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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情所「放」的「風」，頗有玩味。在勸說香港人放棄「佔中」的念頭時，一些「有分量」的親北京人士，大談香港根本無可能以傷害自己來威嚇中央，中央根本不怕中環會如何被佔領。不過同一時間，我們卻看見中央媒體和親中人士對一些社會抗爭的概念十分敏感：公投、佔領，以至最近的罷課，往往會招致一些煞有介事，又或歇斯底里的反彈。
問題是，如果香港對中國整體格局的影響力，就如部分人士所說般的大不如前，根本沒有對等談判的餘地，那遠在北京的「朝廷」，為何看來仍盯緊這「南方一隅」的一舉一動？其中一個解說，是一些人口中的「外部勢力」——如今正為伊斯蘭國問題煩惱的美國，以及面對蘇格蘭獨立問題的英國，仍然行有餘力在香港搞風搞雨。惟有關「外部勢力」的公開及可靠資料不多，姑且假設「存而不論」。
另一個推測，是不知道香港的社會抗爭運動，會否有機會成為內地不同地方搞抗爭時的參考模式，故此要旗幟鮮明地予以打擊。即使暫且放下波譎雲詭的國際大局，中國現時亦面對國內日趨尖銳和複雜的社會矛盾。內地公安部過往曾公布大型群眾示威騷亂的統計數字——由1994年的1萬宗，上升至2005年的8.7萬宗。自2006年後，內地鮮有公布相關整體數字，又或所公布的數字受到質疑。惟堵路、徵地暴動、工潮示威無日無之，相信內地社會的抗爭情緒並沒冷卻下來。
另一方面，哈佛大學學者Gary King聯同其學者同仁，曾於2013年5月於學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一篇文章。透過在內地網絡平台進行的信息實驗，他們發現內地網警「執勤」時的模式——罵政府或可以容忍，但一旦談及集體行動（「上街」等），便立即封殺。由此可見，社會抗爭的現象——尤其是集體行動是否有機會傳播（其他地方的人，看見有城市能夠透過某些集體行動達到目的，於是「有樣學樣」）的課題，大概對於中央政府來說是重要的政治考量。
影響抗爭模式傳播的因素
由此推論，即使中央真的覺得香港的政治及經濟實力大不如前，但一想到內地社會抗爭所帶來的不穩定性，則亦不希望看見香港社會出現一些讓內地「有樣學樣」的抗爭模式。從這個假設來看，則大約能意會為何公投、佔領、罷課等概念，於某些人來說乃是特別刺耳的事。當然，我們也不應過分高估香港對內地社會抗爭文化的影響力。例如，當香港仍就「佔中」的操作和模式爭論不休時，堵路——指透過堵塞交通要道來迫使政府回應和讓步——於內地是頗為司空見慣的抗爭手法。
話說回來，社會抗爭的模式會否傳播他方，也受制於各種因素，例如政治文化（例如對於「暴力」的定義，社會運動不便的接受程度等），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意思是介入和改變社會的機會，例如議會能否發揮功能，讓抗爭人士透過建制渠道向社會和政府施加壓力等），論述策略（抗爭人士能否把議題演繹為「公共利益」，以爭取大眾支持），以至是人們對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即是否相信集體行動會帶來社會改變） 、身分認同等感覺等。
抗爭的機會成本和預期效果
不過，假如要把一眾概念簡化，人們會否「有樣學樣」搬仿效其所看見的社會抗爭行為，主要還是衡量抗爭行為的「機會成本」和「預期效果」。如果抗爭行為沒有為自己的生活帶來太大的麻煩，又或者雖然辛苦一點，但相信抗爭行為會帶來一些效果，那仿效的機會便會增加。前一段落提及的因素，或多或少都影響人們如何衡量「機會成本」（例如「政治文化」、「機會結構」)或「預期效果」（例如「論述策略」、「集體效能」、「身分認同」）。
試想想：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剛經歷過暴動，大多數人希望生活安定。如果你搞示威遊行，便要面對高成本（人們覺得遊行很「激」、搞事，以至被警方拘控），低效果（殖民地政府根本不會跟華人民眾平起平坐）的局面。當然，如今參與遊行，預期效果難料，但至少一般來說，「成本」已大大降低。示威遊行遂成為日常生活中人人仿效的抗爭模式。
幾年前，香港各地曾不斷出現內地藝術家艾未未的塗鴉。塗鴉公共地方及私人物業，「成本」較參與遊行高，但其社會效果卻十分顯著——該名少女及其伙伴的行為，使傳媒和社會輿論一時哄動，引來記者追訪及大眾關注。這也許為這類型的抗爭樹立模仿案例。
然而，我們很難單憑上文的理論模型，便推測公投、罷課、佔領公共地方，以至是「流動佔中」等抗爭模式會否成為被人們仿效。沒有實踐的經驗和資料，實在難以衡量其「成本」和「預期效果」。不過，很明顯，有些人已不斷把這些抗爭行為的「成本」描繪為洪水猛獸，或把其「預期效果」（推動香港民主）形容得一文不值。這大概是害怕這些抗爭行為會傳遍社會、遍地開花的反應罷。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 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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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如果香港對中國整體格局的影響力，就如部分人士所說般的大不如前，根本沒有對等談判的餘地，那遠在北京的「朝廷」，為何看來仍盯緊這「南方一隅」的一舉一動？其中一個解說，是一些人口中的「外部勢力」——如今正為伊斯蘭國問題煩惱的美國，以及面對蘇格蘭獨立問題的英國，仍然行有餘力在香港搞風搞雨。惟有關「外部勢力」的公開及可靠資料不多，姑且假設「存而不論」。
