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按：借孟子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指，在贍養孝敬自己的長輩時，不忘記與自己沒有親緣關係的老人。
一九八○年，周永新向政府提出設立退休保障；三十四年後的今天，他對老人的着緊沒變，剛向政府提交的，同樣是關於退休保障的研究報告，只是六十七歲的他，也已變了老人家。
大半生研究老人貧窮問題，周永新被稱為「社福界教父」，由主張社會保險供養退休人士，到推動中央公積金；後來公積金卻變了唔湯唔水的強積金，打工仔怨政府搵笨，血汗錢居然用來倒貼fund佬，也成了今天爭取成立老年金的絆腳石。
今次的報告出爐後，人人捂着自己的荷包出力反對，周永新在烽煙節目被聽眾狂轟，抵住壓力爭取的老年金，其實根本看不到何年何月才落實。他不為自己，那究竟為了什麼？
「我常覺得，『獅子山下精神』美化了六七○年代的香港。
今日的老人家，後生時捱得好緊要。
現在七癆八傷，我們又唔幫吓佢哋呀，真係」。
退保，拗足逾半世紀
關於退休保障，香港其實已討論超過五十年。翻看立法會的資料，一九六六年，政府開始研究中央公積金，至八七年拿上立法局廣泛討論，當時意見是分歧的。九一年，立法局有議員再次動議政府研究退休保障，動議遭否決後，政府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翌年建議為所有六十五歲以下全職僱員推行「退休保障制度」，那是一項強制供款的私營退休計劃，可是最後「不獲社會普遍支持」而擱置。二○○○年，政府實施全港首個強制退休保障政策「強積金」，十四年後，周永新花了一年時間研究的報告剛遞交，提倡老年金，政府雖未作任何決定，但顯然不太支持，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早兩天才形容退保是「非常複雜、很有爭議性」、「仍待探討」、「政府不可以硬推政策」。不過，在此之前，其實在九三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政府曾建議過老年金，當時政府指老年金有幾個好處﹕推行後可即時提供退休金，毋須等候三十年；涵蓋範圍廣，包括低收入人士、退休人士、主婦、工作人口以外的人士；保證退休收入不受通脹影響。
中央公積金 ≠ 強積金
面對排山倒海的反對聲音，周永新說是預料之中。他在報告中建議，在不設經濟審查下，向所有65歲或以上長者發放每月3000元「全民老年金」。至於錢從何來呢？他建議僱主和僱員需繳納新的「薪俸老年稅」，按薪酬繳交1％至2.5％，政府則注資500億作為種子基金。近來，有經濟學研究指資產增值大於經濟實際增長，貧富差距愈拉愈大，有學者建議，全民退保的資金來源可在資產徵稅，例如在差餉加徵一個百分比，計算方便且可收窄貧富懸殊。他對此的回應是，「交差餉的生活未必好過，現在的建議是全民參與，老闆和打工仔各按可承擔的能力付出，不是更好嗎？」
亂將老年金當作退休金
「這年做研究，蒐集意見時，好多僱主都唔鍾意，說加重他們負擔、百上加斤，常用這些字眼。」在他們的角度，政府的政策，近年都是衝着他們而來，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又研究取消強積金對冲。「一講到錢，他們就覺得最好咩都唔好搞，真的要搞的話，最好從強積金直接撥過去。已出之物嘛，不要額外要求他們拿錢出來。」打工仔，更是非常抗拒，對於這些供款性退休保障制度，無論用稅收形式，抑或直接供款。「他們不是不想供款，而是對強積金印象太差，第一句就話：你又想搞強積金？我說，老年金與強積金是兩回事，但他們已聽不進耳。」八十年代，周永新曾推動類似強積金的建議，「但我們的叫中央公積金，由政府中央管理，管理費可以低好多，就沒有今天強積金的爭拗，說益晒基金公司呀、銀行、保險」。
