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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近年，一些爭議事態，經常在保守與激進之間激盪，社會氛圍因而出現兩極格局，今次政改爭議，兩極對峙情勢愈趨突顯。兩極對峙，必然各走極端，結果是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導致對抗衝突，歷經1年4個月拉鋸之後，政改現狀最能反映這種情勢。因此，探討政改與普選安排，必先排除極端、偏激的影響，回歸基本面，實事求是，才有可能凝聚最大共識，落實普選。
藉政改失敗攫取政治利益
是極不道德思維應受譴責
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在香港電台一個時事節目講述他的觀察，認為北京與泛民各有政治盤算，影響了他們對政改的立場和態度。他說，北京接收到的研判是普選若告吹，對北京的傷害遠小於對港人的傷害，因為責任由泛民承擔，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泛民會大敗，將有利於特首施政，云云。湯家驊說泛民陣營的研判剛好相反，認為屆時不單泛民會大勝，更會出現偏激政黨主導立法會的局面。湯家驊認為，由於北京與泛民就政改失敗，對可能得到的政治利益有截然不同的盤算，因而看不到他們會盡最大努力解決普選問題。
湯家驊是局內人，他曾經推動的方案，雖然目的為排除篩選、達至有真正選擇的普選，但是因為沒有公民提名而飽受批評，甚至被指摘為賣港、出賣民主。湯家驊披露北京與泛民的政治盤算，雖云有感而發，但是以他對政改的參與程度和接觸面，相信所說並非信口雌黃，而是透過親自接觸的認知與體會。事實上，建制陣營、泛民陣營各有極端勢力，過去一段時間，兩個陣營都是極端當道，這樣的格局對推動普選只會壞事，因為極端不會成為積極力量。
北京與泛民對於政改成敗，若有政治利益的考慮，而又研判自己可以得益，則不能排除減弱他們推動落實普選努力的可能。不過，北京和泛民的各自研判，有何根據，抑或只屬自我感覺良好的臆測，並藉此推卸一旦政改告吹的責任，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其實，2017年落實特首由普選產生，是港人追求了30多年的夢想，北京和泛民有責任盡力為港人圓夢，若為了一己政治利益而犧牲特首普選，這在政治道德上絕對有問題，應該受到最強烈譴責。
這幾年來，親北京報章一些輿論，若非完全反映中央的取態，則使人擔心愈來偏狹的極左觀點和意見，對中央會產生多大程度影響。例如兩年前的反對國民教育科，明明只是教育當局在教材和操作處理不當，引起廣大家長和市民反彈，有人卻撰文指為事態是「對中央發動總攻擊」，把中央與港人擺在處於尖銳對立面的狀態，若中央聽信這個「研判」，大力度還擊，與港人對撼一場，則會是「謊報軍情」而導致的結果。
中央泛民都未盡全力
政改告吹是不負責任
今次政改，中央立場傾向之強硬，早有輿論認為是誤判港情的結果，根據幾年來極左觀點、言論充斥於親北京報章，中央的政改立場取態，不能排除可能受到極左偏狹思維的影響。至於泛民陣營，這幾年隨着激進勢力冒起，整體政治生態的理性空間，相對萎縮，今次政改，中間力量的溫和方案靠邊站，泛民被公民提名綑綁，激進勢力佔奪了話語權，中間溫和力量身不由己，整體泛民變得或趨向民粹激進，這是當今泛民的寫照。中央與泛民若按現時的軌迹前進，必然出現對撼一幕，結果不單是香港普選特首泡湯那麼簡單，隨之而來的對抗衝突，對香港和國家都是極壞的事。因此，若想落實普選特首，避免對抗衝突，中央與泛民都必須調整，走出極端，開展實質溝通和討論。
泛民「飯盒會」議員與政改三人組會晤，要求安排與北京官員商討政改問題，初步看來，未見泛民議員提出必不可少的前設，對最終有會晤，應該可以保持審慎樂觀；泛民代表相當大部分民意，在政改一事，若中央只與建制陣營溝通，不與泛民議員互動，然後就拍板定案，相信方案不可能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員通過，因此，即使做戲，京官也必須與泛民議員會晤，中央才不會陷於被動景况。這是保持審慎樂觀的依據。
當然，若想會晤有成果，中央與泛民都要擺脫極端的桎梏，例如泛民議員要放下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按提名委員會的框架討論等；中央則要放下必須得到過半數提委提名和不合理篩選必不可少等。雙方就政改討論回歸基本面，才有可能達至中央與港人「雙認許」的政改方案，否則，會晤就會流於形式，很難達成積極成果。按今時今日的氛圍，仍然對政改成事樂觀的人不會多，一大原因是建制與泛民都由鷹派主導，雙方口水多多，但都沒有盡最大努力促成其事。若兩個陣營都經過努力和實質具體商討，而政改仍然告吹，屆時港人自有看法；現在各方都未盡全力，若政改就此泡湯，相信很多人都不會甘心。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藉政改失敗攫取政治利益
