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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近些年，香港多了很多民間組織。
先不說那些單從名字看不出是什麼團體的，如幫港出聲、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每逢有議題出現，都有新的關注組組成，環保、發展、重建，甚至一條法例、一條跑道、一條街道，也各有關注成員。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民間組織多元而量多，代表這個地方的公民社會逐漸壯大。
雖然勢頭不錯，有人卻說我們的公民社會狀况不無隱憂，一來政治環境不利發展，二來人才短缺。
公民社會要談可持續，原來要的，不止是一班熱血巿民。
培育民間組織人才 分析實踐兼備
「民間組織有時候請不到適合的人，分析能力強的，不懂實踐推進；懂得實際運作的，卻又在運動前景沒方向感。」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院講師霍婉紅、助理教授陳慧燕與另外兩名教授，去年開辦全港第一個社區研究學士學位課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看到社會缺乏這種可以帶領民間組織的人才。
社會服務收縮衍生組織
民間組織，在香港並不是新鮮的事物。殖民地時代，民間組織主要有兩種，一是慈善組織，例如1851年成立的東華三院，二是社會服務團體，尤其在五六○年代，大量移民從內地湧入，需求急增，不少民間社福組織出現，服務的層面包括安老、社區服務、幼兒、青少年等。
回歸以後，香港的民間組織愈來愈多，數字增長急速。有調查指出，截至2002年底，香港共有17,000個民間組織。社工出身的霍婉紅說，她看到不少民間組織，其實是因為社會服務收縮而衍生。「社工除了有針對個案提供服務，也有一批是做社區發展，牽涉的層面廣闊。」要解決社會上的問題，除了從個人層面出發幫助弱勢，結構性的轉變或許才更治本。「殖民地時代，推動社區發展的人不少，他們走得比較前，會參與、甚至發動運動，例如艇戶事件、金禧事件。我九六年入行時，全香港有50多隊CD team（社區發展小隊），現在只剩十多隊。政府對這種社區發展的資助逐漸收縮，操控愈來愈大，做社會服務的機構基本上都不再介入政策。於是，不少看見問題的社工，情願走出來搞民間組織。現在有很多組織，是這樣衍生出來的。」
事實上，政府近年的政策亦開始轉向鼓勵社區發展，「現在對不同群體的支援其實算是全面，政府對傳統社會服務的資助減少，寧願把錢分散放在發展社區項目，社區對人能夠提供的支援不足，需要有人多做一些networking，把社區中的人與資源聯繫起來，互相幫忙，政府長遠也可以省錢」。
效外國重跨學科思考
不過，民間組織是缺乏人才的。香港的大學，社會科學院最常有的科目是心理學、社工、社會學等，比較着重理論層面，霍婉紅和陳慧燕覺得，面對現在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問題，除了需要紮實的分析基礎，也要懂得做一些實際推動改變的方法。霍婉紅有參與民間組織的運作，聘請組織者，「試過請一些分析力很強的，很有角度，但做起來並不practical。與有需要的人傾偈，人人都識，但怎樣才可以傾到那人覺得自己有需要參與，這需要技巧。另外，也需要組織策略，例如現在社區政治化，四處是政黨的山頭，民間組織在入區前，如何掌握區裏的陣營、地雷，然後有策略地計劃與什麼人合作、怎樣運用他們的網絡、發展什麼，這些他們都不懂。我們也試過請比較懂得實戰的社工，但倒過來，他們的分析力又弱一點，對於事件發展的趨勢，沒有方向感」。
社區研究的培訓，在外國其實已有相當的發展，她們說，這學科在英美相對普遍，「這些地方的公民社會比較成熟，社區研究很重要」。外國的社區研究，也同樣着重跨學科的視野，「若只從一個學科去看現在的社會問題，會埋頭鑽進了單一學科。我們希望反過來可以讓學科的思考模式成為工具，去看問題」。外國一般會糅合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還有城巿化、全球化。針對香港的情况，她們還着重社工、心理學，還有性別研究，當然不少得中港台研究。
