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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8月17日反佔中遊行，我們的團隊依據過去七一遊行的點算方式估計遊行總人數。我們派出兩組研究員分別在銅鑼灣波斯富街和灣仔軍器廠街設觀測點點算人數，同時派出第三組研究員在軍器廠街隨機抽樣500名遊行者，詢問他們有沒有經過波斯富街，藉此估算重複點算人數的系數。我們估算的遊行總人數為約57,000人。
此次反佔中遊行與歷年的七一遊行有許多差異。首先，此次遊行的流程較為順暢，途中沒有明顯的阻礙和延遲。 其次，反佔中遊行統一性較高，比如，我們看到許多人（大約80％）穿著統一的T恤，井然有序。第三，根據我們的團隊在維園的遊行出發點的觀察，有許多參與者出發後就離開隊伍，沒有繼續參與遊行。我們在銅鑼灣波斯富街的點算人數為約55,000，而警方估算從維園出發的人數約112,000，兩個數字之間的差距很可能是從維園出發後就離開的人數。我們認為「遊行」與「集會」之不同可在字面體現出來，「遊行」是要行的，因此我們的點算方法是計算參與行走的人數。第四，從銅鑼灣和金鐘之間中途插入的遊行者數量甚少，我們在軍器廠街的抽樣詢問發現，少於5%的遊行者中途插隊，而過往的七一遊行有大約20至30%中途插入遊行隊伍。最後，我們發現此次遊行參與者中老年人的比例較高，年輕人比例較少；同時非香港本地的遊行人口比例也較高，許多遊行群眾並不了解我們訪談的問題，或拒絕回答我們的提問。
我們將如何點算大規模遊行人數視作一個科學研究的問題，致力提供客觀準確的估算，但無奈的是每次遊行人數計算都被貼上政治標籤。歸根究柢，由於香港未有實現全民普選，普通民眾無法通過嚴謹的選票機制來參與政策討論，而只能用腳步來表達訴求。在這種情形下，參與遊行的人數成為選票數的次級替代品。正因此，各方面都對遊行人數格外關注，我們也認為有必要提供一個客觀的人數點算供各界參考。遺憾的是，舉辦單位往往陷於政治訴求的爭鋒，不願接納第三方的估算，而企圖通過更大的數字來彰顯自己的認受性，掌握輿論主導權。如此誇大或扭曲數字一方面會誤導認知，很可能令公眾及決策者錯判局勢；另一方面也增加不同政治流派之間的相互攻擊，削減舉辦單位本身的公信力，並令社會更加撕裂。
除對數字的估算之外，對數字的解讀也需嚴謹。由科學的角度思考，究竟多少比例的遊行參與者真的代表「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如果700萬人都出來遊行，或者過半港人都走上街頭，毋庸置疑是大多數，但這種情形尚未出現。在此情形下，是不是40萬就一定比20萬更有代表性呢？「佔中」是一種訴求，「反佔中」是另一種訴求，但沉默的大多數並不一定就在這兩種訴求中二選一。因此，遊行人數絕對數字的大小不一定能有效評估「佔中」或「反佔中」民意傾向。
理想民主社會
非簡單少數服從多數
退一步講，就算沉默的大多數真的就在這二者中選一，是不是40萬人的聲音取勝之後，20萬人的聲音就不值得聽取呢？理想的民主社會並非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令不同個體、不同群體的合理權益都有機會得到伸張。如果決策者和社會各界都同意此一原則，那麼各遊行舉辦方就實在毋須着力於比併數字，而應認真審視民眾的訴求，探索共識。這次反佔中遊行出師之名為對「佔中」之反撲，認為「佔中」將有礙香港社會安定。但「佔中」會不會發生完全決定於是否能達成民主的選舉特首之機制，相信大多數香港居民希望能藉由民主的方式選舉自己的行政長官，若此期望可以被支持、實現，相信並不會有所謂「佔中」發生。如果沒有「佔中」，自然不需要「反佔中」。事情的源頭在於特首選舉的方式是否可以被大多數香港居民所接受，是否符合基本法，是否中央政府可以遵循過去給香港的承諾。
反佔中遊行已經結束，我們從中學到什麼？對於香港普選的落實，有何得益？是增加了社會各方的理解和對話空間，還是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分化與對立？這令筆者不禁為之擔憂。我們團隊只希望以科學的方法、不偏不倚，提供可供檢驗的數據，讓執政者參考、也讓香港市民保有知的權利。在世局混亂的當下，對數據的客觀估算和解讀，是混沌中最基本的理性。
（我們感謝在過去數年裏參與遊行人數點算及訪談的所有研究員和學生，他們以認真和嚴謹的科學態度，為求證客觀數字付出辛勤的汗水。）
