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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何俊仁先生上星期六於《明報》撰文，批評本會顧問張家敏先生「大膽挑動六四」辯論、「向當權者獻媚交心」。何引用張當年曾支援學運的廣告，並提出四大重點，以日本右翼人士否定南京大屠殺為比喻，指張的「態度真使人噁心」，而總結詢問張是否「有良知尋求六四真相？」。對此，我代表「六四真相」、代張家敏本人作出回應。
支聯會強調六四要薪火相傳，教育下一代毋忘六四，故在六四25周年間，在多個學校進行密集的柔性推廣活動，如話劇、徵文及體驗營等。但可惜的是，薪火相傳背後卻是洗腦一言堂，支聯會絕不容許多元言論。只要是背離支聯會所謂的「追究屠城責任」、所謂的「結束一黨專政」的觀點，便是無良知、「獻媚交心」，就會被扣上「擁護『六四鎮壓有理』」、「支持『不殺人鎮壓中國便會解體』」等大帽子。這情况就正如2010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因為讀了張家敏《建國以來》有關六四詳盡研究的文章，而說了一些與支聯會主流言論不符的話，便被百般人格侮辱、被迫下台情况一樣。人格攻擊背後是為了製造寒蟬效果，客觀上扼殺在六四25周年期間理性尋求全面六四真相的努力。
在1989年五六月期間，由於不少本港媒體受到外來消息的誤導而發布了誇大失實及片面的報道及虛假消息，如天安門屠殺數千學生及燒屍滅迹、鄧小平死亡、王丹被殺等，激起包括張家敏等不少港人的義憤，但現在更多真相被披露後，支聯會非但不面對，反而刻意隱瞞，無視歷史全面真相，把當時基於正義感而發表聲明支持學運的政治人物綑綁，稍為提出異議便被批判為變色龍，進行人格謀殺，不容反思之目的也是為了製造寒蟬效應，將六四變為香港言論禁區，不容理性討論，背後是有利支聯會對熱愛民主的學生進行全面洗腦。
在此，我認為研究八九六四，應掌握全面的歷史脈絡，不能倒果為因，避重就輕。尤不應對不同言論作出斷章取義，如「六四鎮壓有理」的膚淺總結。無疑，由於中國政府希望奪回已由學生佔據長達兩個多月的天安門廣場，在面對數以萬計市民阻擋圍攻情况下，雙方發生激烈衝突及造成約200至400人死亡。有這麼多人因衝突或誤傷而死亡，我們感到十分難過。個別部隊開槍射殺阻擋群眾行為應受指摘，但我們也希望支聯會本着良知，正視下列某些被您們長期刻意滅聲、在您們紀念館中看不到的史實。
對何俊仁4點指控的回應
趙紫陽曾指出鄧小平在六四後的講話，「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他（鄧）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鄧小平的判斷符合實况，當時民運領導人指出，需在中國推行「多黨制」，「除共產黨外，大陸需要加入反對黨」（方勵之語），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為一個能相對於政府的反對團體」（吾爾開希語）。民運領導人和政府理念明顯不同，鄧小平曾指出「如果我們10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革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由於政治發展理念不同，雙方若堅持則一定會出現嚴重衝突。我們一定要從此高度檢視八九六四的個別事件發展，方能理解來龍去脈，了解深層因素，避免倒果為因。在這個角度下，何俊仁先生上星期六在《明報》對張家敏先生的4點批評中，提及到的很多所謂「史實」其實並不全面，可謂以偏概全：
（1）在胡耀邦去世後，面對學生不斷衝擊，最關鍵是西安、長沙發生嚴重動亂，為免局部性的動亂蔓延，北京發表4．26社論， 惟中央從未指出學生在搞動亂，亦從未指出要對學生秋後算帳。
（2）得到鄧小平、李鵬及楊尚昆等支持，趙紫陽在5月4日前後發表多篇溫和講話，肯定學生愛國熱情及保證不秋後算帳。除此以外，中央更承諾加速包括限權、新聞、監督、司法及反貪的政治改革。然而，部分激進的學生領袖卻利用國際媒體將集中報道蘇聯總統訪華的時機，以更激烈的絕食手段向政府施壓。學生絕不妥協的策略，致使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央溫和解決學運政策全面破產，政府在5月20日被迫戒嚴。趙紫陽好友宗鳳鳴曾經指出，「正是這些激進而幼稚的青年學生，使中國的民主進程推遲了廿年」。
