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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港英殖民地時代，立法局內議事辯論，大多數時候只是搔不到癢處的和風細雨式辯論。1985年引入間選，也只有三數位具民主意識的議員能通過間選入局，對於殖民地政府自1967年暴動後推行所謂共識政治（Government by Consensus）、實質仍是壓制自由與民主發展的殖民地統治，間選在當時而言並沒有為促進香港的自由與民主發展帶來很大的變化。
那個立法局和風細雨但高效的年代，從港督仍然是立法局主席、可以有時間每周三主持立法局會議這一點可見一斑。
1986年因內地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香港準備向核電廠買電，安全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立法局組成核電考察團到北京和美加考察並提交報告。港督尤德爵士在1986年新一年度立法局第一次會議發表的施政報告，讚揚立法局核電考察團的報告。在接着一星期後的立法局會議中，首席議員鄧蓮如女士提出動議辯論，要求政府提交香港向大亞灣核電廠購電的安全及價格安排的詳細資料。
在這次辯論中，李鵬飛議員發言以贊同中國官方會被指為擦中國政府鞋為引喻說他自己可能會因為讚賞立法局主席（港督）在上周的施政報告中讚揚核電考察團報告而被指為擦港督鞋。
接着，與循教育界間選入局的司徒華、循法律界間選入局的李柱銘同時循黃大仙區議會間選入局，被認為同屬民主派的林鉅成醫生以粵語發言。林鉅成議員發言中回應李鵬飛議員擦鞋論時稱依李鵬飛議員的邏輯，擦鞋的不是李鵬飛議員，然後向着主持立法局會議的尤德爵士說「擦鞋的是主席你，不是李鵬飛先生」。
在那年代，竟然有人膽敢公然冒犯英女王代表的港督，批評他擦鞋，首席議員鄧蓮如女士在動議辯論終結時簡短的總結發言中什麼也沒說，短短幾句，集中的是對林鉅成議員不滿的指摘。她說：「......there is no excuse for discourtesy in this Chamber and I profoundly regret the discourtesy shown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HK Hansard – Legco Sitting 15 October 1986）28年前電視上看見鄧蓮如女士一臉嚴肅地說那幾句話，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重溫這段當事人也已忘了的俱往矣的瑣事，再看看今天立法會內個別議員那種荒唐混帳，使人感到唏噓。
感到唏噓的絕不是緬懷過去那種殖民地政府以各種高壓、懷柔與虛偽的西方文明手段壓制言論自由；也不是一些激進人士為行使宣揚一己理念、訴求和喜好的自由而妨礙別人的自由、妨礙整體社會利益的行為。感到唏噓的是行使這些自由的人的虛偽和不誠實，感到唏噓的是這些人的雙重標準和不斷地向社會大眾、特別是年輕人灌輸這種騙人的雙重標準。
沒有人會同意香港社會、香港市民今天所享有的言論、集會、出版和各式各樣的自由正在被收窄。但一些政客、學者及評論員一方面在天天有理沒理地行使他們的自由攻擊政府，另一方面卻不斷危言聳聽告訴香港人說正失去言論自由、說言論自由正被收窄，這不是虛偽和不誠實，還能算是什麼？
這些政客、學者、評論員推崇西方的公民社會，對本地的大事小事無不吹毛求疵地批評和指摘，動輒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官員交代、要警隊交代、要所有人向他們交代，除了他們自己。他們自己不用就自己的荒唐言行向任何人交代。這便是雙重標準。
讓我們看看他們推崇的西方公民社會有多文明。
1997年加拿大溫哥華舉行APEC年會，加拿大騎警只給了5秒鐘的警告便向反對極權國家領袖（包括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印尼總統蘇哈托）參加會議的卑詩省大學（UBC）1500示威學生噴胡椒噴霧（Chris Nuttal-Smith “APEC Summit gets nasty at UBC” Varsity News 27/11/1997）。
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市舉行，鐵甲人一樣的防暴員警和國民警衛軍在12月的寒冬中，對反全球化的示威者動粗，強行驅打示威者。西雅圖市政府並因有反全球化示威而宣布戒嚴及進入緊急狀態（Larry Elliot & John Vidal “Week of division on and off streets” London Guardian 4/12/1999）。
