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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執筆之時，佔領運動還在進行中，此時並不是檢討其成敗得失的時候。但願示威者和政府盡快展開對話，甚至在政改方案上找尋一些突破點。本文的目的是要討論一下，要是最終沒有找到突破的情况下，泛民應該如何面對人大常委會的框架。
人們不喜歡人大常委會框架，是由於它設置得滴水不漏，能夠輕易把泛民候選人排除。儘管如此，事情並不一定像表面那麼糟糕。
首先，我很懷疑，香港大多數的選民會選擇一個有強烈泛民背景的候選人當特首，即使有公民提名，這樣的泛民候選人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當選的。相反，如果他真的當選，也只會處處碰壁，出現這種情况，非香港之福。機會很低，但不是完全沒有可能。舉例說，假如建制派的候選人有兩個，其中一個陪跑，另外一個大熱，卻因為在投票前夕爆出醜聞，聲望大跌，而令泛民的候選人漁人得利。換言之，有沒有公民提名，在正常的情况下，這只是個原則問題，並不會帶來實際的差別，但是當它真的帶來分別，我們倒要有所擔心！
「把尾門」和「有效選舉」
也許人們真正擔心的，並非有沒有泛民候選人，而是選民只能在兩三個爛蘋果中挑一個，揀無可揀。我認為大家不必過慮。我們不能設想有如下的情况：300萬選民中，只有3人投票，兩人贊成A，一人贊成B，其他空白票，竟然能夠當選。選舉法則必須有其他的規定，得票最多的候選人須同時符合這些要求才能當選。比方說，可以規定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其得票必須多於白票數目，甚至是總票數的一半（有效票加白票），此次選舉才算是「有效選舉」，否則須重新提名再選。這個門檻的高低則要從長計議。
這個有效選舉制度有事前和事後兩個方面的作用。（1）在提委會決定提名名單之前，由於預期到選票的力量，它要考慮其認受性，甚至容許與泛民有一定關係的候選人出現（當然，強烈泛民背景的人是不會接受的）；（2）在候選人名單決定之後，選民的「否決權」可以防止爛蘋果當選。無論如何，即使白票不能改變選舉結果，低票當選的特首，其權威必然要打折扣，白票仍然是有作用的。《明報》李先知（9月10日《明報》）和港大同事、選舉法專家程騰歡教授（9月26日《信報》）先後討論到類似觀點。
近年，香港經常舉行各種民意調查，以至模擬全民投票，以了解和集合民意。但是，這些活動都不是正規的，權威性不足。現在既然中央政府已經答應在2017年，給予我們一個連它都不得不承認的、正規的了解和集合民意的機會，為什麼我們反而不去接受呢？民主派經常採用示威遊行的方式去表達意見，這種活動是非常消耗性的，其形式命定不能擺脫被指為少數派的批評，中央政府已經答應了讓大家有支援民主派的渠道，民主派為什麼又要拒絕呢？
反對「袋住先」的理由
有意見認為，民意調查顯示反對人大常委會框架，泛民的立法會議員要聽從民意，因此要反對「袋住先」。這種見解是有問題的，民意不一定對，而且民意也是會改變的，議員不應當選民的信差，應該知道選民的根本利益，在必要時要敢於作出與民意相反的決定。
筆者也聽過另一種意見，泛民的立法會議員要堅守原則，即使民意贊成「袋住先」，他們也要反對。很抱歉，我不了解這是什麼原則。筆者只知道，有時候妥協是必要的，要跳得遠，就要後退兩步。也許泛民過分執著於公民提名。地球上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選舉制度，都是當地特殊情况的結果。以美國為例，其總統候選人都不是通過公民提名產生的，而且總統也不是通過直選產生的。其選舉方法之複雜，我相信沒有幾個人能夠用半個小時說得清楚。
又一種意見認為，如果我們接受「袋住先」，之後就不能再有進一步的改革，我不否認這個可能性。但是我也不肯定，否決了人大常委會方案，我們就更容易達到我們最後的目標。中共是個專制政權，就其本質而言，它是不想在香港實行普選的，甚至連人大方案也不是很想推行的，如果我們連這個唾手可得的東西都不接受，它就不介意讓我們原地踏步，而這種僵局可能要在泛民日後叩頭認錯的時候，才有可能打破。
Perfect is the enemy of good
佔領運動規模之大和時間之長都遠超原來想像，而對別人帶來的不便也比原來想像的大。香港人因為政改問題上撕裂，筆者和許多人一樣心痛。但是，平心而論，香港人在普選問題上的分歧遠比表面上的小。一部分人堅決要求公民提名，另一部人贊成X，X就是中央政府的立場。如果中央政府願意把人大常委會的框架彈性處理，拉近與泛民的距離，後者也是會贊成的，那麼兩批港人就沒有什麼矛盾了。這也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香港人三贏的結果，希望各方能珍惜目前的機會。
如果泛民提出的公民題是iPhone 6 Plus，那麼人大常委會方案也是個紅米，比我們用了10多年的Nokia 2G手機優勝。如果泛民經過努力而最後爭取不到iPhone 6 Plus，考慮一下紅米還是可以的。西諺有云：Perfect is the enemy of good！
參考材料：
李先知：〈泛民杯葛政改諮詢有辣有唔辣〉，《明報》2014年9月10日