中港矛盾如何教？
社會發展愈來愈複雜，陳慧燕和霍婉紅認為，若要真正認識一個問題、了解社區裏發生的事情，只單一地從事件鑽進一個學科範疇，已經不夠立體，她們反而想利用不同學科的思考模式，成為看問題的工具。
例如這幾年討論得最熱熾的中港矛盾，可以怎樣教呢？
政治學——兩個制度的矛盾
最直接的想法是，兩個不同政治體系的地方，互相角力，互相不信任。中央與地方，是從屬的關係，狀况懸殊，內地是以一個國家的利益考量，講求領土完整、主權不可分割，於是香港的法治、自由、公平，未必是他們的考慮，甚至是他們的絆腳石。兩個制度，不想變成一個制度，是否可以融合呢？於是，人們的討論就落到選擇什麼制度、怎樣選特首怎樣才有普選？除非主權國家有根本性的改變，這種矛盾很難處理。
文化研究——以「蝗蟲」確認身分
在政治上，香港作為一個社區，裏面的人，共享的是一個特區政府。政府之下，每個巿民都有身分證，但不是凡有身分證的，都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例如新移民。為什麼呢？這是身分認同的問題，是文化研究的課題。香港人有自己本土的身分，也源於六七○年代與內地在社會政治上的分野，當時的香港人，也是透過排斥內地人，建立身分認同，認為香港人醒啲、勤力啲、有文化啲，稱內地人為「阿燦」。現在亦是一樣，不過稱呼改為「蝗蟲」。
性別研究——新移民婦女的定型
說起對內地人的排斥新聞，厚多士、街頭小便、地鐵進食、巴士哺乳，大部分的主角都是女性。這當然有一種女性該是好媽媽的性別定型，而內地媽媽就被塑造成無文化、唔識教。但女性亦因為通常兼有照顧者的角色，她不單要為自己一個人的行為負責，還要為帶着的小孩的行為負責。內地男性的行為亦有被報道，不過一般與暴力、野蠻行為掛鈎。中港矛盾之中，被放大的問題是有性別差別，描述上有差異，數量亦有差異。如果說，新移民作為一個族群、一個社區，在香港是相對弱勢的一群，那麼當中的婦女，就是弱勢中的弱勢。
打好理論基礎再實踐
四年課程裏，第一二年打好理論基礎後，懂得運用基本的分析框架後，就要開始學實踐，例如要想發展一些項目計劃，首先要親自了解實際情况，例如學習溝通。溝通都要學？「當然。傾偈、吹水，人人都識，但未必可以從過程中帶起效果，例如讓當事人知道問題在哪兒，知道問題後，還知道自己想改變、可以改變。」霍婉紅有在天水圍帶領一些新移民婦女的民間組織，最近在教導婦女如何把自己被歧視的故事說出來，「她們好多時不知道有問題，覺得被歧視是正常的，有些甚至連歧視兩字也說不出。例如有婦女去公共診所看病，醫生言談間問她為何來這裏看醫生，叫她回大陸看。她有身分證呀，但她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最後真的沒看就走了」。除了在個人層面幫助，最重要還是從結構上改變制度，「歧視條例是最大漏洞，要加入新移民，情况會好些」。
社區＝信仰一致的伙伴關係
社區，通常是指有共同享有的特徵的一個群體，最常見的是共享同一身分認同。我們一般理解的社區，是根據地域分類，例如觀塘社區、圍村社區，人們互動的對象通常是居住在附近的人。社區中的人，一般對社區有歸屬感，區內人與人有互相聯繫和伙伴的關係。另一種則以功能分類，例如擁有共同信仰、背景、利益等，例如菲傭社區。19世紀德國社會學家F.Tonnies認為社區與社會不同，社區指的是具有根源、道德一致、親密及友誼的聯結，成員對團體認同；社會則把着眼點放在利益、契約。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社區研究）
主辦﹕明愛專上學院
查詢﹕3653 6600
網址﹕www.cihe.edu.hk
文 陳嘉文
