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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香港面臨一個歷史性的重大決斷。香港的命運、歷史的走向就取決於港人的一念之間，切不可讓轉運的機緣從指縫中溜走。
一、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普選的推進器
1、憲制程序意義。按照五部曲，走完第二部，政改即可進入下一步驟。
2、實質規範意義。人大常委會對普選制度的基本要素如果做出明確規定，那麼這個決定就不僅僅具有程序意義，而是下一步討論和本地立法的前提框架，具有規範意義，是上位階的規範。規範是有持久效力的，即便立法會不能通過方案，原地踏步，下一次也還是不能超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
3、歷史意義。《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是「普選」一詞第一次進入新中國法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激活和啓動第45條的一個決斷，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關於普選的立法性質的文件。這個決斷不僅僅具有局部的意義，不僅僅要解決當下的問題，更是歷史性的。它體現了這個國家和這個政權對普選、對民主的基本觀念，對國家發展、民族命運的判斷。無論最終的成敗，它都是未來史學家不可忽視的一筆。如果把一國兩制比喻為中國政治發展歷史長河的一個支流，那麼此次政改就是一個拐口。港人應以歷史的驕傲感和責任感認真對待之。我慶幸自己在這個拐口處聽到了歷史長流的濤聲。
二、目標是目標，路是路
有人苦口婆心勸曰，不完美的方案總勝過沒有普選。這個話其實是在重複一個哲學命題：在理想與不完美的現實可能性之間，人們應該如何選擇？嚴格地說，這類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否則，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二者必有一個是錯誤的。然而，我要說的是，在如何對待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問題上，理想和現實的悖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個假命題。
對於香港普選，我是一個準旁觀者。一方面，香港普選是直接關乎香港市民的事情，我不是香港居民，所以多半是抱旁觀者心態。另一方面，香港畢竟是國家的一部分，我作為中國公民多少和這個事情能沾上邊。如果由我來回答這個難題，一個可能的選擇是站在國家立場、中央立場，規勸港人坦然接受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這個立場上，問題需要轉換。不能說這裏存在理想和現實的衝突，而要告訴港人，這個決定就是通向民主理想的最安全的道路，甚至是唯一的道路。走向這條道路，反對派究竟失去了什麼？不就是失去作領路人的機會嗎？你們不上這條道，想把香港領上什麼道路？
另一個可能的選擇是以一個真正的旁觀者心態去評說。我要詢問：你們所說的理想是什麼？在提名權的分配上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嗎？在提名程式上不要採用過半數的規則嗎？對於候選人，不要有人數的限制嗎？如果是這些，我可以在知識上論證：
第一，香港不是一個政治實體，地方自治的民主理想和一個獨立政治體制憲的民主理想是兩碼事，實行什麼制度不能完全由地方說了算。
第二，多元化提名的機制和一個憲定專門機構的提名機制之間，不存在道德差距，實在要說有距離的話，在理論上後者可能是一個高級版。為什麼呢？因為多元化提名仍然停留在社會政治權力層面，雖然保障了各種政治力量的自由競爭，但國家權力直接被社會派系權力捕獲，缺少集體審慎決策的理性要素。相反，提名委員會通過廣泛代表性原則相容社會多元化的利益，但整體上構成一個可以審慎決策的機構。
第三，過半數提名是符合民主程序的定義的。對於一個委員會制的機構而言，過半數是理想的、高標準的表決制度。
第四，候選人數目限制與否，其實並不具有原則意義和價值意義，而是一個技術性問題。任何表決制度客觀上都只能產生一定數目的候選人。有人提八分之一委員提名，按照這個設想，實際可能的結果大概也在3至5候選人之間。
上述提名制度的3個方面都不是泛民真正的理想，而是實現理想的制度選擇。他們的理想是入閘，怎麼入閘？降低標準才能入閘。這恰恰是一個極為現實主義的想法，不是理想主義的。因此，說到底，這裏根本的衝突不是理想和現實的衝突，而是利益衝突，當然也有價值觀的衝突。價值觀的衝突，也可以理解為理想衝突，具體內容是什麼呢？泛民自稱奉行的是自由主義的民主觀，行動上有時又傾向於民粹主義、反代表制民主，喜歡街頭行動，有時甚至帶有一點類似無政府主義的反國家、反權威的色彩。而基本法內涵的民主觀是一國兩制下的憲政主義的代表制民主。首先受制於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其次，受制於憲法體制，包括國家憲法體制和香港憲法體制；再者，雜糅了功能代表制和地域選舉制，是一種質與量並重的、平衡的代表制民主。
