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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執筆之時,政府與學聯之間的對話能否順利開展,還是未知之數。佔中的困局如何突破,說到底很大程度取決於北京如何理解過去數周的發展。
在《白皮書》、「落閘決議」的連番部署下,中央大概預料香港民眾對政改決定必然會有強烈反響,而她一直以來的姿態,就是強調國家安全利益考慮高於一切,搞事的人即管放馬過來,老子就是不怕你亂。但佔中的發展速度之快,公眾的支持和投入程度之高,參與人士對警方以至黑幫暴力的無畏精神,恐怕是中央意想不到的。北京固然有人會堅持以敵我矛盾去看待事態發展,但中央大員也應看到,在這劍拔弩張的情况下,港人也同時表現出極高的克制,流露出務實的一面,而非純粹的感情宣泄盲目亂衝,必要與中央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港人仍有務實一面
京官可能看見國慶日金紫荊廣場升旗禮時,學民思潮背向國旗、高舉雙手作交叉狀的動作感到不快,但卻不能忽視同一時間有更多聲音去勸阻示威人士不要破壞儀式,要適可而止。同樣,在有人意圖強行闖入政總,甚至要更全面堵塞中區交通之際,也有更多的示威者好言相勤,甚至出手阻攔。抗爭人士甚至有意無意地把矛頭完全集中指向特首梁振英,而對問題根源的中央政府刻意迴避,避免直接衝突。運動主流聲音拒絕使用革命這些極為敏感的言辭,而龍獅旗這個挑釁性象徵在街頭上也少之又少,也沒有人提出要衝擊中聯辦以至與佔領區一步之遙的解放軍總部。諸如此類的事例多不勝數,這種秩序不在於警力的震懾,而在於示威者的自我約束。
這種對衝擊權威的自我設限,不一定完全基於尊重和認同,更大可能是基於策略考慮,不想把衝突不必要地升溫。但這種情况卻正正說明即使道理在手追求理想的同時,港人仍是有務實的一面,努力在完美想像和政治現實中取得一個平衡點。大部人也不想去得太盡,說白一點就是明白香港絕對無力去與中央全面宣戰,也認識到社會上有相當意見會抵制這種主張。重點不在於個別抗爭者有沒有為理想犧牲甚至殉道的勇氣,而大家明白港人主流即使認同民主理念、追求社會公平,也絕對不會支持以革命方式去進行抗爭。因為我們對現有的制度仍是相當珍惜,不會輕易為任何理念去承受玉石俱焚的風險。大家只是要清楚表達我們對現狀的不滿、對未來的恐懼和對維持原有生活方式和香港核心價值的渴求。所以,中央應該重新認識到,自己一直以來所強調的國家安全利益考慮是過分誇大了實際情况,即使特區內有別有用心的人去把反對運動可能構成的安全威脅無限上綱盡情放大,實情是即使在意識形態上「顏色革命」、「顛覆政權」會在某些群組中有市場(港人確實渴望西方民主、抗拒內地干預香港事務),但在特區政治現實中也沒有發展的土壤,而這少數人的想像轉化為威脅國家安全的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我想說的是,即使是民心未回歸,港人也確實對中央有各種怨懟懷疑,兩者要建立一種可持續的「業務」關係——不必講求什麼民族感情、愛國情操、中央也不要求港人對北京要心服口服,而只求你好我好、互惠互利的共存之道,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只要中央願意以實事求是去處理香港問題,從過去一段時間的戰鬥角度走下來去理解港人的憂慮,適度回應本地社會的合理訴求。這種關係雖然是貌合神離,甚至同牀異夢,但至少是一個容許中港兩地和平共存的遊戲規則。也就是說,北京面對當前香港局面,實在沒有必要用上極端手段,要以硬碰硬玉石俱焚的方法來處理,徒令自己要負上親手毁掉一國兩制的沉重代價,為中港之間帶來難以彌補的創傷,而是應針對香港的務實主義對症下藥,在不損中央權威大局在握的前提下進行策略調整,以爭取重新恢復特區管治的基本秩序和令社會回復安定局面。
即將開展的政府和學聯之間的對話,是這種策略調整的契機。學聯在群眾吃過催淚彈、堅持多日身心煎熬下,她沒有可能主動提出低於最高綱領(公民提名和收回人大決議)的要求。實情是任何學生領袖假如提出接受次優方案的主張,便會馬上為示威民眾唾棄,即時失去道德力量和領導地位,而佔中大民主的廣場決策模式,也無法可以就應否接受最高要求以外的安排達成共識。所以,要打破僵局,只有是特區政府在中央授意下主動提出讓步,以顯示當權者體察民情,回應民意的胸襟。
特區可做的3件事
作為一個起點,特區政府至少有三件事可以馬上做:
第一,特區政府可以承諾不管對話結果如何,特區政府也會向人大常委會就人大議決公布以後的香港情况,提交一份補充報告,保證會忠實地反映香港人對有關決定的不滿和佔中運動的情况,並懇請中央重新審視有關決定。反映港情,下情上達本來就是特區政府的憲政責任。但這份補充報告的重要性,是可以成為日後人大就決議有任何修改調動的理據所在,可以為將來的進一步互動創造更大空間和可能。為保顏面,人大難以自行修改原有立場,但這份由特區政府送上的最新材料,卻可以成為照顧中央體面的下台階。