雖然反彈是意料中事，但周永新對於批評，其實感到失望。他說，或許是因為時間尚短，單看這兩天的回應，人們似乎連摘要都沒有詳細看，「求其執住一個兩個點，就反對」。「好似我今日睇到梁君彥寫的文章，我有少少懷疑，佢有無真係睇過我哋個報告㗎？佢大篇文章又係搬番英國呀、希臘呀、葡萄牙呀，很多失敗的例子，但那是另一個制度。這很可惜，他代表商界裏很多人。也有經濟學者，把我們的建議看成退休金，說最後會破產呀、入不敷支呀，但我們說的是老年金。」
「美化了獅子山下精神」
周永新研究老年貧窮已很多年。六九年，他從港大文學院畢業，轉讀一年制社工文憑。七二年，他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讀社會政策，開始研究社會保障。「社會保障裏，pension（養老金）是好主要的範疇。」八二年，他第一次參加有國家代表出席的「世界老年會議」，翌年也到過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的日本，在東京都老年研究所做訪問學人。早在八○年代，在香港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剛超越整體人口的7％、踏入人口成熟期的時候，周永新已做過幾項與長者生活有關的調查。
低下階層 從沒離開過貧窮
「我成日覺得，人們美化了『獅子山下精神』。其實今日的老人家，後生當時捱得好緊要。那種拼搏，你估真係好想拼搏咩？一日做十幾個鐘，你估真係自願咩？賺咁多錢做咩？唔係去玩去消費，生活逼人咋嗰陣時。」剛過去的七月，周永新出版了一本新書《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裏頭仔細敘述了他所經歷的五○至七○年代社會面貌，從睡在灣仔唐樓板間房外走廊的碌架牀說起，說常常見到道友、賭徒，滿街罪惡，他這樣形容：「五○年代也是爾虞我詐的年代：你欺騙我、我欺騙你，親友間難有真誠可言……在我印象中，五○年代也是沒有希望和機會的年代：逃難來港的難民，想着早日返回家鄉與親人團聚，並不肯定自己會在香港長久住下去。」「戰後的香港，絕大部分巿民都是一窮二白……從香港整體發展的角度看，低下階層勞苦大眾的生活，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貧窮，只是在不同階段，貧窮有不同意義而已：五○代年的貧窮是窮得要命，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六○年代的貧窮，不再是生存受到威脅，而是收入僅可應付基本生活支出，是捉襟見肘；七○年代的貧窮，不再限於物質條件的匱乏，也涉及一些生活方式和社會期望的差別，如子女是否有升讀中學的機會？」
退休人士 不敢用錢
雖說今次主張的老年金，會取代長者生活津貼和生果金，但他說，這不僅僅是為了扶貧。「我們做的，是希望每一個香港巿民，到六十五歲時，都有一筆錢，每個月3000元打底。如果我唔係咁窮，拿着這3000元，再加自己少少積蓄，都可以生活落去。」周永新說，對於很多長者來說，不想拿綜援最重要是因為資產審查，「唔係好想搵到自己的仔女，然後審查官又問他們有無畀錢你，要整個家庭計算。這是很大的障礙」。而即使有些人年老有一筆退休金，他們其實不敢用錢。這一年來，他和他的團隊接觸很多人，包括退休人士，最深刻的體會，是「如果退休時，沒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在安排退休生活上，其實很困難，唔敢使。很多拿長者生活津貼的人，變得願意使錢，重點是今天拿到2200元，下個月也會拿到2200元」。
儲蓄不多 子女供養愈少
推動老年金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他看到香港人原來並沒有太多儲蓄。現在踏入退休期的，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回看他們的life history，六七○年代，他們多從事製造業，薪金有限，子女比較多，所以沒有什麼積蓄。我們有六成長者住公屋，他們的儲蓄很少，即使住私樓的，他們在退休前拿錢來供樓，供完樓，有什麼剩？」第三個原因，是若參考世界銀行五根支柱的退休保障模式，香港缺少了全民老年金，子女供養也是愈來愈少。
