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當下，香港社會一片燥戾。
政治撕裂人民，黃藍相搏，持槍炮的摩拳擦掌，撐傘的以身挺進，在硝煙光火、辛辣噴灑下，滿一地身體的創痛與耗損。
身體的傷痛，在歷史和社經發展的鏗鏘行進中佔不了一吋；無權無勢的人民身體，更顯卑微。
然而社會的更新變革，卻是由一個個血肉之軀所推動；文明之幸福，社會的承傳，都建基於對他者生命的重視。
國際肝癌權威、香港大學肝膽胰外科主任潘冬平教授深明此理。
早前，他撰文力陳催淚氣體與橡膠子彈對人體的潛在危險性，勸喻警隊在作出使示威學子們生命受損的行為前，深重三思，「下一代好重要！其實這班人之中，可能有一個是將來的特首也說不定。所以第一件事，不要傷害他們的身體。」
醫者眼中 病者普同一等
八十七枚催淚彈爆發後，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近日在網上人氣爆燈的許鎭德「許sir」聲稱，催淚彈只會造成幾分鐘灼熱感和刺眼感，並不會為人體帶來永久損害，而此後再不見有關受傷示威者傷勢的消息。大伙兒對吃一兩支催淚彈，甚或乍聽威力不大的橡膠子彈，漸漸掉以輕心。煙熄數日後，醫學界首次有專家撰文，指出催淚彈與橡膠子彈對人體的危害，力勸當局保護下一代。敲鐘人並非皮膚科或急症室的醫生，卻是肝膽胰科權威潘冬平。
撰文前，他剛完成了一個手術，回家看新聞，但見警察把一箱箱橡膠子彈搬進政總，令他擔憂得一夜無眠，想起二十年前的一個病例。九十年代初，他在澳洲駐診St. Vincent Hospital，為一個在King Cross被橡膠子彈射中的青年做手術，青年的脾臟大量出血，幾乎喪命。念及，他即搜文引典，向公眾解釋這些「適度武力」對人體的危害。醫者的着緊，來自對生命的惜憐，「所有醫生都應該有同情心，有些人問我何以同情學生，醫生不是應該中立的嗎？我想，同情心是醫生應該有的，如果沒有同情心，很難當一個好醫生」。
救傷扶危之時 不應有任何政治立場
在洶湧的政治狂潮中，容不下一點對理智與慈悲的尊重。自文章刊出後，擲來不同政治取向的人的抨擊，質疑他偏幫佔中人士，他一一以笑應對，「其實醫生好簡單，無論警察也好，市民也好，哪個受傷，都覺得有責任去醫。從醫生角度而言，當然不希望有任何傷亡，這與佔中和反佔中無關。我覺得醫生在救傷扶危方面，是不應該有任何政治立場。」為醫之道，不分貴賤、不看名利，視生命皆普同一等，「我也希望現在的醫科生不會因為這件事，而令他們拒絕拯救一些人，或有一種特別的反感，令他們將來行醫時有偏頗。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表達他的政治意見，但回到我們的專業崗位，就應該緊守專業原則」。
手執武器 必先了解傷害
「從催淚彈後警察的解釋，我覺得他們似乎是低估了這些武器有可能會引起的傷亡。」潘冬平說，「從醫生角度而言，我開任何一隻藥，做任何一個手術，都知道有哪些可能的副作用。藥都可以死人，但我知道，小心去用，等同警察，也應該要知道，小心去用。」說來淡然溫文，卻是超克的執著。
胡椒噴霧 傷角膜可致盲
惜念生命的每個部分，不管大小，因為明白完好之幸，痊癒之難。潘醫生細細分析着各種警方常用的「最低武力」的兇猛之處，例如經常「兜口兜面」噴向示威者的胡椒噴中，霧含有多種化學物質，文獻指不同的化學物質會刺激眼睛而引起損傷，包括角膜損傷，如處理不善被細菌感染，則有機會致盲，「這個些病例很少，不是經常發生，但就算是0.0001%，大家都應該知道，這才是對被人噴的公平，對噴那個也是。」而被許sir形容為「與胡椒噴霧程度相若」的催淚彈，不但在近距離爆破時能造成爆炸傷害，嚴重者更需要截肢；催淚氣體也會誘發咽喉和支氣管收窄、令喉嚨抽筋，對哮喘病人和需要全身麻醉進行手術者尤其危險，有些案例更因為嚴重缺氧而需要進入深切治療部。人權組織醫生促進人權組織（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亦不時呼籲，應重新考慮是否要以催淚彈作為針對平民的鎮壓武器。
