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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通識科已『異化』，更多偏向純粹研究政治議題。」
通識教師聯會主席許承恩老師：「通識老師未有偏好政治議題……亦未敢偏教，因為這樣有違通識精神。請擔憂通識科被政治化的人士可放心。」
學民思潮發言人劉貳龍：「我們的罷課行動就是對通識教育的實踐和尊重，期望通識教育不是純粹的紙上談兵，而是達到學校教育的最終目標，即是將學習到的知識理論轉化為現實應用，將從教育裏培育出的公民意識轉化為直接行動，這樣才是反映出通識教育的真正成果，讓學生成為直接參與和主宰公共事務的學生公民……」
羅太的通識政治異化論有沒有事實根據？許老師的不偏教政治議題論是否反映大部分老師的實際教學情况？許老師深信教師「不會令通識科在政治舞台中擔當任何取態角色」，學民思潮卻說「通識教育鼓勵學生社會政治參與」、「罷課是實踐通識」、「學生直接參與和主宰公共事務反映通識的真正成果」；兩種說法有沒有矛盾？
非只有罷課才反映通識成果
無論是學民思潮、羅太或其他關心通識科的政界人士，都需要平衡地、全面地看通識科的宗旨和內容：
1. 學民思潮認為，將公民意識轉化為直接行動，才是反映出通識教育的真正成果。這種說法的排他性（有這種行動，學習才算有成果）並不是課程原意，因為《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指引》）列出的其中一項學習成果是「願意成為盡責認真的公民」，意即教師培育出來的學生，只要抱持這種態度，思考過將來透過什麼方法盡好公民責任，定下立場，就算不在求學階段付諸行動，或即使在政改問題上選擇與罷課不同甚至相反的行動（例如在罷課日照常上課，是盡好作為學生公民的責任，下課後才去社交網站表達對政改的意見），也算達到這個學習成果。換句話說，並非只有參與罷課這類抗爭行動才反映出學習通識的成果。
2. 通識科課程宗旨不單止提及公民責任，也提及幫助學生「欣賞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觀點，並學習處理相互衝突的價值觀」（《指引》1.4段）。當有人引用通識科來支持罷課這種「公民行動」的同時，也應表示尊重他人透過不罷課和其他方法就政改議題盡好公民責任。
3.「社會及政治參與」不是通識科的全部，只佔課程內容的小部分。要令老師做到像許老師所說的不偏教，不得不檢視通識科公開試試卷有沒有擬題偏頗的現象。
羅太主管教育多年，如感覺到公開試科目異化，應該明白任教公開試班級的老師，一定會受到公開試試卷設計倒流效應的影響，調整教學策略，幫助學生應考公開試前作出最好的準備。自第一屆中學文憑試以來，通識科試卷（尤其是卷一）題目偏重本地政治議題，是有證據支持的。卷一（全是必答題，佔筆試總分62.5%）每年有3題，每年都有1題涉及本港政治議題（下稱「政治題」），而卷二（3題選答1題）則於2013年有1題政治題，3年來政治題佔筆試總分20.5%至37%不等（見表）。
考評局試卷偏重政治題
上表所述4題政治題，與通識科課程中「今日香港」單元內「社會及政治參與」及「身分和身分認同」兩個主題相關。這兩個主題共有7個探究問題，整個課程6個單元共有51個探究問題。因此，從教學角度來看，主要牽涉到本港政治議題的教學內容大約佔整個課程的7/51（即13.7%）。為什麼考評局的試卷設計，卻容許政治題的比重（3年來佔20.5%至37%）變成為課程內政治議題比重的1.5至2.7倍？如果這個「偏重政治題」的現象只是間中出現，還可以說是巧合。但連續3年是這樣，必然是考評局的擬題及監管制度出現了問題，令不配合課程內容均衡性的偏頗考評設計「出了街」。香港大部分的通識科老師，功力未必有許老師的深厚。如只用13.7%的課時，來教授考卷會佔20.5%至37%的內容，難度實在太高。因為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了政治題，而相對地忽略了其他主題，教師為了照顧學生考試的需要，倘有偏教政治議題，完全可以理解。