「很多人沒有子女。我也沒有子女。」周永新太太兩年前過身，年輕時，兩人其實做好準備隨時有小孩，但一直沒有。「我記得，八○年代初，我在中大教人口政策，其中有一部分教家庭計劃，我跟學生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學系要我教這一科，ask one to teach who does not practise，哈哈，我都無做家庭計劃。」除了有些長者沒有子女，時代變遷，即使有子女的，也不大期望依靠子女一直供養。
二十年前提出 社會未預備好
二十年前，彭定康曾提出老年金的概念，周永新說，那時候，他其實不大支持。一來，他覺得當時社會未預備好。九○年代，周永新做了很多老人調查，很多老人家跟他說，情願子女給他錢，多於政府派錢。二來，當時的老年金太政治化。「政府一邊搞政制改革，一邊搞民生的老年金，最後政改搞定，老年金就放軟手腳」。九五年，政府宣布放棄老年金的計劃後，周永新剛巧負責籌辦國際家庭年的大型研討會，邀來彭定康當主禮嘉賓，「我請他上台，他握住我的手，講了三、四分鐘。其後很多人問我他跟我說了什麼。他說，他其實對推動老年金很有誠意，但巿民不太接受，也沒辦法。我說，我不想他用這來當是政治工具，他回答說﹕everything is politics！所有政府的決定都是政治，怎可不談政治？我說，我無話可說！」
貧窮新一代
二十年後，今次輪到他主張。他說，社會轉變了，時機好像來了。今天，他再做調查，老人家仍很重視子女供養，但若政府有老年金，會讓他們安心好多。為什麼呢？他提到現在的「貧窮新一代」。「近一兩年，月入一萬至二萬的人，佔了140萬人。」我條件反射地點頭，說我都是呀。「當中七成是三十五歲以下。」我也是其中一分子呀！「一半有大專學歷……」他看着我，等待我回應說「沒錯」，然後不禁大笑起來。「梁錦松有句說話，使咗嘅錢，先係你嘅錢。對窮人來說，或者對你來說，不是這樣呀，儲到的錢，才是你的錢，對嗎？因為一出糧，就要交呢樣交嗰樣，銀行數呀、上網費呀，仲要畀錢父母、交租，邊有錢剩！那些錢不是你的，是交畀人的，使的錢，是必需要使的錢，剩到的，才是自己的」。實際環境變，觀念也在變。周永新說，六九年，他出了人生第一份糧，「我畀晒父母，由佢哋畀番零用錢我」。那個時代，人人都是這樣做，「持續了幾年，直至結婚，他們說﹕你自己搞掂你自己，有能力的話，再給我們」。現在的父母，同一番說話提早在兒女畢業時已說，「出來工作，很多使費，交通費又貴，交際也要錢。過時過節才給錢吧。」而事實上，周永新到今天仍有負起供養責任，「到今日我都有畀，我媽九十三歲」。
爭取三十年 仍未見成果
八○年代，他聯同一些工會和關注團體，促請政府及早設立退休保障制度，因為任何退休保障計劃都需要一段長時間方能發揮作用。可是，大概他也沒想到，三十多年過去，自己也退休了，爭取的仍未見成果。早兩天，他才說到，不會天真得認為政府會立刻接受建議，但也期望兩三年能拍板。我問他，今次是否盡地一鋪？他沒正面回答我，只說了一句﹕「我年紀都六十七歲啦」。然後，這個老人家開始說起未來大計，「仲有兩本書我想寫」，一本繼續用親身經歷談年老的事，另一本，從難民、巿民，到居民，到國民，談香港人身分認同和價值觀。
讓年輕一代知道我們如何走過來
「仲有一本，講社會裏不同的組織，如何發展成今天的公民社會。」原來教授想寫的書，不止兩本。「我其實參加過好多組織。很多人問我，遊行、簽名，我有沒有做過？我做過，但可能你都未出世。」七九年，他曾與朋友組織香港文物學會，爭取保留尖沙嘴火車站，當時搞過簽名、見兩局議員、打去電台。「最後……爭取到個鐘樓無拆囉，哈哈，我們原本想火車站成為博物館。」他笑說，他也有點文化歷史觀的，「我寫這本書，都有這樣的用意，好想年輕一代知道我們如何走過來，經過些什麼，付出了什麼。香港有今日，不是天跌下來，希望他們珍惜」。然後，他把話又說回來，「所以要對老人家好啲，他們付出好多，那種六七○年代，那種捱法，真係」。
文 陳嘉文
圖 林俊源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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