政客的雙重標準
看過這些西方文明社會的例子，反觀香港警隊對示威者的忍讓克制和罵不還口，政客們還說在香港的表達自由正在被收窄和剝奪，這不是說謊還能算是什麼？香港的一些政客擁抱西方，老是拿西方社會為標準。西方社會的警隊、特別是美國的警隊對付示威者絕不手軟，他們有開腔批評過嗎？反而每次激進示威者衝擊香港警隊他們均第一時間一面倒指摘香港警隊，他們所持的是什麼樣的騙人的雙重標準？
大多數香港市民早已看透了這些政客及他們的支持者的雙重標準，也只能說「夠了！」。這樣下去，香港只會讓這些人不停地拖香港後腿而使香港停滯不前。
前一些時候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呼籲各辦學團體、校董會、校長、教師及家長「不要讓我們的同學、他們的子女參與或被教唆參與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以免危及人身安全及觸犯法紀」，吳局長短短的一句話引來泛民人士鋪天蓋地的批評，教協指摘局長「施壓恐嚇」，資深評論員及資深記者指摘局長「淪為『幫港出聲』打手」、「與『幫港出聲』公然唱雙簧」。反正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便要被有理沒理地扣帽子和指摘，而他們天天在互相呼應唱雙簧卻是理所當然的。
我反倒想問問，這些人天天在煽動年輕人佔領癱瘓中環，是他們的自由，甚而在六四燭光晚會有把宣揚佔中變成主題，也是他們的自由。別人提出規勸年輕人不要這樣做，同樣也是自由。這些人憑什麼可以指摘別人？難道身為教育局長說幾句話規勸學生家長、老師及校長不要讓同學們被教唆參與違法行為也是不對的？他們憑什麼對吳局長指摘？就是單憑他們認為佔中背後的政治理念「政治正確」？只要是他們認為「政治正確」，任何反對這「政治正確」的聲音都必須被攻擊、指摘及打倒？這與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文鬥的行徑何其相似！原來他們所說的言論自由是不容許別人有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
公民社會，有不同意見、有不同表達方式，其實是很平常的事情。重要的是你說你的，你做你的；我說我的，我做我的。但今天香港社會的亂象是有一些政客、媒體和學者只是政治取向為上，對與他們政治取向不同的言論橫加指摘。只要有官員或任何一點點公權的人對他們提出批評，甚或只是提出不同意見，他們便上綱上線認定為官員行使公權壓制、恫嚇他們、收窄他們的自由而群起對發表看法的官員圍攻。
30年前仍未成形的民主派元老之一林鉅成醫生在立法局內一句無關痛癢批評已故港督尤德爵士擦鞋，已被鄧蓮如女男爵一句「立法局內不容以任何藉口行不敬之事」狠狠地噴去而坐下來不再反駁。我不知道究竟今天拿着龍獅旗示威的年輕人究竟知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究竟他們知不知道他們在懷緬殖民地時代的什麼。
今天幾個香港人已受夠了的議員可以向特首擲完了道具、罵完了，即使被立法會主席驅逐離場仍可以自由地坐着不動，我們奈他們何？陪他們一起癲的一眾議員只得繼續浪費公帑讓會議腰斬。這種混帳場面，泛民一眾議員當然不會指摘，甚至提也不提；反過來更仍不斷以謊言向市民危言聳聽地灌輸說他們的表達自由被收窄。他們傷害了別人、傷害了整個社會，卻反說成他們去繼續傷害別人的自由被收窄。政客的虛偽和謊話連篇，還有比這更甚的嗎？難怪一間市場調查公司5月做的調查發現各種職業中政客是最不獲信任的。
官員們一言半語，別說是失言，就是說了半句一些不合這幫人意的說話，也會招來口誅筆伐。那些立法會會議廳內亂擲物、污言穢語罵人的人，拍拍屁股便什麼責任也不用負，也毋須向任何人交代，全香港市民也沒奈他們何。
他們同路的政客還走出來說被挑釁，他們究竟在騙誰？是不是把善良的香港市民都變成了無知小孩了？
城市大學政改研討會場內，這些政客的支持者衝到台前衝擊北大法律教授講者搗亂，打斷別人的發言說人家沒有資格講法律，他們這種只有自己說不讓人說的暴民行徑，還有什麼資格講言論自由？泛民若擁抱他們不劃清界線，還有什麼資格講言論自由？
爭取民主須依循崇高手段
夠了，若香港仍希望前進，對於這種滿口謊言行為與流氓無異的無恥政客，除了直斥其非外，再沒有其他應對之道了。一位專欄評論員最近在專欄中這樣說：「要臉的政客很難上台，上得台的多數是不要臉的。」正好描述了我們香港今天的亂象。