另一個推測，是不知道香港的社會抗爭運動，會否有機會成為內地不同地方搞抗爭時的參考模式，故此要旗幟鮮明地予以打擊。即使暫且放下波譎雲詭的國際大局，中國現時亦面對國內日趨尖銳和複雜的社會矛盾。內地公安部過往曾公布大型群眾示威騷亂的統計數字——由1994年的1萬宗，上升至2005年的8.7萬宗。自2006年後，內地鮮有公布相關整體數字，又或所公布的數字受到質疑。惟堵路、徵地暴動、工潮示威無日無之，相信內地社會的抗爭情緒並沒冷卻下來。
另一方面，哈佛大學學者Gary King聯同其學者同仁，曾於2013年5月於學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一篇文章。透過在內地網絡平台進行的信息實驗，他們發現內地網警「執勤」時的模式——罵政府或可以容忍，但一旦談及集體行動（「上街」等），便立即封殺。由此可見，社會抗爭的現象——尤其是集體行動是否有機會傳播（其他地方的人，看見有城市能夠透過某些集體行動達到目的，於是「有樣學樣」）的課題，大概對於中央政府來說是重要的政治考量。
影響抗爭模式傳播的因素
由此推論，即使中央真的覺得香港的政治及經濟實力大不如前，但一想到內地社會抗爭所帶來的不穩定性，則亦不希望看見香港社會出現一些讓內地「有樣學樣」的抗爭模式。從這個假設來看，則大約能意會為何公投、佔領、罷課等概念，於某些人來說乃是特別刺耳的事。當然，我們也不應過分高估香港對內地社會抗爭文化的影響力。例如，當香港仍就「佔中」的操作和模式爭論不休時，堵路——指透過堵塞交通要道來迫使政府回應和讓步——於內地是頗為司空見慣的抗爭手法。
話說回來，社會抗爭的模式會否傳播他方，也受制於各種因素，例如政治文化（例如對於「暴力」的定義，社會運動不便的接受程度等），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意思是介入和改變社會的機會，例如議會能否發揮功能，讓抗爭人士透過建制渠道向社會和政府施加壓力等），論述策略（抗爭人士能否把議題演繹為「公共利益」，以爭取大眾支持），以至是人們對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即是否相信集體行動會帶來社會改變） 、身分認同等感覺等。
抗爭的機會成本和預期效果
不過，假如要把一眾概念簡化，人們會否「有樣學樣」搬仿效其所看見的社會抗爭行為，主要還是衡量抗爭行為的「機會成本」和「預期效果」。如果抗爭行為沒有為自己的生活帶來太大的麻煩，又或者雖然辛苦一點，但相信抗爭行為會帶來一些效果，那仿效的機會便會增加。前一段落提及的因素，或多或少都影響人們如何衡量「機會成本」（例如「政治文化」、「機會結構」)或「預期效果」（例如「論述策略」、「集體效能」、「身分認同」）。
試想想：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剛經歷過暴動，大多數人希望生活安定。如果你搞示威遊行，便要面對高成本（人們覺得遊行很「激」、搞事，以至被警方拘控），低效果（殖民地政府根本不會跟華人民眾平起平坐）的局面。當然，如今參與遊行，預期效果難料，但至少一般來說，「成本」已大大降低。示威遊行遂成為日常生活中人人仿效的抗爭模式。
幾年前，香港各地曾不斷出現內地藝術家艾未未的塗鴉。塗鴉公共地方及私人物業，「成本」較參與遊行高，但其社會效果卻十分顯著——該名少女及其伙伴的行為，使傳媒和社會輿論一時哄動，引來記者追訪及大眾關注。這也許為這類型的抗爭樹立模仿案例。
然而，我們很難單憑上文的理論模型，便推測公投、罷課、佔領公共地方，以至是「流動佔中」等抗爭模式會否成為被人們仿效。沒有實踐的經驗和資料，實在難以衡量其「成本」和「預期效果」。不過，很明顯，有些人已不斷把這些抗爭行為的「成本」描繪為洪水猛獸，或把其「預期效果」（推動香港民主）形容得一文不值。這大概是害怕這些抗爭行為會傳遍社會、遍地開花的反應罷。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 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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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論壇版文章以900字為限，讀者來函請以500字為限。電郵forum@mingpao.com，傳真﹕2898 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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