橡膠子彈具射穿肌體力量
潘醫生指出，橡膠子彈一詞有其誤導性，令人降低警覺性。雖然橡膠子彈被歸類為非致命武器（non lethal weapon），意即不會在戰場上造成即時死亡，然而子彈依然是子彈，具有射穿肌體的力量，即使是射中肢體，也會傷害軟組織和導致骨折，若射中眼睛則大多致盲，而且傷口亦可能會流血不止，受細菌感染而引發併發症，嚴重可致命。
使用武力 沒有別的選擇？
有議員認為，催淚彈是舉世適用，符合國際標準，即便是美帝都擲得毫不吝嗇。然而潘醫生並不認同，「將外國的例子引來是不對的，因為你要考慮大家不同的程度，警察要用適當的武力去對付相對暴力的人。」潘醫生以自己在King Cross的經歷為例，該區是澳洲的紅燈區，那個中彈青年正是醉酒鬧事的人群的其中一個，他們打爛玻璃、襲擊路人和警察，針對那種情况使用的武力，才能稱為「適當」，「你不能說因為外國使用，這次也用得對。我們看到（示威者）最多最多都是推鐵馬，還未撞到警察」，「我在澳洲醫院的六個月，所見的創傷個案遠多於回來香港做外科醫生所見的總和。香港真是個很和平的城市，我們應該引以為榮。」
從過去經驗做客觀準確風險評估
潘冬平認為，雖然警方自有判斷，但警方應能基於過去應付示威的經驗中提煉出更客觀的衡量和更準確的風險評估，包括使用的武力對承受一方所造成的傷害、傷者的人數，及影響的規模等。警方前兩次使用催淚彈鎮壓騷亂，分別是九六年於越南船民中心發射三千枚催淚彈平亂，造成九十六個燒傷個案，大部分燒傷程度為1-8%，少數傷者需要植皮；其次是○五年世貿會議，韓農砸警車並以鐵馬陣襲警，警方發射三十四枚催淚彈鎮壓，比這次的八十七枚卻要少，「對手無寸鐵再加上是學生的人，一下子就發放催淚彈，似乎是過分了。」
人的病 病在社會
潘冬平的本業是肝膽科，是行內權威，對肝癌的研究與治療貢獻巨大。他是首位提出VEGF（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對導致肝癌有顯著作用的學者，對研發抑制VEGF腫瘤因子的標靶藥Sorafenib有極大助益。他與同僚建立了全亞洲首個具治療指引的「香港肝癌分期系統」，針對亞洲人口特有的風險因子，以制定適當療程從而提高患者存活率。肝癌主要病因乃乙型肝炎，導致乙肝的重要因素，是食物。潘冬平說，肝癌在亞洲發病率比其他地方高，雖然乙肝疫苗的研發有效降低台灣和香港的肝癌率，但根據二○一二年中國全國癌症統計，肝癌患病率仍然直線上升，這與食物不無關係，「例如地溝油裏其中一種最常見的、發霉後引起的毒素，叫黄曲霉素，正正是肝癌一個主要誘因」，「食物的化學污染，吃下去也不知情，沒人揭就沒人知，這是中國特有的情况。」
難道即使努力奉行健康生活，也不一定能免於頑疾？「沒錯！因為病往往與環境有關。」說來斬釘截鐵。病之因，並不止在個人，卻由社會環境誘發異變。貪腐侵蝕了食物安全的防火牆、唯利是圖的經濟競逐吞噬了商人的基本良知、受禁的新聞自由無法揭露陰穢廣傳真相，以致日積月累的毒物無聲成病。制度的惡，轉化為人身的疾，最後由醫者們費盡心神的療養。
醫學 本是一場革命
