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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從此篇起我們將討論新疆的國家、宗教、維吾爾民族意識互相博弈第三階段，即1980年代的情况。
輿論定調領導人主宰變局
現今對此階段新疆情况較為流行的判斷有兩種。流行觀點認為，80年代由於胡耀邦為代表的幼稚而右傾思想，否定了毛澤東時代正確的階級觀和民族政策，造成新疆、西藏少數民族分裂意識膨脹，為90年代後「分裂破壞活動特別是暴力恐怖活動，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組織準備」（張秀明：《新疆反分裂鬥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另有少數人認為，改革開放後的4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尤其是1981年的《中央書記處討論新疆工作問題的紀要》，反思了黨在過去新疆工作中存在的極左問題，為處理新疆問題奠定了正確的指導方針，對「民族、宗教、經濟、民生、教育等各方面政策都做了系列調整。民族團結空前加強，各族人民生活也都得到改善。直到1990年，新疆沒出現一次暴力事件」，所以整個80年代是新疆最穩定時期（程敏：〈80年代是新疆地區最為穩定的時期〉）。而現在新疆的民族矛盾之所以日益突出，恰恰在於90年代後，尤其是上任自治區書記王樂泉主政新疆時，放棄了正確民族政策，極左路線回朝。兩種觀點看似截然相反，但實際都認為所謂的「胡耀邦的民族寬容政策」主導了1980年代新疆形勢，且此政策的存廢直接影響了1990年代後新疆變局。兩種觀點都不無簡單化。
概括猜測忽視複雜現實
首先，將複雜新疆問題的演變，程度不同地簡單歸因於中央或地方領導人（如毛澤東、王震、胡耀邦、王樂泉）。在內地權力高度集中體制下，領導人個人意志或思維當然影響很大，但中共畢竟不是絕對個人專權體制。尤其是「文革」後，領導人個人意志並非代表一切，涉及到邊疆、民族問題，中央決策更非簡單地一個人說了算。更何况胡耀邦只是對中央決策產生過短期重大影響，而王樂泉不過是地方領導，其判斷會對中央決策產生影響，但總體上新疆是服從和執行中央決策的。
其次，兩種觀點都是建立在印象式的大時間跨度上的猜想，而非根據具體歷史情况作出全面辯證的分析與判斷，自然也就無從把握實際情况。
其三，更成問題的是，兩種看法都是按照「政府/維吾爾」、「漢人/維吾爾」之二元思維模式來思考問題，對複雜的現實情况做了高度簡單、以偏概全的片面化處理。這恰又是現實中各種有關新疆問題解釋版本共有的二元思維模式，它恰是造成新疆問題日益嚴峻、民族關係日益惡化的重要認識論原因。
局限於鬆緊兩項式選擇
其四，這類簡單片面的認識，嚴重地將解決新疆問題的思路束縛於各類兩項式選擇的視野之間，如「大棒與胡蘿蔔」、「高度一體化與自治」、「統一與獨立」。如說政府，當實行了一段比較寬鬆的政策時出現了問題，就本能地認為政策太過寬鬆，需要實施更嚴厲的管控；而當暴力恐怖案件多發只靠壓不住時，又會「反思」過嚴管理，或適當放鬆管控力度，或提供更多經濟援助、民生實惠。而一些維吾爾人或各種同情維吾爾的人，又以為只要維吾爾有了真正自治或實現獨立，新疆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他們很少去考慮在嚴重缺乏民族間共識的新疆，簡單盲動地實行高度自治甚至是較低度的實質自治所可能存在的危險，更不要說根本無法實現的「東突厥斯坦獨立之夢」，必將引導新疆走向大規模的種族仇殺之路，使新疆各族人民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所以，考察新疆民族關係走向，即便是作較為概括性分析，至少也需要結合具體歷史語境，從國家、宗教及多維的維吾爾民族意識間複雜的博弈關係入手，否則只能在維/漢矛盾的框架中惡性循環、愈陷愈深。
（新疆的國家、宗教、維吾爾民族意識博弈史系列之五）