戴晴（葉劍英養女，曾在六四後因同情異見分子被捕）更為直率的指出，當時的歷史機遇為一些希望「一蹴而就的野心家所斷送」，而學生絕食更「將他（趙紫陽）逼到懸崖」。
（3）學生在5月19日晚上搶在中央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之前45分鐘宣布把絕食變成靜坐，企圖製造既然學生已經停止絕食政府就沒有必要戒嚴的假象。事實上，學生領袖們絕非因為趙紫陽在5月19日凌晨看望他們而停止絕食，而是因為他們從中央泄密渠道知道即將實施戒嚴，作出一個先發制人的回應策略，搶在幹部大會宣布戒嚴前宣布把絕食變為靜坐，以爭取輿論同情。
（4）對何俊仁有關中共下令對示威者「格殺勿論」的指控，5月20日後中共軍隊入城被阻截的資料明確顯示，中共在公布戒嚴令後，也絕無殺害群眾的意圖。市民能阻截軍隊是因為軍人根本沒帶武器！
就何俊仁文章指出，六四是「人類歷史上極可恥的血腥屠殺」，這足見何俊仁目光膚淺。我希望指出當時就算面對學生情緒失控，多數服從少數的不民主情况，學運領袖期望「天下大亂」、期望「血流成河」、阻止和平解決事件的情况下，在六四前兩個多星期，與領導人關係密切的人士和知識分子仍不斷努力，苦勸學生離開，希望避免衝突，但卻不得要領。在6月3日軍隊推進前，中央不斷廣播，勸喻市民不要上街，避免流血，但又徒勞無功。在軍隊控制廣場後，據西班牙電視台、維基解密、絕食四君子目擊證言、柴玲和封從德等著作指出，天安門並無屠殺，學生基本和平撤離。在影片中，我們更可以清晰看見坦克左閃右避一位阻攔的市民，足見軍隊並無屠殺市民的任務。這些資料說明，根本絕不存在何俊仁所說的「格殺勿論」命令。
相反，從錄像中卻看到有「群眾」截停軍車，在軍人無抵抗下，用石頭不斷砸向裏面的軍人。根據「殺害無抵抗的對象為屠殺」的定義，我們目睹解放軍遭受屠殺。
其實，在6月3日當晚，除了在木樨地等的軍隊由於面對激烈阻攔而開槍外，很多部隊根本不帶槍，或因槍內無子彈，而遭毆打。
八九六四的本質
八九六四本質為中國政府希望繼續執行已被證明行之有效之漸進改革方針，不肯像蘇聯東歐般承受國家失控、政府垮台、出現社會及民生倒退的大災難。
在八九六四的前半年，堅持民主改革的俞可平在《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章中就指出，國家已從封閉走向開放、人治走向法治、社會多元化趨勢明顯、中央權力下放、基層自主權大大增加，以及黨政分開正着手進行。此外，當時社會氣氛十分寬鬆，方勵之亦曾指出「現在誰也不怕誰」、「我在記者招待會上點名批評了胡喬木，也沒有把我怎麼樣」。
何况在六四前夕，政府面對30多個城市出現混亂，首都呈現無政府狀態，政府若不處理，個別分離主義傾向地區會鬧獨立，國家可能會如一兩年後蘇聯東歐各國出現解體的悲劇，經濟將如解體後的蘇聯般遭受災難式的重挫，人民所受痛苦將比蘇聯更甚。
研究六四的權威、芝加哥社會學教授趙鼎新在其獲美國社會學協會年度傑出書籍獎的著作中，總結八九六四軌迹：「最早是對運動寬容，寬容不奏效就通過社論（即4．26社論）施以言詞威脅；社論也未奏效時，政府就採取有限的讓步，在仍得不到學生響應，就實施戒嚴，戒嚴和調動軍隊只為了威脅市民。然而，當武力威脅也未能制止天安門廣場曠日持久的佔領時，政府才決定鎮壓。」趙進一步指出，「留給領導層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鎮壓、要麼就像東歐共黨領導那樣下台。」「當時的中國政府試圖避免流血，但如果在鎮壓和被推翻之間選擇，他們選擇前者。」此總結一針見血。
在蘇聯解體10多年後，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談論蘇共垮台時指出，「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的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赤貧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蘇聯時期。」戈氏在回應中國前外長李肇星詢問有關蘇聯解體分析時，巧妙回應：「我最敬佩的是鄧小平先生，而我們那裏沒有個鄧小平。」戈氏的講話得到普京的認同。普京認為，民主的貫徹不應讓國家解體或讓人民受窮。沒有強力的國家，就不會有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國家的權威與維護民主、保障自由是並行不悖的。