第二,特區政府也可建議在進行政改第二階段政改諮詢時,委託一個由有民望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去全權負責蒐集民意工作,而當中也不排除就最終方案進行全港性的意向投票。作為起點,這些動作可以表達政府對民意的回應,也可紓緩當前的政治張力。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是政府必須多走一步,主動提出如何在人大框架下去為香港爭取最大的民主,這也是對話開展後的主要內容。但在這個問題上,政府不單只要提出建議,而是要同時與建制派進行談判,要求後者願意作出具體讓步,放棄部分政治特權,並以此為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的基礎。事實上,本地財團與建制利益一直躲在中港矛盾之後,隔岸觀火,樂見政改停滯不前,繼續享受政治殘廢餐。但政改不一定是中港間的對弈,也是本地利益集團的權力再分佈。事實上,即使維持人大決定,假如能大幅減少建制派的政治特權,民主進程也可以向前走出一步。在這中港關係臨近全面崩潰的危急關頭,口口聲聲要愛國愛港的既得利益者,也好應顧全大局犧牲小我去報效中央,為主子排難解紛出一點力。箇中重點是政府不能信口開河,而是要迫使建制派要公開承擔這些建議,並要表明一旦有民意認同,在最終立法會投票階段必須予以支持。換言之,這種是建制派的具體讓步,而非空頭支票。對中央而言,本地財團的這些所謂讓步,也對《基本法》和人大的權威絲毫無損。
有了這些動作作為一個起步點,僵局會否就此化解,社會秩序會否恢復,沒有人能說得準。佔中運動已自有其生命力,群眾是留是退已非任何人或領袖可以支配。但社會運動與民情向來共生共存,政府如能在對話起始階段,對民情作出具體的回應,以實質讓步去釋出善意,自能帶來一個良性循環,可以引發與民間的更多互動,創造出更大解決問題的空間。如對話開局能出現上述的景象,至少令市民相信,我們對自己的未來仍是有發言權的,方向絕對正確。學生與泛民在此中可以爭取到多少民主,如何以此再進一步向真普選目標邁進,端賴自身策略和動員能力,但運作方向最終也應取決於社會主流意見。到時民情是否滿意,是見好即收適可而止,還是認為寸步不讓抗爭到底,那就只能寄望集體智慧,相信群眾。
前路艱難,情勢危急,是戰是和,命懸一線,全繫於北京一念之間。天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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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在《白皮書》、「落閘決議」的連番部署下,中央大概預料香港民眾對政改決定必然會有強烈反響,而她一直以來的姿態,就是強調國家安全利益考慮高於一切,搞事的人即管放馬過來,老子就是不怕你亂。但佔中的發展速度之快,公眾的支持和投入程度之高,參與人士對警方以至黑幫暴力的無畏精神,恐怕是中央意想不到的。北京固然有人會堅持以敵我矛盾去看待事態發展,但中央大員也應看到,在這劍拔弩張的情况下,港人也同時表現出極高的克制,流露出務實的一面,而非純粹的感情宣泄盲目亂衝,必要與中央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港人仍有務實一面
京官可能看見國慶日金紫荊廣場升旗禮時,學民思潮背向國旗、高舉雙手作交叉狀的動作感到不快,但卻不能忽視同一時間有更多聲音去勸阻示威人士不要破壞儀式,要適可而止。同樣,在有人意圖強行闖入政總,甚至要更全面堵塞中區交通之際,也有更多的示威者好言相勤,甚至出手阻攔。抗爭人士甚至有意無意地把矛頭完全集中指向特首梁振英,而對問題根源的中央政府刻意迴避,避免直接衝突。運動主流聲音拒絕使用革命這些極為敏感的言辭,而龍獅旗這個挑釁性象徵在街頭上也少之又少,也沒有人提出要衝擊中聯辦以至與佔領區一步之遙的解放軍總部。諸如此類的事例多不勝數,這種秩序不在於警力的震懾,而在於示威者的自我約束。
這種對衝擊權威的自我設限,不一定完全基於尊重和認同,更大可能是基於策略考慮,不想把衝突不必要地升溫。但這種情况卻正正說明即使道理在手追求理想的同時,港人仍是有務實的一面,努力在完美想像和政治現實中取得一個平衡點。大部人也不想去得太盡,說白一點就是明白香港絕對無力去與中央全面宣戰,也認識到社會上有相當意見會抵制這種主張。重點不在於個別抗爭者有沒有為理想犧牲甚至殉道的勇氣,而大家明白港人主流即使認同民主理念、追求社會公平,也絕對不會支持以革命方式去進行抗爭。因為我們對現有的制度仍是相當珍惜,不會輕易為任何理念去承受玉石俱焚的風險。大家只是要清楚表達我們對現狀的不滿、對未來的恐懼和對維持原有生活方式和香港核心價值的渴求。