治考題在當中的成分與比重，要求考評局「預防及調整文憑試試卷出現政治上的偏頗」。身為通識教師或出卷員，理應以學生的政治啟蒙或公民素質為優先，裝備他們成為他朝香港民主社會中的良好公民，而非左顧右盼地，為防止通識科受政治干預，而使她出現「去政治化」的傾向。
畢竟，政治是眾人之事，我們無可退避，社會如是，通識教育，也應如是。
作者是中學通識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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