是極不道德思維應受譴責
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在香港電台一個時事節目講述他的觀察，認為北京與泛民各有政治盤算，影響了他們對政改的立場和態度。他說，北京接收到的研判是普選若告吹，對北京的傷害遠小於對港人的傷害，因為責任由泛民承擔，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泛民會大敗，將有利於特首施政，云云。湯家驊說泛民陣營的研判剛好相反，認為屆時不單泛民會大勝，更會出現偏激政黨主導立法會的局面。湯家驊認為，由於北京與泛民就政改失敗，對可能得到的政治利益有截然不同的盤算，因而看不到他們會盡最大努力解決普選問題。
湯家驊是局內人，他曾經推動的方案，雖然目的為排除篩選、達至有真正選擇的普選，但是因為沒有公民提名而飽受批評，甚至被指摘為賣港、出賣民主。湯家驊披露北京與泛民的政治盤算，雖云有感而發，但是以他對政改的參與程度和接觸面，相信所說並非信口雌黃，而是透過親自接觸的認知與體會。事實上，建制陣營、泛民陣營各有極端勢力，過去一段時間，兩個陣營都是極端當道，這樣的格局對推動普選只會壞事，因為極端不會成為積極力量。
北京與泛民對於政改成敗，若有政治利益的考慮，而又研判自己可以得益，則不能排除減弱他們推動落實普選努力的可能。不過，北京和泛民的各自研判，有何根據，抑或只屬自我感覺良好的臆測，並藉此推卸一旦政改告吹的責任，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其實，2017年落實特首由普選產生，是港人追求了30多年的夢想，北京和泛民有責任盡力為港人圓夢，若為了一己政治利益而犧牲特首普選，這在政治道德上絕對有問題，應該受到最強烈譴責。
這幾年來，親北京報章一些輿論，若非完全反映中央的取態，則使人擔心愈來偏狹的極左觀點和意見，對中央會產生多大程度影響。例如兩年前的反對國民教育科，明明只是教育當局在教材和操作處理不當，引起廣大家長和市民反彈，有人卻撰文指為事態是「對中央發動總攻擊」，把中央與港人擺在處於尖銳對立面的狀態，若中央聽信這個「研判」，大力度還擊，與港人對撼一場，則會是「謊報軍情」而導致的結果。
中央泛民都未盡全力
政改告吹是不負責任
今次政改，中央立場傾向之強硬，早有輿論認為是誤判港情的結果，根據幾年來極左觀點、言論充斥於親北京報章，中央的政改立場取態，不能排除可能受到極左偏狹思維的影響。至於泛民陣營，這幾年隨着激進勢力冒起，整體政治生態的理性空間，相對萎縮，今次政改，中間力量的溫和方案靠邊站，泛民被公民提名綑綁，激進勢力佔奪了話語權，中間溫和力量身不由己，整體泛民變得或趨向民粹激進，這是當今泛民的寫照。中央與泛民若按現時的軌迹前進，必然出現對撼一幕，結果不單是香港普選特首泡湯那麼簡單，隨之而來的對抗衝突，對香港和國家都是極壞的事。因此，若想落實普選特首，避免對抗衝突，中央與泛民都必須調整，走出極端，開展實質溝通和討論。
泛民「飯盒會」議員與政改三人組會晤，要求安排與北京官員商討政改問題，初步看來，未見泛民議員提出必不可少的前設，對最終有會晤，應該可以保持審慎樂觀；泛民代表相當大部分民意，在政改一事，若中央只與建制陣營溝通，不與泛民議員互動，然後就拍板定案，相信方案不可能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員通過，因此，即使做戲，京官也必須與泛民議員會晤，中央才不會陷於被動景况。這是保持審慎樂觀的依據。
當然，若想會晤有成果，中央與泛民都要擺脫極端的桎梏，例如泛民議員要放下公民提名必不可少、按提名委員會的框架討論等；中央則要放下必須得到過半數提委提名和不合理篩選必不可少等。雙方就政改討論回歸基本面，才有可能達至中央與港人「雙認許」的政改方案，否則，會晤就會流於形式，很難達成積極成果。按今時今日的氛圍，仍然對政改成事樂觀的人不會多，一大原因是建制與泛民都由鷹派主導，雙方口水多多，但都沒有盡最大努力促成其事。若兩個陣營都經過努力和實質具體商討，而政改仍然告吹，屆時港人自有看法；現在各方都未盡全力，若政改就此泡湯，相信很多人都不會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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