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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人大常委下周商討香港政制發展，特首候選人於提名委員會的「出閘」門檻是重中之重的關鍵。在中央官場瀰漫了對香港的猜疑，以及對國際大勢感到不安下，看來提名委員會的「出閘」門檻將是中央銳意牢抓的骨節眼，「以策安全」。
問題是，是否成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愈高，中央便愈是高枕無憂？回歸近廿多年以來，只怕大家看見的是一個「愈維穩愈不穩」的格局。中央銳意要求香港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結果釀成2003年七一50萬人大遊行，從此改寫了香港政局以及中港關係。2004年中央掀起愛國論爭、否決2007及2008年普選特首及立法會，若非於2005年冷不防來一個「董落曾上」，只怕香港民情只會繼續反彈。其後中央許諾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中港關係過了一會兒蜜月期。在這許諾的日子愈來愈近之際，中央又出人意表地拋出了一份《白皮書》，明言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結果成為「佔領中環」民間公投最有力的催化劑。
如今，看來中央正醞釀要以高提名門檻來「維穩」了。這「維穩」招數會帶來什麼政治及社會效果？歷屆特首選舉說明了一個政治現實：要當特首，不單要在票數上壓倒對手，而且更要在民意「跑馬仔」中突圍——無論市民手中有票與否。曾蔭權於2007年當選特首，除了在推選委員會拿票外，更要在民調中拋開梁家傑，才算是「贏」。同樣，2012年唐英年大熱倒灶敗於梁振英，相信讓中央臨時「換馬」的其中一項關鍵，亦是梁振英的民望追上、甚至曾經拋離面對僭建醜聞的唐英年。故此，即使以高提名門檻除去「眼中釘」，任何特首候選人仍無法擺脫民意之戰。
當然，中央或許覺得輸了民意戰，總較輸了特首好。惟一場沒有讓香港不同政治力量真正較勁的特首選戰，其政治效果跟「原地踏步」幾乎沒兩樣。可以想像，無論是誰人通過了高提名門檻而出選特首，他/她都要背上「假普選」的「原罪」，再面對民意戰的考驗。那名戰勝了對手的幸運兒，將面對另一重考驗——他/她的民望能持續地高於那些被高提名門檻「篩走」的人嗎？不然的話，無論他拿了多少票，始終難免被認為是「次貨」。中央或許可想想：如果在2012年堅持讓當時民望低下的唐英年當特首，不讓當時民望較高的梁振英參選，情况會怎樣？中央當初為何不冒險「去馬」而寧可臨時「換馬」？
維護國家安全 民心最重要
要維護國家安全，最重要還是民心所向。這老生常談的論調，卻是最管用的。北京自2003年以來——不，是自回歸前以來的維穩工程，費了國家多少的稅糧，結果換來一大班習慣「吃皇糧」、擅長打「無限量資源消耗戰」的「政治人才」，以及一大班各懷鬼胎、於親建制大型政治動員的「關鍵時刻」才勉力上陣的地區及行業勢力。最要命的，是國家養兵養了數十載，及至香港回歸近廿年了，竟然連一個叫中央放心交託的建制派人士也沒有——不然的話，中央為何要在特首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上機關算盡，務求防止一個不知何方神聖的候選人，把國家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香港建制派殺敗，登上特首寶座？
民心背向，才是國家安全的最重要考量。一個「築高牆」的特首選舉制度，是一座看似安全、但民心早晚會被淘空的沙堡。一個提名門檻合理（提委會「八分之一」提名門檻）、讓香港不同政治力量競爭的選舉制度，才有機會讓「一國」（尊重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及「兩制」（因香港的實際情况與國情不同，而讓香港以政制自行協調內部矛盾）處於一個動態、具包容性的平衡狀態。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教授
問題是，是否成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愈高，中央便愈是高枕無憂？回歸近廿多年以來，只怕大家看見的是一個「愈維穩愈不穩」的格局。中央銳意要求香港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結果釀成2003年七一50萬人大遊行，從此改寫了香港政局以及中港關係。2004年中央掀起愛國論爭、否決2007及2008年普選特首及立法會，若非於2005年冷不防來一個「董落曾上」，只怕香港民情只會繼續反彈。其後中央許諾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中港關係過了一會兒蜜月期。在這許諾的日子愈來愈近之際，中央又出人意表地拋出了一份《白皮書》，明言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結果成為「佔領中環」民間公投最有力的催化劑。
如今，看來中央正醞釀要以高提名門檻來「維穩」了。這「維穩」招數會帶來什麼政治及社會效果？歷屆特首選舉說明了一個政治現實：要當特首，不單要在票數上壓倒對手，而且更要在民意「跑馬仔」中突圍——無論市民手中有票與否。曾蔭權於2007年當選特首，除了在推選委員會拿票外，更要在民調中拋開梁家傑，才算是「贏」。同樣，2012年唐英年大熱倒灶敗於梁振英，相信讓中央臨時「換馬」的其中一項關鍵，亦是梁振英的民望追上、甚至曾經拋離面對僭建醜聞的唐英年。故此，即使以高提名門檻除去「眼中釘」，任何特首候選人仍無法擺脫民意之戰。
當然，中央或許覺得輸了民意戰，總較輸了特首好。惟一場沒有讓香港不同政治力量真正較勁的特首選戰，其政治效果跟「原地踏步」幾乎沒兩樣。可以想像，無論是誰人通過了高提名門檻而出選特首，他/她都要背上「假普選」的「原罪」，再面對民意戰的考驗。那名戰勝了對手的幸運兒，將面對另一重考驗——他/她的民望能持續地高於那些被高提名門檻「篩走」的人嗎？不然的話，無論他拿了多少票，始終難免被認為是「次貨」。中央或許可想想：如果在2012年堅持讓當時民望低下的唐英年當特首，不讓當時民望較高的梁振英參選，情况會怎樣？中央當初為何不冒險「去馬」而寧可臨時「換馬」？
維護國家安全 民心最重要
要維護國家安全，最重要還是民心所向。這老生常談的論調，卻是最管用的。北京自2003年以來——不，是自回歸前以來的維穩工程，費了國家多少的稅糧，結果換來一大班習慣「吃皇糧」、擅長打「無限量資源消耗戰」的「政治人才」，以及一大班各懷鬼胎、於親建制大型政治動員的「關鍵時刻」才勉力上陣的地區及行業勢力。最要命的，是國家養兵養了數十載，及至香港回歸近廿年了，竟然連一個叫中央放心交託的建制派人士也沒有——不然的話，中央為何要在特首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上機關算盡，務求防止一個不知何方神聖的候選人，把國家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香港建制派殺敗，登上特首寶座？
民心背向，才是國家安全的最重要考量。一個「築高牆」的特首選舉制度，是一座看似安全、但民心早晚會被淘空的沙堡。一個提名門檻合理（提委會「八分之一」提名門檻）、讓香港不同政治力量競爭的選舉制度，才有機會讓「一國」（尊重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及「兩制」（因香港的實際情况與國情不同，而讓香港以政制自行協調內部矛盾）處於一個動態、具包容性的平衡狀態。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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