由於手術複雜、治療繁多而藥物有限，肝癌乃常見癌症中最難醫治的，蜀道之難，卻激起潘冬平克難的決心，一生以研究肝癌為業。三十年前，肝癌差不多是死神的代名詞，痊癒率只有一至兩成，隨着醫者對病理更精確的研究，以及手術技術的不斷改良，肝癌病人的痊癒率提升到三至四成，但由於病變難測，許多患者依然返魂乏術，「我相信在自己有生之年都沒什麼藥物可以醫好它（肝），但如果能夠提高病人的存活機會，已經很值得。這不是一步登天的，就像革命一樣是慢慢長路（笑），不是一代人可以做得到的，可能要下一代。」醫學的革新，寸進也極難，然而點點突破，足以扶生濟世。
學生在追求文明的幸福
上月，一眾醫學生以「醫學本來是一場革命」為號，以罷課作為爭取民主、推動社會進步、抵抗建制不義之法。身為當代醫學的「革命家」，潘冬平笑言醫院的日常經驗很難牽扯到「革命」，而今次的「雨傘革命」也並非要推翻政府，但他提到另一位革命家對「革命」二字提出的深義，「如果孫中山先生沒死的話，整個香港就不同了。」歷史沒有如果，它只為世人留下教訓。電影《十月圍城》中，孫文先生說：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作革命，「學生都是追求文明的幸福，由皇帝到現在，民主都是一個文明的進步。同學追求的是下一代有更加民主的政治體制、更自由的生活空間，這些都是文明的幸福。」革命並非一次性的打倒一個政權，而是對理想世界持續不斷、矢志不渝的追求，「所以他推翻了滿清政府，仍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是說要推翻哪個，而是說如果我們要有文明的社會，還要繼續做很多事。」
吾志所向 一往無前
孫中山棄醫從政，委身改革國家，也是始自一顆年輕純正的心，「我覺得年輕人有理想好重要，當然適當時候要去堅持，但身體受傷就不值得。就像孫中山說，這是一條好長的路，保住身體，往後還有機會繼續，但如果你受傷或者死了，就做不到你想做的事。」他笑說，新一代跟他那一代最大的分別是，他那代人專注深耕學問，投文醫學雜誌屢敗屢戰不怕艱辛，現在年輕一代生活較多元，對社會投身更廣，兩者取向雖異，但也需要同一種態度，「孫中山說，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或者這個也適用於今日學生追求理想。」
社會傷口 以同情心治療
本是救傷聖手的外科醫生，面對當下香港社會因政治而撕裂的創傷，也束手無策。政治的刀口刺破了無數人際關係，使人心淌血。潘冬平的五兄弟姊妹，對佔中看法各異，說來鬱結上心頭，「其實係任何社會對任何事物都有不同意見，有溫和有極端，其實絕對不值得影響親情」。自言屬溫和派的他，說話時溫厚有序，方方面面的苦衷他都設想得細緻：騎虎難下的政府、純真勇毅的學生、生計受影響的庶民、無可奈何的警察，在他眼中都值得同情。在感以同情之餘，他依然思考澄明，「那些是學生，你們是高官，一個常人都會覺得，你處於這個位置，就有責任去平息，用和平方法。這要很多智慧，更加需要勇氣。」若孫中山在世，智者如他，必能化干戈為玉帛。
人，慣於對統治者寬容，對無權無勢的反抗者卻大肆攻訐逼迫，此種無情，源於對他者的同情心的淺缺，「大部分香港人也想要更加寬鬆的民主，更多自由的選擇，只是大家想法不同，年紀大的人覺得要實際點，質疑佔中能否達到目的。正因如此就產生許多矛盾，但大家退一步想想，他們要求的，是不是你心目中想要的呢？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說是。既然如此，我們是否應該給予他們更多同情心？」
我與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汝亦可登。
文/ 阿離
圖/ 陳淑安、法新社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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