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彥晨﹕外省雙親的最後一代

【明報專訊】「外省人」在台灣是很特殊的一群人，通常意謂着地域上的差別，卻又一齊代表了來自中國大陸各省，換言之，從大陸來的，就是「外省人」，不用再分哪一省。


「外省人」當然是相對台灣而言。1949年國府遷台後大量移入的「外省人」，就在台灣這個島嶼生活，時光流轉，「外省人」多已凋零，這個族群的結構開始變化。


父母戰時逃難抵台往事

筆者日前驚覺，自己竟是「爸媽都是外省人的最後一代」；我的父親，來自崇明島，現屬上海市。我的母親，逃難時才3歲，外祖母幾次想在路上把她丟了，都狠不下心。外婆曾經跟我講過那段逃難歷程，共軍一路追趕，而胖大沉重的3歲我媽令她吃足苦頭。


父親雖托蔭於祖父供職輪船公司，全家得以安全抵台，但八年抗戰時爺爺在外地討了二房，大房我祖母一直心中不安，未知爺爺會否將之棄下不顧；最終兩房兒女一大家子十幾口人都在高雄草衙落戶，奶奶曾說她心存感激。我父親因不如姑媽會讀書，一生卻從未得到祖父的肯定，是他心中永遠的陰影。


母親因外公早逝，家中弟妹又多，外婆當時供職於車船管理處，從最早的車掌小姐做起，我媽不止一次提到當年位在前金的貧民窟就是她少兒時住處；也或因此，早年經常吃不飽的我媽，終身不改的行徑就是愛吃。這或許也算是戰亂的後遺症。


如此說來，我是個徹頭徹尾的外省人。但住的非眷村，讀的是工專，我成長歲月最要好的朋友同學都是台灣人；現在我供職的媒體老闆，是個道地的台灣人，卻堅持我們都是中國人；生活周邊出現了菲律賓人、印尼人、越南人，而我看到的報紙電視，都告訴我，要做台灣人，別當中國人。


我在高雄出生長大，娶了雲林女子，我成了爸媽都是「外省人」的最後一代。空前也絕後。


選舉操弄族群意義成疑

本周一的台灣各大媒體，有幾則政治新聞佔據版面，其一是民進黨的全代會處理凍結台獨黨綱提案，以「時間不足」為由留待中執會處理，簡單說，就是「凍凍獨」；其二，閣揆江宜樺率閣員登七星山主峰；連勝文繼續跑攤；謝立功和蘇俊賓會否空降基隆……

筆者看來，以上這些新聞都無異於一段有意義的歷史進程中無數的小泡泡；毋庸耗費心神。


真正該思考的是：族群在台灣島上到底還有沒有意義？還是不是選舉可操作的工具？

曾經，外省人是從大陸來的統治階層。對島嶼居民來說，他們一直嚮往要做自己的主人，好不容易才掙脫了「外來政權」，不會甘心再次矮化，成為遠在天邊的「中央」另一個必須仰人鼻息過日子的「邊陲」。何况，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始終在這個地方治理。


同鄉會理事嘆後繼無人

對筆者而言，要跟台北出生的3個年幼兒女述說他們祖輩和曾祖輩的逃難故事，恐怕是很難與電視、平板電腦、3C競爭而獲其青睞。自當年離家，吾父迄未再返崇明。


我在父親要求下，勉強出任台北市崇明同鄉會理事，每次見到平均80歲的鄉長們，再三表示同鄉會後繼無人，卻又熱切組團返崇明旅遊，便可知老家和本土在「外省人」心中的拉扯，無日無之！

作者為台灣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