所以,中央應該重新認識到,自己一直以來所強調的國家安全利益考慮是過分誇大了實際情况,即使特區內有別有用心的人去把反對運動可能構成的安全威脅無限上綱盡情放大,實情是即使在意識形態上「顏色革命」、「顛覆政權」會在某些群組中有市場(港人確實渴望西方民主、抗拒內地干預香港事務),但在特區政治現實中也沒有發展的土壤,而這少數人的想像轉化為威脅國家安全的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我想說的是,即使是民心未回歸,港人也確實對中央有各種怨懟懷疑,兩者要建立一種可持續的「業務」關係——不必講求什麼民族感情、愛國情操、中央也不要求港人對北京要心服口服,而只求你好我好、互惠互利的共存之道,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只要中央願意以實事求是去處理香港問題,從過去一段時間的戰鬥角度走下來去理解港人的憂慮,適度回應本地社會的合理訴求。這種關係雖然是貌合神離,甚至同牀異夢,但至少是一個容許中港兩地和平共存的遊戲規則。也就是說,北京面對當前香港局面,實在沒有必要用上極端手段,要以硬碰硬玉石俱焚的方法來處理,徒令自己要負上親手毁掉一國兩制的沉重代價,為中港之間帶來難以彌補的創傷,而是應針對香港的務實主義對症下藥,在不損中央權威大局在握的前提下進行策略調整,以爭取重新恢復特區管治的基本秩序和令社會回復安定局面。
即將開展的政府和學聯之間的對話,是這種策略調整的契機。學聯在群眾吃過催淚彈、堅持多日身心煎熬下,她沒有可能主動提出低於最高綱領(公民提名和收回人大決議)的要求。實情是任何學生領袖假如提出接受次優方案的主張,便會馬上為示威民眾唾棄,即時失去道德力量和領導地位,而佔中大民主的廣場決策模式,也無法可以就應否接受最高要求以外的安排達成共識。所以,要打破僵局,只有是特區政府在中央授意下主動提出讓步,以顯示當權者體察民情,回應民意的胸襟。
特區可做的3件事
作為一個起點,特區政府至少有三件事可以馬上做:
第一,特區政府可以承諾不管對話結果如何,特區政府也會向人大常委會就人大議決公布以後的香港情况,提交一份補充報告,保證會忠實地反映香港人對有關決定的不滿和佔中運動的情况,並懇請中央重新審視有關決定。反映港情,下情上達本來就是特區政府的憲政責任。但這份補充報告的重要性,是可以成為日後人大就決議有任何修改調動的理據所在,可以為將來的進一步互動創造更大空間和可能。為保顏面,人大難以自行修改原有立場,但這份由特區政府送上的最新材料,卻可以成為照顧中央體面的下台階。
第二,特區政府也可建議在進行政改第二階段政改諮詢時,委託一個由有民望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去全權負責蒐集民意工作,而當中也不排除就最終方案進行全港性的意向投票。作為起點,這些動作可以表達政府對民意的回應,也可紓緩當前的政治張力。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是政府必須多走一步,主動提出如何在人大框架下去為香港爭取最大的民主,這也是對話開展後的主要內容。但在這個問題上,政府不單只要提出建議,而是要同時與建制派進行談判,要求後者願意作出具體讓步,放棄部分政治特權,並以此為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的基礎。事實上,本地財團與建制利益一直躲在中港矛盾之後,隔岸觀火,樂見政改停滯不前,繼續享受政治殘廢餐。但政改不一定是中港間的對弈,也是本地利益集團的權力再分佈。事實上,即使維持人大決定,假如能大幅減少建制派的政治特權,民主進程也可以向前走出一步。在這中港關係臨近全面崩潰的危急關頭,口口聲聲要愛國愛港的既得利益者,也好應顧全大局犧牲小我去報效中央,為主子排難解紛出一點力。箇中重點是政府不能信口開河,而是要迫使建制派要公開承擔這些建議,並要表明一旦有民意認同,在最終立法會投票階段必須予以支持。換言之,這種是建制派的具體讓步,而非空頭支票。對中央而言,本地財團的這些所謂讓步,也對《基本法》和人大的權威絲毫無損。
有了這些動作作為一個起步點,僵局會否就此化解,社會秩序會否恢復,沒有人能說得準。佔中運動已自有其生命力,群眾是留是退已非任何人或領袖可以支配。但社會運動與民情向來共生共存,政府如能在對話起始階段,對民情作出具體的回應,以實質讓步去釋出善意,自能帶來一個良性循環,可以引發與民間的更多互動,創造出更大解決問題的空間。如對話開局能出現上述的景象,至少令市民相信,我們對自己的未來仍是有發言權的,方向絕對正確。學生與泛民在此中可以爭取到多少民主,如何以此再進一步向真普選目標邁進,端賴自身策略和動員能力,但運作方向最終也應取決於社會主流意見。到時民情是否滿意,是見好即收適可而止,還是認為寸步不讓抗爭到底,那就只能寄望集體智慧,相信群眾。
前路艱難,情勢危急,是戰是和,命懸一線,全繫於北京一念之間。天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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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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