程騰歡：〈設「有效投票率」 建合法普選制度〉，《信報》2014年9月26日
作者任教於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
人們不喜歡人大常委會框架，是由於它設置得滴水不漏，能夠輕易把泛民候選人排除。儘管如此，事情並不一定像表面那麼糟糕。
首先，我很懷疑，香港大多數的選民會選擇一個有強烈泛民背景的候選人當特首，即使有公民提名，這樣的泛民候選人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當選的。相反，如果他真的當選，也只會處處碰壁，出現這種情况，非香港之福。機會很低，但不是完全沒有可能。舉例說，假如建制派的候選人有兩個，其中一個陪跑，另外一個大熱，卻因為在投票前夕爆出醜聞，聲望大跌，而令泛民的候選人漁人得利。換言之，有沒有公民提名，在正常的情况下，這只是個原則問題，並不會帶來實際的差別，但是當它真的帶來分別，我們倒要有所擔心！
「把尾門」和「有效選舉」
也許人們真正擔心的，並非有沒有泛民候選人，而是選民只能在兩三個爛蘋果中挑一個，揀無可揀。我認為大家不必過慮。我們不能設想有如下的情况：300萬選民中，只有3人投票，兩人贊成A，一人贊成B，其他空白票，竟然能夠當選。選舉法則必須有其他的規定，得票最多的候選人須同時符合這些要求才能當選。比方說，可以規定得票最多的候選人，其得票必須多於白票數目，甚至是總票數的一半（有效票加白票），此次選舉才算是「有效選舉」，否則須重新提名再選。這個門檻的高低則要從長計議。
這個有效選舉制度有事前和事後兩個方面的作用。（1）在提委會決定提名名單之前，由於預期到選票的力量，它要考慮其認受性，甚至容許與泛民有一定關係的候選人出現（當然，強烈泛民背景的人是不會接受的）；（2）在候選人名單決定之後，選民的「否決權」可以防止爛蘋果當選。無論如何，即使白票不能改變選舉結果，低票當選的特首，其權威必然要打折扣，白票仍然是有作用的。《明報》李先知（9月10日《明報》）和港大同事、選舉法專家程騰歡教授（9月26日《信報》）先後討論到類似觀點。
近年，香港經常舉行各種民意調查，以至模擬全民投票，以了解和集合民意。但是，這些活動都不是正規的，權威性不足。現在既然中央政府已經答應在2017年，給予我們一個連它都不得不承認的、正規的了解和集合民意的機會，為什麼我們反而不去接受呢？民主派經常採用示威遊行的方式去表達意見，這種活動是非常消耗性的，其形式命定不能擺脫被指為少數派的批評，中央政府已經答應了讓大家有支援民主派的渠道，民主派為什麼又要拒絕呢？
反對「袋住先」的理由
有意見認為，民意調查顯示反對人大常委會框架，泛民的立法會議員要聽從民意，因此要反對「袋住先」。這種見解是有問題的，民意不一定對，而且民意也是會改變的，議員不應當選民的信差，應該知道選民的根本利益，在必要時要敢於作出與民意相反的決定。
筆者也聽過另一種意見，泛民的立法會議員要堅守原則，即使民意贊成「袋住先」，他們也要反對。很抱歉，我不了解這是什麼原則。筆者只知道，有時候妥協是必要的，要跳得遠，就要後退兩步。也許泛民過分執著於公民提名。地球上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選舉制度，都是當地特殊情况的結果。以美國為例，其總統候選人都不是通過公民提名產生的，而且總統也不是通過直選產生的。其選舉方法之複雜，我相信沒有幾個人能夠用半個小時說得清楚。
又一種意見認為，如果我們接受「袋住先」，之後就不能再有進一步的改革，我不否認這個可能性。但是我也不肯定，否決了人大常委會方案，我們就更容易達到我們最後的目標。中共是個專制政權，就其本質而言，它是不想在香港實行普選的，甚至連人大方案也不是很想推行的，如果我們連這個唾手可得的東西都不接受，它就不介意讓我們原地踏步，而這種僵局可能要在泛民日後叩頭認錯的時候，才有可能打破。
Perfect is the enemy of good
佔領運動規模之大和時間之長都遠超原來想像，而對別人帶來的不便也比原來想像的大。香港人因為政改問題上撕裂，筆者和許多人一樣心痛。但是，平心而論，香港人在普選問題上的分歧遠比表面上的小。一部分人堅決要求公民提名，另一部人贊成X，X就是中央政府的立場。如果中央政府願意把人大常委會的框架彈性處理，拉近與泛民的距離，後者也是會贊成的，那麼兩批港人就沒有什麼矛盾了。這也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香港人三贏的結果，希望各方能珍惜目前的機會。
如果泛民提出的公民題是iPhone 6 Plus，那麼人大常委會方案也是個紅米，比我們用了10多年的Nokia 2G手機優勝。如果泛民經過努力而最後爭取不到iPhone 6 Plus，考慮一下紅米還是可以的。西諺有云：Perfect is the enemy of good！
參考材料：
李先知：〈泛民杯葛政改諮詢有辣有唔辣〉，《明報》2014年9月10日
程騰歡：〈設「有效投票率」 建合法普選制度〉，《信報》2014年9月26日
作者任教於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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