面對價值衝突，如果反對派真的是理想主義者的話，那麼就請他們把他們的理想和全體港人的理想、國家的理想結合起來思考什麼是實現香港民主理想的道路。道路從來是現實的，不是理想，就好比發財是理想，發財的路子永遠是現實的一樣。想發大財嗎？先做事富起來吧。同理，想高度民主嗎？先民主起來吧！
三、原地踏步，將來會更好嗎？
立法會如若不能通過政改方案，香港就得原地踏步。這個話，僅僅在制度意義上成立，政治上不可能原地踏步，不進則退。在歷史的拐口，如衝不過去，則運勢受挫，漸趨於衰。怎麼個退法？
第一，推延普選進程，最早也得等到2017年之後才能重新啓動政改。那個時候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還是屹立在那裏，繞不過去。政治條件會比現在更好嗎？水只會更濁。
第二，2016年立法會選舉，將是一個什麼局面？反對派一定就穩操勝券嗎？有些人認為，反對派綑綁投反對票，有利於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我看未必，這取決於香港選民的見地。一個理性的選民可能會認為，反對派因為自己沒有機會出閘就把選民的普選機遇給耽誤了，繼續投票給他們只會把香港搞得更亂，把香港和中央的關係搞得更僵。如果讓反對派在立法會佔優勢，政改前途更加渺茫。這樣的見識並不深奧，但人是受情感控制的，也許反對派通過製造悲情可以贏得選票，但是如果悲情製造得過度了，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真的嚴重影響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時候，人們就會理性地反思香港究竟需要怎樣的民主和怎樣的秩序。這個認識過程快的話可能一年，慢的話一屆兩屆。我不相信香港會走向不歸路。
第三，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能順利嗎？當選者如何施政？可以預見，反對派不會接受所謂的「小圈子選舉」，會設法破壞選舉進程。如果選舉委員會能維持目前的格局，那麼完成選舉是不成問題的。反對派如果把建制派候選人和反對派人士混合在一起搞民間選特首，不斷製造民意，這或多或少會影響選委會的決策，影響建制派候選人之間的關係。可以肯定的是，當選者的認受性會大打折扣，加之立法會的對抗，特首施政更加舉步維艱。
第四，最大的影響其實是對社會的影響。一是社會撕裂；二是青少年投身政治行動，極端勢力獲得實質性發展，逐步取代老派反對派；三是中央可能失去耐心，內地人可能對香港失去興趣。在那樣的條件下，再來談普選，要達成共識只會難度更大。
由上可見，香港前行一步海闊天空，原地踏步，不堪設想。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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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一、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普選的推進器
1、憲制程序意義。按照五部曲，走完第二部，政改即可進入下一步驟。
2、實質規範意義。人大常委會對普選制度的基本要素如果做出明確規定，那麼這個決定就不僅僅具有程序意義，而是下一步討論和本地立法的前提框架，具有規範意義，是上位階的規範。規範是有持久效力的，即便立法會不能通過方案，原地踏步，下一次也還是不能超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
3、歷史意義。《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是「普選」一詞第一次進入新中國法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激活和啓動第45條的一個決斷，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關於普選的立法性質的文件。這個決斷不僅僅具有局部的意義，不僅僅要解決當下的問題，更是歷史性的。它體現了這個國家和這個政權對普選、對民主的基本觀念，對國家發展、民族命運的判斷。無論最終的成敗，它都是未來史學家不可忽視的一筆。如果把一國兩制比喻為中國政治發展歷史長河的一個支流，那麼此次政改就是一個拐口。港人應以歷史的驕傲感和責任感認真對待之。我慶幸自己在這個拐口處聽到了歷史長流的濤聲。
二、目標是目標，路是路
有人苦口婆心勸曰，不完美的方案總勝過沒有普選。這個話其實是在重複一個哲學命題：在理想與不完美的現實可能性之間，人們應該如何選擇？嚴格地說，這類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否則，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二者必有一個是錯誤的。然而，我要說的是，在如何對待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問題上，理想和現實的悖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個假命題。
