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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今日本報的「中港矛盾怎麼辦」系列報道（刊A6），港大民研計劃向18歲以上說粵語的居民調查，六成受訪者認為，比起10年前，現時「中港密切好多」；六成認為「香港對中國依賴度高」；逾七成認為，比起10年前，港人對內地人「好感減少咗」。連串民調數字顯示，中港之間既有「密切」的關係，但更有「好感減少」的因素，表面上似乎有矛盾，但只要留意近年兩地間的多層次交往及關係形態，民調結果是意料中事。
說意料中事，是因為其來有自。確認「中港密切」，是因為客觀事實使然，內地一年4000萬旅客來港，港人到內地購物遊玩以至郵購產品頻密，中港「密切」是恰當的形容詞，毋須否認。至於「好感減少咗」則是超越機制的感受，其中尤以18歲至29歲、30歲至49歲的兩組受訪者好感減少程度最大，分別為88%及79%。
「中港密切」屬必然
「好感減少」須深究
回歸17年，就算沒有內地旅客大舉來港，「中港密切」應是必然，因此民調的「好感減少」相對於此，顯得頗為特別，值得探討。這並非說不應出現「好感減少」的情况，而是當學者及專家分析「好感減少」的由來，自會明白，這一情况的出現，正是由於中港兩地價值觀不同、人文成長過程的迥異結果。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稱，中港矛盾是全球情况的其中一項事例，近年中國崛起太快，但與其他國家及城巿人民尚有莫大文明差距，引發衝突，他承認這種差異令港人增加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黃遠輝則認為，內地人炒高樓價以及囤樓的一些做法，令本港年輕人沒有能力上樓，是引發中港矛盾的主要因素。他又說，身為老一代，理解年輕人追求民主、不滿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看法。
民意調查的結論，只要放進中港社會發展步伐框架，得出如此論調實屬正常。人們觀察「中港矛盾」課題時，必須先持守一個基本視點，即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要點在於「特別」二字，除了這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特別性質，同時也必須體認，香港的價值觀與內地的一套不同。這不是香港特殊化，而是香港的特別；要持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必須理解「特別行政區」的「特別」一詞真正意涵。
回歸前曾任中國駐英大使、回歸後的首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說過一句話：香港問題是一部深奧的書，這恰如其分指出香港的特別性質。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的「紫砂茶壼論」更是膾炙人口，姜李兩位，一位是熟悉香港問題的外交部官員，一位是位列國家領導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此結論當非誑言。他們的說法判斷，自有其因由，是來自以「一國兩制」對待香港，而不是以內地一城一巿或直轄巿的層次看待。所以，可以說，從「一國兩制」的考慮及其成形的背景，便能明白今天的「中港矛盾」本質是什麼、處理之道應當如何。
中共元老鄧小平構思「一國兩制」時，中港兩地的有形差別比今天更大，深圳河以北當日仍在後文革的療傷年代，香港則是進入經濟起飛輝煌日子，經濟實力的對比、意識形態的迥異，無法一下子馬上接合，「一國兩制」的構想，便是包容兩地差異的接合劑——客觀承認中港兩地各自的社會形態及價值觀。因此，對於是次民調結果，應對之道固然要修補中港兩地矛盾，例如控制內地遊客來港數目，免致香港的公共設施難以承受，又例如對內地炒樓客及囤樓客徵收稅項，都可以控制這些情况於一時。
價值迥異源於歷史
一國兩制包容差異
至於更大的迥異，便是中港兩地價值觀的不同，以最近的政改爭論為例，政改主導權在於北京，香港難以置喙，人大常委會的框架出來後，社會上爆發反彈及不滿聲音，各種後續抗爭行動蓄勢待發。若把這些不同政見一刀切視為全係「反華反共」，無視這些理念上的迥異，其實就是「一國兩制」本質的突顯，如此失焦，不僅令人扼腕，更把中港關係推向更大衝突的深淵。