圖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編輯 王芷倫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先不說那些單從名字看不出是什麼團體的，如幫港出聲、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每逢有議題出現，都有新的關注組組成，環保、發展、重建，甚至一條法例、一條跑道、一條街道，也各有關注成員。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民間組織多元而量多，代表這個地方的公民社會逐漸壯大。
雖然勢頭不錯，有人卻說我們的公民社會狀况不無隱憂，一來政治環境不利發展，二來人才短缺。
公民社會要談可持續，原來要的，不止是一班熱血巿民。
培育民間組織人才 分析實踐兼備
「民間組織有時候請不到適合的人，分析能力強的，不懂實踐推進；懂得實際運作的，卻又在運動前景沒方向感。」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院講師霍婉紅、助理教授陳慧燕與另外兩名教授，去年開辦全港第一個社區研究學士學位課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看到社會缺乏這種可以帶領民間組織的人才。
社會服務收縮衍生組織
民間組織，在香港並不是新鮮的事物。殖民地時代，民間組織主要有兩種，一是慈善組織，例如1851年成立的東華三院，二是社會服務團體，尤其在五六○年代，大量移民從內地湧入，需求急增，不少民間社福組織出現，服務的層面包括安老、社區服務、幼兒、青少年等。
回歸以後，香港的民間組織愈來愈多，數字增長急速。有調查指出，截至2002年底，香港共有17,000個民間組織。社工出身的霍婉紅說，她看到不少民間組織，其實是因為社會服務收縮而衍生。「社工除了有針對個案提供服務，也有一批是做社區發展，牽涉的層面廣闊。」要解決社會上的問題，除了從個人層面出發幫助弱勢，結構性的轉變或許才更治本。「殖民地時代，推動社區發展的人不少，他們走得比較前，會參與、甚至發動運動，例如艇戶事件、金禧事件。我九六年入行時，全香港有50多隊CD team（社區發展小隊），現在只剩十多隊。政府對這種社區發展的資助逐漸收縮，操控愈來愈大，做社會服務的機構基本上都不再介入政策。於是，不少看見問題的社工，情願走出來搞民間組織。現在有很多組織，是這樣衍生出來的。」
事實上，政府近年的政策亦開始轉向鼓勵社區發展，「現在對不同群體的支援其實算是全面，政府對傳統社會服務的資助減少，寧願把錢分散放在發展社區項目，社區對人能夠提供的支援不足，需要有人多做一些networking，把社區中的人與資源聯繫起來，互相幫忙，政府長遠也可以省錢」。
效外國重跨學科思考
不過，民間組織是缺乏人才的。香港的大學，社會科學院最常有的科目是心理學、社工、社會學等，比較着重理論層面，霍婉紅和陳慧燕覺得，面對現在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問題，除了需要紮實的分析基礎，也要懂得做一些實際推動改變的方法。霍婉紅有參與民間組織的運作，聘請組織者，「試過請一些分析力很強的，很有角度，但做起來並不practical。與有需要的人傾偈，人人都識，但怎樣才可以傾到那人覺得自己有需要參與，這需要技巧。另外，也需要組織策略，例如現在社區政治化，四處是政黨的山頭，民間組織在入區前，如何掌握區裏的陣營、地雷，然後有策略地計劃與什麼人合作、怎樣運用他們的網絡、發展什麼，這些他們都不懂。我們也試過請比較懂得實戰的社工，但倒過來，他們的分析力又弱一點，對於事件發展的趨勢，沒有方向感」。
社區研究的培訓，在外國其實已有相當的發展，她們說，這學科在英美相對普遍，「這些地方的公民社會比較成熟，社區研究很重要」。外國的社區研究，也同樣着重跨學科的視野，「若只從一個學科去看現在的社會問題，會埋頭鑽進了單一學科。我們希望反過來可以讓學科的思考模式成為工具，去看問題」。外國一般會糅合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還有城巿化、全球化。針對香港的情况，她們還着重社工、心理學，還有性別研究，當然不少得中港台研究。
中港矛盾如何教？
社會發展愈來愈複雜，陳慧燕和霍婉紅認為，若要真正認識一個問題、了解社區裏發生的事情，只單一地從事件鑽進一個學科範疇，已經不夠立體，她們反而想利用不同學科的思考模式，成為看問題的工具。
