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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梁振英擔任特首到去年底，身分同時是澳洲企業UGL的顧問，按協議列明要提供顧問和轉介人服務，到2013年12月分兩筆收取了400萬英鎊，此事經澳洲傳媒報道曝光。梁振英透過發表聲明方式解釋，不過，他為何沒有申報利益、事態是否涉及不當回佣、執行職務是否有利益衝突等疑團，未能消解。律政司已經授權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雄處理此事，梁振英可以案件正在調查為由，保持緘默，不過，由於事態涉及特首為商業機構工作，會否損害了香港利益，備受關注，梁振英應該毋須等候處理結果，採取主動公開交代，消除市民的疑慮。
梁振英特首任內
為企業當顧問收巨款
梁振英原是DTZ Holdings董事局成員，並擔任亞太區主席，2011年10月，DTZ出現周轉困難，加快賣盤程序；10月3日，梁振英辭任行政會議成員，準備參選特首；11月8日，DTZ董事包括梁振英投票選擇UGL為出售業務的首選競投者；11月27日，梁振英宣布參選特首。據UGL與梁振英在12月2日簽署的協議，UGL同意向梁振英支付400萬英鎊。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當選特首，7月1日，梁振英就任特首，12月及2013年12月，UGL分兩期支付400萬英鎊給梁振英。按《基本法》第47條規定，特首應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根據已公開的資料，未見梁振英申報這筆收入及受薪為UGL履行協議的關係。
從上述時序，顯示梁振英在辭任行政會議成員、即是沒有公職期間，與UGL簽署協議，而他收齊UGL協議款項則在上任特首後約1年半，特首辦回應傳媒查詢時，解釋協議是在梁振英沒有公職的情况下簽署，故按規定毋須申報，云云。若按這個邏輯，所有人在擔任公職之前的利益關係，都毋須申報，這種情况不可能是利益申報制度的真義。况且，權力愈大，愈要受到制約，盡量杜絕以權謀私，梁振英與UGL的兩年協議，其中1年半是他已經成為特首的任內執行，若認為毋須申報，不能接受。
UGL承諾給予梁振英400萬英鎊，條件包括梁離職之後24個月內，不會撬走DTZ管理層、不會另組公司與UGL競爭，協議還訂明UGL可在合理情况下，要求梁振英不時以轉介者和顧問角色，宣傳UGL和DTZ。這些協議條款，若梁振英未當選特首，無人會追究是否涉及利益衝突，而簽署協議時，梁振英當選的機會確實較低，他與UGL簽署協議，起碼還有「會輸」的理由，不過，梁振英勝出特首選舉之後，若他認為與UGL簽署的協議無問題、收取這筆巨款無問題，這不僅是侮辱市民的智慧，對他的幹練形象也有很大反差。
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理應自覺不能涉及商業利益，不應為個別企業做顧問工作，此際若他主動向UGL說明，基於身分、角色與簽署協議時有根本轉變，不適宜再為UGL服務，提出取消協議，以梁振英當時貴為特首，不可能向DTZ挖角和另起爐灶，成為UGL的競爭對手，在正常情况下，看不到UGL不同意的理由，因為少了競爭隱憂，又可以省回400萬英鎊，正是何樂而不為。除非UGL志不在此，他們對梁振英的轉介和顧問服務有所期待，則是其他問題了。
指為亂港招數
難以使人信服
UGL的聲明說，在2011至2013年（即協議有效期間）乃至之後的時間，UGL並未要求梁振英做過任何工作，梁振英也沒有提出給UGL做任何工作。另外，特首辦在回應查詢時，也表示沒有向UGL提供過任何服務。這些正式聲明，沒有可以挑戰的理由，因為除非有新資料披露，否則不可能證明UGL與梁振英存在過什麼工作關係。不過，設若「梁振英無做過嘢」是實情，則UGL給梁振英的巨款是什麼性質、所為何事，是待解之謎。
有人猜測UGL給予梁振英的款項，是回佣，UGL在聲明表示，有關付款協議是在賣方（DTZ）完全知情下達成的，「賣方、蘇格蘭皇家銀行及他們的顧問，都清楚知道UGL打算與梁振英達成有關協議，而DTZ在推動和洽談支付梁振英的條款上，更扮演了重要角色」。不過，澳洲傳媒報道時任DTZ的主席Tim Melville Ross及後來的管理人安永，對梁振英與UGL的協議不知情。從聲明和報道看來，UGL和DTZ的說法不同，而此事涉及DTZ股東的利益，也事關梁振英的聲譽，他應該促使UGL和DTZ有一個清晰說法，釐清事態。