中港關係，一隻手掌打不響，只有單方面做工作，無法得臻善境。回歸17年，中港兩地的溝通及了解仍存相當差異，我們必須承認並正視這些差異，毋須掩耳盜鈴。如果急於求成，扭曲了原意，戟指對罵，情况只會更形惡化，無以回到坦途。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說意料中事，是因為其來有自。確認「中港密切」，是因為客觀事實使然，內地一年4000萬旅客來港，港人到內地購物遊玩以至郵購產品頻密，中港「密切」是恰當的形容詞，毋須否認。至於「好感減少咗」則是超越機制的感受，其中尤以18歲至29歲、30歲至49歲的兩組受訪者好感減少程度最大，分別為88%及79%。
「中港密切」屬必然
「好感減少」須深究
回歸17年，就算沒有內地旅客大舉來港，「中港密切」應是必然，因此民調的「好感減少」相對於此，顯得頗為特別，值得探討。這並非說不應出現「好感減少」的情况，而是當學者及專家分析「好感減少」的由來，自會明白，這一情况的出現，正是由於中港兩地價值觀不同、人文成長過程的迥異結果。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稱，中港矛盾是全球情况的其中一項事例，近年中國崛起太快，但與其他國家及城巿人民尚有莫大文明差距，引發衝突，他承認這種差異令港人增加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黃遠輝則認為，內地人炒高樓價以及囤樓的一些做法，令本港年輕人沒有能力上樓，是引發中港矛盾的主要因素。他又說，身為老一代，理解年輕人追求民主、不滿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看法。
民意調查的結論，只要放進中港社會發展步伐框架，得出如此論調實屬正常。人們觀察「中港矛盾」課題時，必須先持守一個基本視點，即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要點在於「特別」二字，除了這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特別性質，同時也必須體認，香港的價值觀與內地的一套不同。這不是香港特殊化，而是香港的特別；要持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必須理解「特別行政區」的「特別」一詞真正意涵。
回歸前曾任中國駐英大使、回歸後的首任中聯辦主任姜恩柱說過一句話：香港問題是一部深奧的書，這恰如其分指出香港的特別性質。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的「紫砂茶壼論」更是膾炙人口，姜李兩位，一位是熟悉香港問題的外交部官員，一位是位列國家領導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此結論當非誑言。他們的說法判斷，自有其因由，是來自以「一國兩制」對待香港，而不是以內地一城一巿或直轄巿的層次看待。所以，可以說，從「一國兩制」的考慮及其成形的背景，便能明白今天的「中港矛盾」本質是什麼、處理之道應當如何。
中共元老鄧小平構思「一國兩制」時，中港兩地的有形差別比今天更大，深圳河以北當日仍在後文革的療傷年代，香港則是進入經濟起飛輝煌日子，經濟實力的對比、意識形態的迥異，無法一下子馬上接合，「一國兩制」的構想，便是包容兩地差異的接合劑——客觀承認中港兩地各自的社會形態及價值觀。因此，對於是次民調結果，應對之道固然要修補中港兩地矛盾，例如控制內地遊客來港數目，免致香港的公共設施難以承受，又例如對內地炒樓客及囤樓客徵收稅項，都可以控制這些情况於一時。
價值迥異源於歷史
一國兩制包容差異
至於更大的迥異，便是中港兩地價值觀的不同，以最近的政改爭論為例，政改主導權在於北京，香港難以置喙，人大常委會的框架出來後，社會上爆發反彈及不滿聲音，各種後續抗爭行動蓄勢待發。若把這些不同政見一刀切視為全係「反華反共」，無視這些理念上的迥異，其實就是「一國兩制」本質的突顯，如此失焦，不僅令人扼腕，更把中港關係推向更大衝突的深淵。
中港關係，一隻手掌打不響，只有單方面做工作，無法得臻善境。回歸17年，中港兩地的溝通及了解仍存相當差異，我們必須承認並正視這些差異，毋須掩耳盜鈴。如果急於求成，扭曲了原意，戟指對罵，情况只會更形惡化，無以回到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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