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教授、張一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此次反佔中遊行與歷年的七一遊行有許多差異。首先，此次遊行的流程較為順暢，途中沒有明顯的阻礙和延遲。 其次，反佔中遊行統一性較高，比如，我們看到許多人（大約80％）穿著統一的T恤，井然有序。第三，根據我們的團隊在維園的遊行出發點的觀察，有許多參與者出發後就離開隊伍，沒有繼續參與遊行。我們在銅鑼灣波斯富街的點算人數為約55,000，而警方估算從維園出發的人數約112,000，兩個數字之間的差距很可能是從維園出發後就離開的人數。我們認為「遊行」與「集會」之不同可在字面體現出來，「遊行」是要行的，因此我們的點算方法是計算參與行走的人數。第四，從銅鑼灣和金鐘之間中途插入的遊行者數量甚少，我們在軍器廠街的抽樣詢問發現，少於5%的遊行者中途插隊，而過往的七一遊行有大約20至30%中途插入遊行隊伍。最後，我們發現此次遊行參與者中老年人的比例較高，年輕人比例較少；同時非香港本地的遊行人口比例也較高，許多遊行群眾並不了解我們訪談的問題，或拒絕回答我們的提問。
我們將如何點算大規模遊行人數視作一個科學研究的問題，致力提供客觀準確的估算，但無奈的是每次遊行人數計算都被貼上政治標籤。歸根究柢，由於香港未有實現全民普選，普通民眾無法通過嚴謹的選票機制來參與政策討論，而只能用腳步來表達訴求。在這種情形下，參與遊行的人數成為選票數的次級替代品。正因此，各方面都對遊行人數格外關注，我們也認為有必要提供一個客觀的人數點算供各界參考。遺憾的是，舉辦單位往往陷於政治訴求的爭鋒，不願接納第三方的估算，而企圖通過更大的數字來彰顯自己的認受性，掌握輿論主導權。如此誇大或扭曲數字一方面會誤導認知，很可能令公眾及決策者錯判局勢；另一方面也增加不同政治流派之間的相互攻擊，削減舉辦單位本身的公信力，並令社會更加撕裂。
除對數字的估算之外，對數字的解讀也需嚴謹。由科學的角度思考，究竟多少比例的遊行參與者真的代表「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如果700萬人都出來遊行，或者過半港人都走上街頭，毋庸置疑是大多數，但這種情形尚未出現。在此情形下，是不是40萬就一定比20萬更有代表性呢？「佔中」是一種訴求，「反佔中」是另一種訴求，但沉默的大多數並不一定就在這兩種訴求中二選一。因此，遊行人數絕對數字的大小不一定能有效評估「佔中」或「反佔中」民意傾向。
理想民主社會
非簡單少數服從多數
退一步講，就算沉默的大多數真的就在這二者中選一，是不是40萬人的聲音取勝之後，20萬人的聲音就不值得聽取呢？理想的民主社會並非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令不同個體、不同群體的合理權益都有機會得到伸張。如果決策者和社會各界都同意此一原則，那麼各遊行舉辦方就實在毋須着力於比併數字，而應認真審視民眾的訴求，探索共識。這次反佔中遊行出師之名為對「佔中」之反撲，認為「佔中」將有礙香港社會安定。但「佔中」會不會發生完全決定於是否能達成民主的選舉特首之機制，相信大多數香港居民希望能藉由民主的方式選舉自己的行政長官，若此期望可以被支持、實現，相信並不會有所謂「佔中」發生。如果沒有「佔中」，自然不需要「反佔中」。事情的源頭在於特首選舉的方式是否可以被大多數香港居民所接受，是否符合基本法，是否中央政府可以遵循過去給香港的承諾。
反佔中遊行已經結束，我們從中學到什麼？對於香港普選的落實，有何得益？是增加了社會各方的理解和對話空間，還是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分化與對立？這令筆者不禁為之擔憂。我們團隊只希望以科學的方法、不偏不倚，提供可供檢驗的數據，讓執政者參考、也讓香港市民保有知的權利。在世局混亂的當下，對數據的客觀估算和解讀，是混沌中最基本的理性。
（我們感謝在過去數年裏參與遊行人數點算及訪談的所有研究員和學生，他們以認真和嚴謹的科學態度，為求證客觀數字付出辛勤的汗水。）
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教授、張一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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