我們誠意的支持民主，但我們有我們的道路，而更重要的是民主要建基於一個擺事實、說道理、不人身攻擊的基礎，這才是成熟公民社會的體驗，也是我們追求全面六四真相、不向下一代洗腦的嚴肅責任。
作者是「六四真相」發言人
支聯會強調六四要薪火相傳，教育下一代毋忘六四，故在六四25周年間，在多個學校進行密集的柔性推廣活動，如話劇、徵文及體驗營等。但可惜的是，薪火相傳背後卻是洗腦一言堂，支聯會絕不容許多元言論。只要是背離支聯會所謂的「追究屠城責任」、所謂的「結束一黨專政」的觀點，便是無良知、「獻媚交心」，就會被扣上「擁護『六四鎮壓有理』」、「支持『不殺人鎮壓中國便會解體』」等大帽子。這情况就正如2010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因為讀了張家敏《建國以來》有關六四詳盡研究的文章，而說了一些與支聯會主流言論不符的話，便被百般人格侮辱、被迫下台情况一樣。人格攻擊背後是為了製造寒蟬效果，客觀上扼殺在六四25周年期間理性尋求全面六四真相的努力。
在1989年五六月期間，由於不少本港媒體受到外來消息的誤導而發布了誇大失實及片面的報道及虛假消息，如天安門屠殺數千學生及燒屍滅迹、鄧小平死亡、王丹被殺等，激起包括張家敏等不少港人的義憤，但現在更多真相被披露後，支聯會非但不面對，反而刻意隱瞞，無視歷史全面真相，把當時基於正義感而發表聲明支持學運的政治人物綑綁，稍為提出異議便被批判為變色龍，進行人格謀殺，不容反思之目的也是為了製造寒蟬效應，將六四變為香港言論禁區，不容理性討論，背後是有利支聯會對熱愛民主的學生進行全面洗腦。
在此，我認為研究八九六四，應掌握全面的歷史脈絡，不能倒果為因，避重就輕。尤不應對不同言論作出斷章取義，如「六四鎮壓有理」的膚淺總結。無疑，由於中國政府希望奪回已由學生佔據長達兩個多月的天安門廣場，在面對數以萬計市民阻擋圍攻情况下，雙方發生激烈衝突及造成約200至400人死亡。有這麼多人因衝突或誤傷而死亡，我們感到十分難過。個別部隊開槍射殺阻擋群眾行為應受指摘，但我們也希望支聯會本着良知，正視下列某些被您們長期刻意滅聲、在您們紀念館中看不到的史實。
對何俊仁4點指控的回應
趙紫陽曾指出鄧小平在六四後的講話，「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他（鄧）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鄧小平的判斷符合實况，當時民運領導人指出，需在中國推行「多黨制」，「除共產黨外，大陸需要加入反對黨」（方勵之語），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為一個能相對於政府的反對團體」（吾爾開希語）。民運領導人和政府理念明顯不同，鄧小平曾指出「如果我們10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革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由於政治發展理念不同，雙方若堅持則一定會出現嚴重衝突。我們一定要從此高度檢視八九六四的個別事件發展，方能理解來龍去脈，了解深層因素，避免倒果為因。在這個角度下，何俊仁先生上星期六在《明報》對張家敏先生的4點批評中，提及到的很多所謂「史實」其實並不全面，可謂以偏概全：
（1）在胡耀邦去世後，面對學生不斷衝擊，最關鍵是西安、長沙發生嚴重動亂，為免局部性的動亂蔓延，北京發表4．26社論， 惟中央從未指出學生在搞動亂，亦從未指出要對學生秋後算帳。
（2）得到鄧小平、李鵬及楊尚昆等支持，趙紫陽在5月4日前後發表多篇溫和講話，肯定學生愛國熱情及保證不秋後算帳。除此以外，中央更承諾加速包括限權、新聞、監督、司法及反貪的政治改革。然而，部分激進的學生領袖卻利用國際媒體將集中報道蘇聯總統訪華的時機，以更激烈的絕食手段向政府施壓。學生絕不妥協的策略，致使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央溫和解決學運政策全面破產，政府在5月20日被迫戒嚴。趙紫陽好友宗鳳鳴曾經指出，「正是這些激進而幼稚的青年學生，使中國的民主進程推遲了廿年」。
戴晴（葉劍英養女，曾在六四後因同情異見分子被捕）更為直率的指出，當時的歷史機遇為一些希望「一蹴而就的野心家所斷送」，而學生絕食更「將他（趙紫陽）逼到懸崖」。