考評局擬出的試卷在上述方面不配合課程，一般通識教師不知道嗎？當然知道，但他們因為擔心公開批評考評局，會令到自己無緣繼續被委任為閱卷員或其他通識科考評局崗位，因而令自己的學生蒙受學習上的損失 ，大家都噤若寒蟬。教育局管得着嗎？管不到，因為考評局作為獨立的法定機構，它擬定公開試試題的過程是機密的。未開考的通識科試卷內容，只有考評局科目經理實質領導（而不是由非考評局僱員的主考實質領導）的擬題和審題委員會，和該經理的直屬上司，才有權知道和修訂內容；考評局委員會主席、成員，連秘書長也無法知悉或修訂內容。考卷這種高度保密性一直有助公開試公平地進行。但當科目經理偏向找某幾類人士出任審題委員會成員（教育局中負責課程的官員只佔委員會成員的極少數），主導試卷中政治題的性質和比重，而直屬上司未能察覺此問題或察覺到但未有糾正時，整個「偏重政治題」的問題，便由個人判斷偏差的問題變成為非偶然的制度性問題。
從制度上堵塞政治性落差
最少一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察覺到這個問題，曾建議公開擬題和審題人士的名單，向公眾問責。但此舉將嚴重影響考試的保密性和考評局的獨立性，筆者曾大力反對。但考評局若不從制度上堵塞這個試卷不配合課程的政治性落差，令通識科的教學因要配合試卷設計而過度側重政治議題（甚至如2013年卷一的政治題，被不少行內人士認為在題目和評卷指引設計方面有偏向泛民立場之嫌），或令教育界以外人士誤會通識科是泛民力量影響中學生的平台，通識科教師所受的壓力將有增無減。行政長官亦可以根據考評局條例第13條，就「他覺得對公眾利益有影響」的考評局制度或政策，作出考評局必須遵守的指示。若這個法定機構擬卷過程不能按專業水平自律，最終要由外在力量因政治因素或誤判來他律，教育專業領導的機制便受到政治干預。這後果是沒有人希望見到的。
要令老師教通識時持平，不會在政治上偏教，焦點不應放在聲稱由通識學回來的學生抗爭行動，也不是在教師的教學法，而是在考評局如何預防及調整文憑試試卷出現政治上的偏頗。
作者是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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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師聯會主席許承恩老師：「通識老師未有偏好政治議題……亦未敢偏教，因為這樣有違通識精神。請擔憂通識科被政治化的人士可放心。」
學民思潮發言人劉貳龍：「我們的罷課行動就是對通識教育的實踐和尊重，期望通識教育不是純粹的紙上談兵，而是達到學校教育的最終目標，即是將學習到的知識理論轉化為現實應用，將從教育裏培育出的公民意識轉化為直接行動，這樣才是反映出通識教育的真正成果，讓學生成為直接參與和主宰公共事務的學生公民……」
羅太的通識政治異化論有沒有事實根據？許老師的不偏教政治議題論是否反映大部分老師的實際教學情况？許老師深信教師「不會令通識科在政治舞台中擔當任何取態角色」，學民思潮卻說「通識教育鼓勵學生社會政治參與」、「罷課是實踐通識」、「學生直接參與和主宰公共事務反映通識的真正成果」；兩種說法有沒有矛盾？
非只有罷課才反映通識成果
無論是學民思潮、羅太或其他關心通識科的政界人士，都需要平衡地、全面地看通識科的宗旨和內容：
1. 學民思潮認為，將公民意識轉化為直接行動，才是反映出通識教育的真正成果。這種說法的排他性（有這種行動，學習才算有成果）並不是課程原意，因為《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指引》）列出的其中一項學習成果是「願意成為盡責認真的公民」，意即教師培育出來的學生，只要抱持這種態度，思考過將來透過什麼方法盡好公民責任，定下立場，就算不在求學階段付諸行動，或即使在政改問題上選擇與罷課不同甚至相反的行動（例如在罷課日照常上課，是盡好作為學生公民的責任，下課後才去社交網站表達對政改的意見），也算達到這個學習成果。換句話說，並非只有參與罷課這類抗爭行動才反映出學習通識的成果。
2. 通識科課程宗旨不單止提及公民責任，也提及幫助學生「欣賞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觀點，並學習處理相互衝突的價值觀」（《指引》1.4段）。當有人引用通識科來支持罷課這種「公民行動」的同時，也應表示尊重他人透過不罷課和其他方法就政改議題盡好公民責任。
