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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環繞香港政改爭議，中央邀請工商界及專業人士訪京，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座談，共商港事；另外，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大專學生罷課，據稱首日參加人數多達1.3萬。這兩個場景，說明政改牽動範圍，既深且廣。不過，熟悉香港情况的人都知道，這些舉措就政改亟須凝聚共識，縮窄分歧，可以起到的作用極其有限，因為最需要溝通對話的中央與泛民陣營，他們不相往來的景况持續下去，不單政改方案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多數通過，難以樂觀；香港出現的朝野對抗，對經濟與社會穩定增加了不明朗因素，更使人忐忑不安。
中央與同路人互動
對港影響實效有限
中央組織工商界及專業重量級人士訪京，這是11年以來首次，反映政改之重要和中央的重視程度。獲邀人士在港有一定影響力，中央爭取他們支持，對穩定香港政治經濟社會，肯定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例如若因為反對活動引發股票市場波動，富豪們或許可以運用影響力，使市場不至失控；不過，獲邀工商界及專業人士與泛民分屬不同陣營，就政改這類議題，現實上不但難以影響泛民，若處理不善，甚至有可能產生反效果。
習近平會見工商界及專業人士訪京團，是最高規格的接待，不過，所起作用，證諸往績難以持久。例如11年前因為香港經濟衰退，加上《基本法》23條立法和50萬人上街，中央邀請包括工商界等各方團體訪京，穩定局面，但是民主派被拒諸門外，深層次矛盾不解決，朝野對立依舊；今次因為政改，再打訪京團牌，而中央與泛民和反對陣營的嫌隙更深，即使事態最終平復下來，由於未真正解決，難道等待下一次事件，再高規格接待訪京團？因此，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是否調整僅與同路人互動的做法，是應該研究的議題。
泛民、學界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特首普選框架的決定，非常激憤，據知，學生罷課只是連串不合作運動的序幕。近日，建制陣營人士紛紛對罷課表達不同意見，雖然都是批評，大多數還算就事論事，不過，有人以類近黑社會活動形容推動中學生罷課，是上綱上線抹黑；前任教統局長而現任行政會議成員的李國章則說學生若認為參加罷課是犧牲，算不了什麼，真的犧牲是退學，讓出學額給供讀副學士的同學，云云。這類說法容易激起被批評的一方反感。「黑社會活動」、「罷課不如退學」等論調，對學生罷課無疑火上加油，學生就此反應強烈，昨日，中大百萬大道的罷課場面，會否因為這類論調激發更多學生參加，值得探究。
人大框架的決定，政府都只能軟銷怎樣民主，建制人士也知道有關決定保守而只能呼籲市民「袋住先」，日後再改善，這種反應，說明泛民與學生等激憤，有客觀基礎，因此，李國章等人就罷課的說法，對學生和許多人都是一種挑釁。在社會瀰漫普遍不滿之際，手握權力的人理應設法讓大家冷靜下來，而非進一步激化。今次政改演變至此，與建制陣營鷹派當道有關，若有權力中人為求倖進而變本加厲激發情勢，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泛民黨派有權力責任
要自覺有別於學生團體
罷課學生要求特首梁振英到添馬公園與學生及市民公開對話，交代人大常委會就政改的決定，否則行動定必隨即升級，由罷課擴展至各種不合作運動，云云。這類對話要求，如下最後通牒，以目前朝野力量對比，不可能實現。不過，學生的訴求說明一點，就是無論與權力當局怎樣對抗，都要尋求對話，情况折射在泛民政黨與政府的關係，現在泛民議員的取態是否恰當，值得商榷。
學生一腔熱情，沒有利益，他們提出的訴求去到最盡，可以理解，例如學生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作出的決定，向港人道歉，任誰都知道完全脫離政治現實，不可能爭取到；不過，泛民黨派、特別是泛民立法會議員有政治身分，有政治權力，他們與中央、梁振英、特區政府官員一樣，都要服膺「掌握權力的人要負起政治責任」這一條，而中央權力最大，須負起的責任也就更大。
泛民議員雖然聲言綑綁一起否決方案，又表示與政府無什麼好談，將杯葛政改第二輪諮詢，云云；不過，除了特首普選辦法，還有2016年的選舉安排，若泛民杯葛不參與，難道就由建制派按其利益、意願重劃選區？况且，即使否決政改方案，但是在什麼情况下否決，是否還有斟酌餘地，例如由市民「守尾門」的方案（白票逾半要重選），若爭取不到，屆時否決政府的方案，是否更具合理性，都是值得考慮的情况。