例如這幾年討論得最熱熾的中港矛盾，可以怎樣教呢？
政治學——兩個制度的矛盾
最直接的想法是，兩個不同政治體系的地方，互相角力，互相不信任。中央與地方，是從屬的關係，狀况懸殊，內地是以一個國家的利益考量，講求領土完整、主權不可分割，於是香港的法治、自由、公平，未必是他們的考慮，甚至是他們的絆腳石。兩個制度，不想變成一個制度，是否可以融合呢？於是，人們的討論就落到選擇什麼制度、怎樣選特首怎樣才有普選？除非主權國家有根本性的改變，這種矛盾很難處理。
文化研究——以「蝗蟲」確認身分
在政治上，香港作為一個社區，裏面的人，共享的是一個特區政府。政府之下，每個巿民都有身分證，但不是凡有身分證的，都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例如新移民。為什麼呢？這是身分認同的問題，是文化研究的課題。香港人有自己本土的身分，也源於六七○年代與內地在社會政治上的分野，當時的香港人，也是透過排斥內地人，建立身分認同，認為香港人醒啲、勤力啲、有文化啲，稱內地人為「阿燦」。現在亦是一樣，不過稱呼改為「蝗蟲」。
性別研究——新移民婦女的定型
說起對內地人的排斥新聞，厚多士、街頭小便、地鐵進食、巴士哺乳，大部分的主角都是女性。這當然有一種女性該是好媽媽的性別定型，而內地媽媽就被塑造成無文化、唔識教。但女性亦因為通常兼有照顧者的角色，她不單要為自己一個人的行為負責，還要為帶着的小孩的行為負責。內地男性的行為亦有被報道，不過一般與暴力、野蠻行為掛鈎。中港矛盾之中，被放大的問題是有性別差別，描述上有差異，數量亦有差異。如果說，新移民作為一個族群、一個社區，在香港是相對弱勢的一群，那麼當中的婦女，就是弱勢中的弱勢。
打好理論基礎再實踐
四年課程裏，第一二年打好理論基礎後，懂得運用基本的分析框架後，就要開始學實踐，例如要想發展一些項目計劃，首先要親自了解實際情况，例如學習溝通。溝通都要學？「當然。傾偈、吹水，人人都識，但未必可以從過程中帶起效果，例如讓當事人知道問題在哪兒，知道問題後，還知道自己想改變、可以改變。」霍婉紅有在天水圍帶領一些新移民婦女的民間組織，最近在教導婦女如何把自己被歧視的故事說出來，「她們好多時不知道有問題，覺得被歧視是正常的，有些甚至連歧視兩字也說不出。例如有婦女去公共診所看病，醫生言談間問她為何來這裏看醫生，叫她回大陸看。她有身分證呀，但她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最後真的沒看就走了」。除了在個人層面幫助，最重要還是從結構上改變制度，「歧視條例是最大漏洞，要加入新移民，情况會好些」。
社區＝信仰一致的伙伴關係
社區，通常是指有共同享有的特徵的一個群體，最常見的是共享同一身分認同。我們一般理解的社區，是根據地域分類，例如觀塘社區、圍村社區，人們互動的對象通常是居住在附近的人。社區中的人，一般對社區有歸屬感，區內人與人有互相聯繫和伙伴的關係。另一種則以功能分類，例如擁有共同信仰、背景、利益等，例如菲傭社區。19世紀德國社會學家F.Tonnies認為社區與社會不同，社區指的是具有根源、道德一致、親密及友誼的聯結，成員對團體認同；社會則把着眼點放在利益、契約。
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社區研究）
主辦﹕明愛專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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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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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王芷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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