梁振英是特首，此事涉及款額巨大，關乎利益申報、特首任內做兼職、是否涉及收取不當回佣等質疑，事態性質嚴重但是並不複雜，梁振英只要肯面對傳媒，不難解釋清楚。若以刑事檢控專員處理為由，不回應質疑，則會使人認為梁振英借程序過橋，事態持續發酵，對他不會帶來好處。有人放言此乃外國勢力搞亂香港的招數，不會有多大市場，梁振英主動解釋釐清，才是應對此事的最好選擇。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梁振英特首任內
為企業當顧問收巨款
梁振英原是DTZ Holdings董事局成員，並擔任亞太區主席，2011年10月，DTZ出現周轉困難，加快賣盤程序；10月3日，梁振英辭任行政會議成員，準備參選特首；11月8日，DTZ董事包括梁振英投票選擇UGL為出售業務的首選競投者；11月27日，梁振英宣布參選特首。據UGL與梁振英在12月2日簽署的協議，UGL同意向梁振英支付400萬英鎊。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當選特首，7月1日，梁振英就任特首，12月及2013年12月，UGL分兩期支付400萬英鎊給梁振英。按《基本法》第47條規定，特首應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根據已公開的資料，未見梁振英申報這筆收入及受薪為UGL履行協議的關係。
從上述時序，顯示梁振英在辭任行政會議成員、即是沒有公職期間，與UGL簽署協議，而他收齊UGL協議款項則在上任特首後約1年半，特首辦回應傳媒查詢時，解釋協議是在梁振英沒有公職的情况下簽署，故按規定毋須申報，云云。若按這個邏輯，所有人在擔任公職之前的利益關係，都毋須申報，這種情况不可能是利益申報制度的真義。况且，權力愈大，愈要受到制約，盡量杜絕以權謀私，梁振英與UGL的兩年協議，其中1年半是他已經成為特首的任內執行，若認為毋須申報，不能接受。
UGL承諾給予梁振英400萬英鎊，條件包括梁離職之後24個月內，不會撬走DTZ管理層、不會另組公司與UGL競爭，協議還訂明UGL可在合理情况下，要求梁振英不時以轉介者和顧問角色，宣傳UGL和DTZ。這些協議條款，若梁振英未當選特首，無人會追究是否涉及利益衝突，而簽署協議時，梁振英當選的機會確實較低，他與UGL簽署協議，起碼還有「會輸」的理由，不過，梁振英勝出特首選舉之後，若他認為與UGL簽署的協議無問題、收取這筆巨款無問題，這不僅是侮辱市民的智慧，對他的幹練形象也有很大反差。
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後，理應自覺不能涉及商業利益，不應為個別企業做顧問工作，此際若他主動向UGL說明，基於身分、角色與簽署協議時有根本轉變，不適宜再為UGL服務，提出取消協議，以梁振英當時貴為特首，不可能向DTZ挖角和另起爐灶，成為UGL的競爭對手，在正常情况下，看不到UGL不同意的理由，因為少了競爭隱憂，又可以省回400萬英鎊，正是何樂而不為。除非UGL志不在此，他們對梁振英的轉介和顧問服務有所期待，則是其他問題了。
指為亂港招數
難以使人信服
UGL的聲明說，在2011至2013年（即協議有效期間）乃至之後的時間，UGL並未要求梁振英做過任何工作，梁振英也沒有提出給UGL做任何工作。另外，特首辦在回應查詢時，也表示沒有向UGL提供過任何服務。這些正式聲明，沒有可以挑戰的理由，因為除非有新資料披露，否則不可能證明UGL與梁振英存在過什麼工作關係。不過，設若「梁振英無做過嘢」是實情，則UGL給梁振英的巨款是什麼性質、所為何事，是待解之謎。
有人猜測UGL給予梁振英的款項，是回佣，UGL在聲明表示，有關付款協議是在賣方（DTZ）完全知情下達成的，「賣方、蘇格蘭皇家銀行及他們的顧問，都清楚知道UGL打算與梁振英達成有關協議，而DTZ在推動和洽談支付梁振英的條款上，更扮演了重要角色」。不過，澳洲傳媒報道時任DTZ的主席Tim Melville Ross及後來的管理人安永，對梁振英與UGL的協議不知情。從聲明和報道看來，UGL和DTZ的說法不同，而此事涉及DTZ股東的利益，也事關梁振英的聲譽，他應該促使UGL和DTZ有一個清晰說法，釐清事態。
梁振英是特首，此事涉及款額巨大，關乎利益申報、特首任內做兼職、是否涉及收取不當回佣等質疑，事態性質嚴重但是並不複雜，梁振英只要肯面對傳媒，不難解釋清楚。若以刑事檢控專員處理為由，不回應質疑，則會使人認為梁振英借程序過橋，事態持續發酵，對他不會帶來好處。有人放言此乃外國勢力搞亂香港的招數，不會有多大市場，梁振英主動解釋釐清，才是應對此事的最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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