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左路線是怎樣形成 ／盧子健

【明報專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決定，是對香港政策極左路線的勝利。把成為特首選舉候選人的門檻定於過半數提名委員會的支持，客觀上就是取消了獲得過半數選民支持的泛民陣營的代表能夠參選。用小圈子的多數來否定廣大選民的多數，是赤裸裸地剝奪了香港市民的普選權利，毫不掩飾地把過半數選民從政府的社會支持基礎劃出去，這不是極左路線又是什麼呢？


就人大常委有關普選的決定，大多數傳媒報道和評論集中於北京與泛民的矛盾。其實有關決定不單否定了泛民的訴求，亦基本上否定了不少來自建制陣營的建議。甚至可以說﹕有關決定的民主成分比香港坊間任何一個建議還要少。所以，除了把得到過半數支持的泛民陣營排拒在特首選舉之外，北京實際上也是把絕大多數港人的意見排拒在其有關普選的決定之外。這不是極左路線又是什麼呢？


北京不滿足泛民的要求並不為奇，但何以連香港建制陣營內的多數意見也予以否定呢？目前有關香港政策的極左路線是怎樣形成的呢？

親近北京人士目前的口徑是﹕北京「去到盡」是因為泛民策略錯誤、叫價太高、不願溝通、脅迫中央等等。這種論調相當荒謬。中共歷史上亦曾經多次出現極左路線，例如在革命時期的李立山王明路線，和建政後直至文革結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難道李立山王明左傾，我們應該怪責當年毛澤東不同意他們的看法？又難道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等左傾，我們應該怪罪鄧小平不和他們配合，怪罪他過於重視搞好經濟？


包裝﹕意識形態與回應假想敵

極左路線出現時有兩種常見包裝，一是意識形態，另一是回應假想敵。


意識形態的包裝一般來說就是陳義極高、佔領道德高地。在道德光環的掩護下，反對極左路線的人會有所顧忌，恐怕被人指為立場不穩。歷史經常出現的諷刺現象卻是﹕不少原來極左的人轉變成極右。所以有些對原則似乎無比執著的人並不表示有堅定的信念，只不過因為道德光環是一個方便策略，有利於自己的極左路線壓服他人。


另外，假想敵為中共極左路線開路的例子，在其建政近65年的歷史中比比皆是。本來在1949年中共由革命黨轉為執政黨後，真正敵人已大大減少，但假想敵仍然多的是。建政初期的鬥爭對象是「地、富、反、壞、右」。這些人被鬥倒後輪到「富農」、「民族資本家」；之後是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等一律被打成右派。黨外對象鬥得七七八八，就開始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說過：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如果沒有假想敵，又哪來鬥爭的勁！不過，更重要的是，樹立假想敵，誇大形勢的嚴峻程度，有利於推行一些本來不得人心的政策和措施。


這種手法亦並不止是極左人士才會用，所有持偏激意見的人都喜歡假想敵。在美國，上世紀50年代時麥卡錫主義四處緝拿共產黨，製造白色恐怖，令善良民眾風聲鶴唳。近則有上任總統喬治布殊的例子，通過強調美國受到極為嚴重的恐怖主義的威脅，布殊政府就可以大肆膨脹政府權力，並在海外窮兵黷武。


如果意識形態和假想敵都只是包裝，那麼推崇極左路線的人通常的真正動機是什麼？

兩類人易走上極左道路

容易走上極左道路的是兩類人，一類是不喜歡或者不擅長做實事，另一類是希望重新分配利益和權力。


不做實事的人容易走偏鋒，因為只靠講而不必做就能贏得影響和地位自有其吸引力。另一方面，不做實事的人不需要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下達政治指示後具體困難是留待其他人來面對，所以走偏鋒的成本低。在中共執政的歷史上，一般來說搞政治工作的人比搞經濟工作的人「左」，做黨務的人比做政務的人「左」，這種情况並非偶然。


希望重新分配利益和權力的人支持極左路線的勁頭會更加大，因為在原來的利益和權力分配架構中，他們本來只處於邊緣的地位。極左路線無可避免地包含否定現狀的元素，有利於把現行秩序重新洗牌。有時候不一定是沒有權力的人才想改變現行秩序，才會追隨極左路線。毛澤東當年本來已是權傾一時，但當他的政見在中央高層淪為少數時，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重奪路線和政策的主導權。


中央和建制中人會說泛民陣營中也有愛國愛港者。相信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和它們的支持者陣營中也有不少人不同意在政改問題上的極左路線。希望他們能夠拿出勇氣推動糾正錯誤，讓中央對港政策重回正軌，真的實現一國兩制下港人民主高度自治。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