作者簡介﹕廣州暨南大學教授
輿論定調領導人主宰變局
現今對此階段新疆情况較為流行的判斷有兩種。流行觀點認為，80年代由於胡耀邦為代表的幼稚而右傾思想，否定了毛澤東時代正確的階級觀和民族政策，造成新疆、西藏少數民族分裂意識膨脹，為90年代後「分裂破壞活動特別是暴力恐怖活動，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組織準備」（張秀明：《新疆反分裂鬥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另有少數人認為，改革開放後的4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尤其是1981年的《中央書記處討論新疆工作問題的紀要》，反思了黨在過去新疆工作中存在的極左問題，為處理新疆問題奠定了正確的指導方針，對「民族、宗教、經濟、民生、教育等各方面政策都做了系列調整。民族團結空前加強，各族人民生活也都得到改善。直到1990年，新疆沒出現一次暴力事件」，所以整個80年代是新疆最穩定時期（程敏：〈80年代是新疆地區最為穩定的時期〉）。而現在新疆的民族矛盾之所以日益突出，恰恰在於90年代後，尤其是上任自治區書記王樂泉主政新疆時，放棄了正確民族政策，極左路線回朝。兩種觀點看似截然相反，但實際都認為所謂的「胡耀邦的民族寬容政策」主導了1980年代新疆形勢，且此政策的存廢直接影響了1990年代後新疆變局。兩種觀點都不無簡單化。
概括猜測忽視複雜現實
首先，將複雜新疆問題的演變，程度不同地簡單歸因於中央或地方領導人（如毛澤東、王震、胡耀邦、王樂泉）。在內地權力高度集中體制下，領導人個人意志或思維當然影響很大，但中共畢竟不是絕對個人專權體制。尤其是「文革」後，領導人個人意志並非代表一切，涉及到邊疆、民族問題，中央決策更非簡單地一個人說了算。更何况胡耀邦只是對中央決策產生過短期重大影響，而王樂泉不過是地方領導，其判斷會對中央決策產生影響，但總體上新疆是服從和執行中央決策的。
其次，兩種觀點都是建立在印象式的大時間跨度上的猜想，而非根據具體歷史情况作出全面辯證的分析與判斷，自然也就無從把握實際情况。
其三，更成問題的是，兩種看法都是按照「政府/維吾爾」、「漢人/維吾爾」之二元思維模式來思考問題，對複雜的現實情况做了高度簡單、以偏概全的片面化處理。這恰又是現實中各種有關新疆問題解釋版本共有的二元思維模式，它恰是造成新疆問題日益嚴峻、民族關係日益惡化的重要認識論原因。
局限於鬆緊兩項式選擇
其四，這類簡單片面的認識，嚴重地將解決新疆問題的思路束縛於各類兩項式選擇的視野之間，如「大棒與胡蘿蔔」、「高度一體化與自治」、「統一與獨立」。如說政府，當實行了一段比較寬鬆的政策時出現了問題，就本能地認為政策太過寬鬆，需要實施更嚴厲的管控；而當暴力恐怖案件多發只靠壓不住時，又會「反思」過嚴管理，或適當放鬆管控力度，或提供更多經濟援助、民生實惠。而一些維吾爾人或各種同情維吾爾的人，又以為只要維吾爾有了真正自治或實現獨立，新疆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他們很少去考慮在嚴重缺乏民族間共識的新疆，簡單盲動地實行高度自治甚至是較低度的實質自治所可能存在的危險，更不要說根本無法實現的「東突厥斯坦獨立之夢」，必將引導新疆走向大規模的種族仇殺之路，使新疆各族人民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所以，考察新疆民族關係走向，即便是作較為概括性分析，至少也需要結合具體歷史語境，從國家、宗教及多維的維吾爾民族意識間複雜的博弈關係入手，否則只能在維/漢矛盾的框架中惡性循環、愈陷愈深。
（新疆的國家、宗教、維吾爾民族意識博弈史系列之五）
作者簡介﹕廣州暨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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