3.「社會及政治參與」不是通識科的全部，只佔課程內容的小部分。要令老師做到像許老師所說的不偏教，不得不檢視通識科公開試試卷有沒有擬題偏頗的現象。
羅太主管教育多年，如感覺到公開試科目異化，應該明白任教公開試班級的老師，一定會受到公開試試卷設計倒流效應的影響，調整教學策略，幫助學生應考公開試前作出最好的準備。自第一屆中學文憑試以來，通識科試卷（尤其是卷一）題目偏重本地政治議題，是有證據支持的。卷一（全是必答題，佔筆試總分62.5%）每年有3題，每年都有1題涉及本港政治議題（下稱「政治題」），而卷二（3題選答1題）則於2013年有1題政治題，3年來政治題佔筆試總分20.5%至37%不等（見表）。
考評局試卷偏重政治題
上表所述4題政治題，與通識科課程中「今日香港」單元內「社會及政治參與」及「身分和身分認同」兩個主題相關。這兩個主題共有7個探究問題，整個課程6個單元共有51個探究問題。因此，從教學角度來看，主要牽涉到本港政治議題的教學內容大約佔整個課程的7/51（即13.7%）。為什麼考評局的試卷設計，卻容許政治題的比重（3年來佔20.5%至37%）變成為課程內政治議題比重的1.5至2.7倍？如果這個「偏重政治題」的現象只是間中出現，還可以說是巧合。但連續3年是這樣，必然是考評局的擬題及監管制度出現了問題，令不配合課程內容均衡性的偏頗考評設計「出了街」。香港大部分的通識科老師，功力未必有許老師的深厚。如只用13.7%的課時，來教授考卷會佔20.5%至37%的內容，難度實在太高。因為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了政治題，而相對地忽略了其他主題，教師為了照顧學生考試的需要，倘有偏教政治議題，完全可以理解。
考評局擬出的試卷在上述方面不配合課程，一般通識教師不知道嗎？當然知道，但他們因為擔心公開批評考評局，會令到自己無緣繼續被委任為閱卷員或其他通識科考評局崗位，因而令自己的學生蒙受學習上的損失 ，大家都噤若寒蟬。教育局管得着嗎？管不到，因為考評局作為獨立的法定機構，它擬定公開試試題的過程是機密的。未開考的通識科試卷內容，只有考評局科目經理實質領導（而不是由非考評局僱員的主考實質領導）的擬題和審題委員會，和該經理的直屬上司，才有權知道和修訂內容；考評局委員會主席、成員，連秘書長也無法知悉或修訂內容。考卷這種高度保密性一直有助公開試公平地進行。但當科目經理偏向找某幾類人士出任審題委員會成員（教育局中負責課程的官員只佔委員會成員的極少數），主導試卷中政治題的性質和比重，而直屬上司未能察覺此問題或察覺到但未有糾正時，整個「偏重政治題」的問題，便由個人判斷偏差的問題變成為非偶然的制度性問題。
從制度上堵塞政治性落差
最少一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察覺到這個問題，曾建議公開擬題和審題人士的名單，向公眾問責。但此舉將嚴重影響考試的保密性和考評局的獨立性，筆者曾大力反對。但考評局若不從制度上堵塞這個試卷不配合課程的政治性落差，令通識科的教學因要配合試卷設計而過度側重政治議題（甚至如2013年卷一的政治題，被不少行內人士認為在題目和評卷指引設計方面有偏向泛民立場之嫌），或令教育界以外人士誤會通識科是泛民力量影響中學生的平台，通識科教師所受的壓力將有增無減。行政長官亦可以根據考評局條例第13條，就「他覺得對公眾利益有影響」的考評局制度或政策，作出考評局必須遵守的指示。若這個法定機構擬卷過程不能按專業水平自律，最終要由外在力量因政治因素或誤判來他律，教育專業領導的機制便受到政治干預。這後果是沒有人希望見到的。
要令老師教通識時持平，不會在政治上偏教，焦點不應放在聲稱由通識學回來的學生抗爭行動，也不是在教師的教學法，而是在考評局如何預防及調整文憑試試卷出現政治上的偏頗。
作者是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委員會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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