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沉﹕建制派的勢力消長

【明報專訊】「保普選反佔中」遊行之後，有戲言指周融可能成為下一任特首的候選人。這話無疑是玩笑，但周融在建制陣營中異軍突起，卻令人不禁想到，建制派的勢力版圖是否已全面改變？


反佔中遊行代表激進新左的冒起，但傳統左派卻未全情投入這一次運動，工聯會、民建聯等首腦人物既未有高調聯署，亦未高調參與遊行站台，政府官員倒和反佔中運動走得更近。在傳統左派眼中，拿着居英權的周融缺乏長期的政治忠誠，照理不會被看待為「自己人」。但歷史上中共政風易變，為了政治需要，原有重用的人可以一夕更改，文革左傾、文革後右傾加自由化、六四後又向左收攏，一切全源自政治需要。


傳統左派早已告別街頭，近年積極走專業化中產路線，吸納大量中產專業人士進入黨內，建制陣營的外圍組織，如自由黨、新民黨、經民聯等亦是同一調子。中共對港政策近年改變，轉趨強硬，改行積極介入的鬥爭路線，周融乘時而起，是看準了建制派街頭路線真空。但既然政風易變，這種街頭路線的生命力視乎中央的對港政治需要為何，需強硬時，周融們便派得上用場，要懷柔之時，便未必如此。


建制派亦有溫和的代表，例如曾經提出中央要放下「心魔」論的曾鈺成，他和工聯會陳婉嫻都有參與聯署要求各界坐低商談普選。他們的存在，是否代表中央對港亦有懷柔的可能？在中共建構的香港建制中，有用即用、用完即棄的是一種人，另一種是忠誠的長期成員。這種成員很可能是真心為黨好，不止是盲從，更敢於提意見。中共在傳統上容許黨內異議的存在，但他們不能把異議表面化，這種異議行為有一定界線，即是不可和黨外聲音合流，亦要適可而止，「還有些同志則公然依靠與假借黨外的力量來進行黨內鬥爭，向黨向上級機關進行鬥爭，要脅上級機關及黨接受他們的要求與意見……或者利用黨外的、甚至資產階級的、敵人的報紙雜誌及各種會議來批評黨……這些人是站在黨外來向黨鬥爭，因此他們雖尚接着共產黨員的名，卻已經完全離開黨的立場，成為黨的敵對者。」（劉少奇 1941年7月2、3日《論黨內鬥爭》）


即使他們始終不同意黨的決定，黨的紀律亦不容許反抗：「在這種情形下，真理在少數人方面，而大多數人所主張的卻是非真理。那怎麼辦呢？在這時候少數人還只有服從多數，服從非真理，取得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但在原則上仍舊保留並堅持自己的意見，並且告訴大家：雖然大多數錯了，我仍舊服從你們，但是我要聲明，照你們的辦法去做，是錯誤的，是要失敗的。這樣便是在組織上服從大多數，避免黨的分裂，但在原則上堅持自己的意見，在實際工作的每一步驟中，去說明大多數人的錯誤，去說服大多數。如果一年說服不了，就兩年，甚至5年、10年，只要你說服了大家，那就是一大功勞。但是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不耐心、不服從大多數，同黨發生了分裂，那就挽救不了黨。所以，即使真的大多數的意見錯了，上級錯了，甚至中央錯了，而你的意見是對的，那也要服從大多數，服從上級，服從中央，你不能單獨行動。」（劉少奇1941年：《論黨員在組織和紀律上的修養》）


由這些傳統看來，溫和建制的異議聲音對大局不會有影響，建制派轉向激進，亦顯示溫和派暫時無力與抗，溫和建制也似乎只能在人性黨性之中掙扎，大的政治環境不改，社會的撕裂激化之路也無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