（3）學生在5月19日晚上搶在中央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之前45分鐘宣布把絕食變成靜坐，企圖製造既然學生已經停止絕食政府就沒有必要戒嚴的假象。事實上，學生領袖們絕非因為趙紫陽在5月19日凌晨看望他們而停止絕食，而是因為他們從中央泄密渠道知道即將實施戒嚴，作出一個先發制人的回應策略，搶在幹部大會宣布戒嚴前宣布把絕食變為靜坐，以爭取輿論同情。
（4）對何俊仁有關中共下令對示威者「格殺勿論」的指控，5月20日後中共軍隊入城被阻截的資料明確顯示，中共在公布戒嚴令後，也絕無殺害群眾的意圖。市民能阻截軍隊是因為軍人根本沒帶武器！
就何俊仁文章指出，六四是「人類歷史上極可恥的血腥屠殺」，這足見何俊仁目光膚淺。我希望指出當時就算面對學生情緒失控，多數服從少數的不民主情况，學運領袖期望「天下大亂」、期望「血流成河」、阻止和平解決事件的情况下，在六四前兩個多星期，與領導人關係密切的人士和知識分子仍不斷努力，苦勸學生離開，希望避免衝突，但卻不得要領。在6月3日軍隊推進前，中央不斷廣播，勸喻市民不要上街，避免流血，但又徒勞無功。在軍隊控制廣場後，據西班牙電視台、維基解密、絕食四君子目擊證言、柴玲和封從德等著作指出，天安門並無屠殺，學生基本和平撤離。在影片中，我們更可以清晰看見坦克左閃右避一位阻攔的市民，足見軍隊並無屠殺市民的任務。這些資料說明，根本絕不存在何俊仁所說的「格殺勿論」命令。
相反，從錄像中卻看到有「群眾」截停軍車，在軍人無抵抗下，用石頭不斷砸向裏面的軍人。根據「殺害無抵抗的對象為屠殺」的定義，我們目睹解放軍遭受屠殺。
其實，在6月3日當晚，除了在木樨地等的軍隊由於面對激烈阻攔而開槍外，很多部隊根本不帶槍，或因槍內無子彈，而遭毆打。
八九六四的本質
八九六四本質為中國政府希望繼續執行已被證明行之有效之漸進改革方針，不肯像蘇聯東歐般承受國家失控、政府垮台、出現社會及民生倒退的大災難。
在八九六四的前半年，堅持民主改革的俞可平在《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章中就指出，國家已從封閉走向開放、人治走向法治、社會多元化趨勢明顯、中央權力下放、基層自主權大大增加，以及黨政分開正着手進行。此外，當時社會氣氛十分寬鬆，方勵之亦曾指出「現在誰也不怕誰」、「我在記者招待會上點名批評了胡喬木，也沒有把我怎麼樣」。
何况在六四前夕，政府面對30多個城市出現混亂，首都呈現無政府狀態，政府若不處理，個別分離主義傾向地區會鬧獨立，國家可能會如一兩年後蘇聯東歐各國出現解體的悲劇，經濟將如解體後的蘇聯般遭受災難式的重挫，人民所受痛苦將比蘇聯更甚。
研究六四的權威、芝加哥社會學教授趙鼎新在其獲美國社會學協會年度傑出書籍獎的著作中，總結八九六四軌迹：「最早是對運動寬容，寬容不奏效就通過社論（即4．26社論）施以言詞威脅；社論也未奏效時，政府就採取有限的讓步，在仍得不到學生響應，就實施戒嚴，戒嚴和調動軍隊只為了威脅市民。然而，當武力威脅也未能制止天安門廣場曠日持久的佔領時，政府才決定鎮壓。」趙進一步指出，「留給領導層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鎮壓、要麼就像東歐共黨領導那樣下台。」「當時的中國政府試圖避免流血，但如果在鎮壓和被推翻之間選擇，他們選擇前者。」此總結一針見血。
在蘇聯解體10多年後，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談論蘇共垮台時指出，「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的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赤貧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蘇聯時期。」戈氏在回應中國前外長李肇星詢問有關蘇聯解體分析時，巧妙回應：「我最敬佩的是鄧小平先生，而我們那裏沒有個鄧小平。」戈氏的講話得到普京的認同。普京認為，民主的貫徹不應讓國家解體或讓人民受窮。沒有強力的國家，就不會有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國家的權威與維護民主、保障自由是並行不悖的。
我們誠意的支持民主，但我們有我們的道路，而更重要的是民主要建基於一個擺事實、說道理、不人身攻擊的基礎，這才是成熟公民社會的體驗，也是我們追求全面六四真相、不向下一代洗腦的嚴肅責任。
作者是「六四真相」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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