今次政改爭議了約1年半，最重要的中央與泛民卻從未正式商討過，人大就做出決定，使政改瀕於泡湯，情况使許多人心有不甘。過去這段日子，建制鷹派與泛民激進勢力主導了政改事宜，使中間溫和力量被擠壓得靠邊站，這種情况必須改變。泛民黨派要警覺自己的政治角色與責任，有別於學生和民間團體，勿輕言全面杯葛政府，斷絕與中央和特首、特區政府的對話溝通，若泛民黨派真的這樣做，則不知道市民為何要選他們當議員。另外，中央要改變只與同路人交往互動的慣性，與泛民黨派的關係應全面解凍，處理好今次政改。只有解決中央與泛民的深層次矛盾，香港事務才有機會踏上正途。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中央與同路人互動
對港影響實效有限
中央組織工商界及專業重量級人士訪京，這是11年以來首次，反映政改之重要和中央的重視程度。獲邀人士在港有一定影響力，中央爭取他們支持，對穩定香港政治經濟社會，肯定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例如若因為反對活動引發股票市場波動，富豪們或許可以運用影響力，使市場不至失控；不過，獲邀工商界及專業人士與泛民分屬不同陣營，就政改這類議題，現實上不但難以影響泛民，若處理不善，甚至有可能產生反效果。
習近平會見工商界及專業人士訪京團，是最高規格的接待，不過，所起作用，證諸往績難以持久。例如11年前因為香港經濟衰退，加上《基本法》23條立法和50萬人上街，中央邀請包括工商界等各方團體訪京，穩定局面，但是民主派被拒諸門外，深層次矛盾不解決，朝野對立依舊；今次因為政改，再打訪京團牌，而中央與泛民和反對陣營的嫌隙更深，即使事態最終平復下來，由於未真正解決，難道等待下一次事件，再高規格接待訪京團？因此，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是否調整僅與同路人互動的做法，是應該研究的議題。
泛民、學界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特首普選框架的決定，非常激憤，據知，學生罷課只是連串不合作運動的序幕。近日，建制陣營人士紛紛對罷課表達不同意見，雖然都是批評，大多數還算就事論事，不過，有人以類近黑社會活動形容推動中學生罷課，是上綱上線抹黑；前任教統局長而現任行政會議成員的李國章則說學生若認為參加罷課是犧牲，算不了什麼，真的犧牲是退學，讓出學額給供讀副學士的同學，云云。這類說法容易激起被批評的一方反感。「黑社會活動」、「罷課不如退學」等論調，對學生罷課無疑火上加油，學生就此反應強烈，昨日，中大百萬大道的罷課場面，會否因為這類論調激發更多學生參加，值得探究。
人大框架的決定，政府都只能軟銷怎樣民主，建制人士也知道有關決定保守而只能呼籲市民「袋住先」，日後再改善，這種反應，說明泛民與學生等激憤，有客觀基礎，因此，李國章等人就罷課的說法，對學生和許多人都是一種挑釁。在社會瀰漫普遍不滿之際，手握權力的人理應設法讓大家冷靜下來，而非進一步激化。今次政改演變至此，與建制陣營鷹派當道有關，若有權力中人為求倖進而變本加厲激發情勢，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泛民黨派有權力責任
要自覺有別於學生團體
罷課學生要求特首梁振英到添馬公園與學生及市民公開對話，交代人大常委會就政改的決定，否則行動定必隨即升級，由罷課擴展至各種不合作運動，云云。這類對話要求，如下最後通牒，以目前朝野力量對比，不可能實現。不過，學生的訴求說明一點，就是無論與權力當局怎樣對抗，都要尋求對話，情况折射在泛民政黨與政府的關係，現在泛民議員的取態是否恰當，值得商榷。
學生一腔熱情，沒有利益，他們提出的訴求去到最盡，可以理解，例如學生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作出的決定，向港人道歉，任誰都知道完全脫離政治現實，不可能爭取到；不過，泛民黨派、特別是泛民立法會議員有政治身分，有政治權力，他們與中央、梁振英、特區政府官員一樣，都要服膺「掌握權力的人要負起政治責任」這一條，而中央權力最大，須負起的責任也就更大。
泛民議員雖然聲言綑綁一起否決方案，又表示與政府無什麼好談，將杯葛政改第二輪諮詢，云云；不過，除了特首普選辦法，還有2016年的選舉安排，若泛民杯葛不參與，難道就由建制派按其利益、意願重劃選區？况且，即使否決政改方案，但是在什麼情况下否決，是否還有斟酌餘地，例如由市民「守尾門」的方案（白票逾半要重選），若爭取不到，屆時否決政府的方案，是否更具合理性，都是值得考慮的情况。
今次政改爭議了約1年半，最重要的中央與泛民卻從未正式商討過，人大就做出決定，使政改瀕於泡湯，情况使許多人心有不甘。過去這段日子，建制鷹派與泛民激進勢力主導了政改事宜，使中間溫和力量被擠壓得靠邊站，這種情况必須改變。泛民黨派要警覺自己的政治角色與責任，有別於學生和民間團體，勿輕言全面杯葛政府，斷絕與中央和特首、特區政府的對話溝通，若泛民黨派真的這樣做，則不知道市民為何要選他們當議員。另外，中央要改變只與同路人交往互動的慣性，與泛民黨派的關係應全面解凍，處理好今次政改。只有解決中央與泛民的深層次矛盾，香港事務才有機會踏上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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