對於香港普選，我是一個準旁觀者。一方面，香港普選是直接關乎香港市民的事情，我不是香港居民，所以多半是抱旁觀者心態。另一方面，香港畢竟是國家的一部分，我作為中國公民多少和這個事情能沾上邊。如果由我來回答這個難題，一個可能的選擇是站在國家立場、中央立場，規勸港人坦然接受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這個立場上，問題需要轉換。不能說這裏存在理想和現實的衝突，而要告訴港人，這個決定就是通向民主理想的最安全的道路，甚至是唯一的道路。走向這條道路，反對派究竟失去了什麼？不就是失去作領路人的機會嗎？你們不上這條道，想把香港領上什麼道路？
另一個可能的選擇是以一個真正的旁觀者心態去評說。我要詢問：你們所說的理想是什麼？在提名權的分配上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嗎？在提名程式上不要採用過半數的規則嗎？對於候選人，不要有人數的限制嗎？如果是這些，我可以在知識上論證：
第一，香港不是一個政治實體，地方自治的民主理想和一個獨立政治體制憲的民主理想是兩碼事，實行什麼制度不能完全由地方說了算。
第二，多元化提名的機制和一個憲定專門機構的提名機制之間，不存在道德差距，實在要說有距離的話，在理論上後者可能是一個高級版。為什麼呢？因為多元化提名仍然停留在社會政治權力層面，雖然保障了各種政治力量的自由競爭，但國家權力直接被社會派系權力捕獲，缺少集體審慎決策的理性要素。相反，提名委員會通過廣泛代表性原則相容社會多元化的利益，但整體上構成一個可以審慎決策的機構。
第三，過半數提名是符合民主程序的定義的。對於一個委員會制的機構而言，過半數是理想的、高標準的表決制度。
第四，候選人數目限制與否，其實並不具有原則意義和價值意義，而是一個技術性問題。任何表決制度客觀上都只能產生一定數目的候選人。有人提八分之一委員提名，按照這個設想，實際可能的結果大概也在3至5候選人之間。
上述提名制度的3個方面都不是泛民真正的理想，而是實現理想的制度選擇。他們的理想是入閘，怎麼入閘？降低標準才能入閘。這恰恰是一個極為現實主義的想法，不是理想主義的。因此，說到底，這裏根本的衝突不是理想和現實的衝突，而是利益衝突，當然也有價值觀的衝突。價值觀的衝突，也可以理解為理想衝突，具體內容是什麼呢？泛民自稱奉行的是自由主義的民主觀，行動上有時又傾向於民粹主義、反代表制民主，喜歡街頭行動，有時甚至帶有一點類似無政府主義的反國家、反權威的色彩。而基本法內涵的民主觀是一國兩制下的憲政主義的代表制民主。首先受制於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其次，受制於憲法體制，包括國家憲法體制和香港憲法體制；再者，雜糅了功能代表制和地域選舉制，是一種質與量並重的、平衡的代表制民主。
面對價值衝突，如果反對派真的是理想主義者的話，那麼就請他們把他們的理想和全體港人的理想、國家的理想結合起來思考什麼是實現香港民主理想的道路。道路從來是現實的，不是理想，就好比發財是理想，發財的路子永遠是現實的一樣。想發大財嗎？先做事富起來吧。同理，想高度民主嗎？先民主起來吧！
三、原地踏步，將來會更好嗎？
立法會如若不能通過政改方案，香港就得原地踏步。這個話，僅僅在制度意義上成立，政治上不可能原地踏步，不進則退。在歷史的拐口，如衝不過去，則運勢受挫，漸趨於衰。怎麼個退法？
第一，推延普選進程，最早也得等到2017年之後才能重新啓動政改。那個時候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還是屹立在那裏，繞不過去。政治條件會比現在更好嗎？水只會更濁。
第二，2016年立法會選舉，將是一個什麼局面？反對派一定就穩操勝券嗎？有些人認為，反對派綑綁投反對票，有利於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我看未必，這取決於香港選民的見地。一個理性的選民可能會認為，反對派因為自己沒有機會出閘就把選民的普選機遇給耽誤了，繼續投票給他們只會把香港搞得更亂，把香港和中央的關係搞得更僵。如果讓反對派在立法會佔優勢，政改前途更加渺茫。這樣的見識並不深奧，但人是受情感控制的，也許反對派通過製造悲情可以贏得選票，但是如果悲情製造得過度了，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真的嚴重影響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時候，人們就會理性地反思香港究竟需要怎樣的民主和怎樣的秩序。這個認識過程快的話可能一年，慢的話一屆兩屆。我不相信香港會走向不歸路。
第三，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能順利嗎？當選者如何施政？可以預見，反對派不會接受所謂的「小圈子選舉」，會設法破壞選舉進程。如果選舉委員會能維持目前的格局，那麼完成選舉是不成問題的。反對派如果把建制派候選人和反對派人士混合在一起搞民間選特首，不斷製造民意，這或多或少會影響選委會的決策，影響建制派候選人之間的關係。可以肯定的是，當選者的認受性會大打折扣，加之立法會的對抗，特首施政更加舉步維艱。
第四，最大的影響其實是對社會的影響。一是社會撕裂；二是青少年投身政治行動，極端勢力獲得實質性發展，逐步取代老派反對派；三是中央可能失去耐心，內地人可能對香港失去興趣。在那樣的條件下，再來談普選，要達成共識只會難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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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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