追求民主是崇高的理念，但爭取過程也必須依循崇高的手段。我那不時有逆向思維的大女兒曾對我說有這樣的兩句話：「人性的善良使民主變成可能，人性的醜惡使民主變成必須。」（註）她說參透了這兩句話後想出了另外兩句話：「人性的善良使獨裁變成可能，人性的醜惡使獨裁變成必須。」聽了我的大女兒這4句話，我沉思了很久。然後我的大女兒再對我說今天香港更貼切的是「人性的善良使暴力變成可能，人性的醜惡使暴力變成必須」。
在我的女兒那幾句話後，新聞上看到國務院發表了香港政制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具全面管治權，並說有權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一些人視法律秩序為無物，肆意暴力衝擊立法會，破壞立法會大樓門窗，政客走出來又是反過來指摘不同意這些暴民立場的議員，包庇暴力行為，是非顛倒如此，我在沉思，一些熱熾追求民主滿口崇高理念但行為醜惡的人，究竟他們是在為善良的香港市民帶來民主？抑或只會帶來暴力與獨裁？
（註）原文應是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的「因為人有行公義的能力，使民主變得可能；但亦因為人有不義的傾向，令民主變成必須（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那個立法局和風細雨但高效的年代，從港督仍然是立法局主席、可以有時間每周三主持立法局會議這一點可見一斑。
1986年因內地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香港準備向核電廠買電，安全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立法局組成核電考察團到北京和美加考察並提交報告。港督尤德爵士在1986年新一年度立法局第一次會議發表的施政報告，讚揚立法局核電考察團的報告。在接着一星期後的立法局會議中，首席議員鄧蓮如女士提出動議辯論，要求政府提交香港向大亞灣核電廠購電的安全及價格安排的詳細資料。
在這次辯論中，李鵬飛議員發言以贊同中國官方會被指為擦中國政府鞋為引喻說他自己可能會因為讚賞立法局主席（港督）在上周的施政報告中讚揚核電考察團報告而被指為擦港督鞋。
接着，與循教育界間選入局的司徒華、循法律界間選入局的李柱銘同時循黃大仙區議會間選入局，被認為同屬民主派的林鉅成醫生以粵語發言。林鉅成議員發言中回應李鵬飛議員擦鞋論時稱依李鵬飛議員的邏輯，擦鞋的不是李鵬飛議員，然後向着主持立法局會議的尤德爵士說「擦鞋的是主席你，不是李鵬飛先生」。
在那年代，竟然有人膽敢公然冒犯英女王代表的港督，批評他擦鞋，首席議員鄧蓮如女士在動議辯論終結時簡短的總結發言中什麼也沒說，短短幾句，集中的是對林鉅成議員不滿的指摘。她說：「......there is no excuse for discourtesy in this Chamber and I profoundly regret the discourtesy shown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HK Hansard – Legco Sitting 15 October 1986）28年前電視上看見鄧蓮如女士一臉嚴肅地說那幾句話，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重溫這段當事人也已忘了的俱往矣的瑣事，再看看今天立法會內個別議員那種荒唐混帳，使人感到唏噓。
感到唏噓的絕不是緬懷過去那種殖民地政府以各種高壓、懷柔與虛偽的西方文明手段壓制言論自由；也不是一些激進人士為行使宣揚一己理念、訴求和喜好的自由而妨礙別人的自由、妨礙整體社會利益的行為。感到唏噓的是行使這些自由的人的虛偽和不誠實，感到唏噓的是這些人的雙重標準和不斷地向社會大眾、特別是年輕人灌輸這種騙人的雙重標準。
沒有人會同意香港社會、香港市民今天所享有的言論、集會、出版和各式各樣的自由正在被收窄。但一些政客、學者及評論員一方面在天天有理沒理地行使他們的自由攻擊政府，另一方面卻不斷危言聳聽告訴香港人說正失去言論自由、說言論自由正被收窄，這不是虛偽和不誠實，還能算是什麼？
這些政客、學者、評論員推崇西方的公民社會，對本地的大事小事無不吹毛求疵地批評和指摘，動輒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官員交代、要警隊交代、要所有人向他們交代，除了他們自己。他們自己不用就自己的荒唐言行向任何人交代。這便是雙重標準。
讓我們看看他們推崇的西方公民社會有多文明。
1997年加拿大溫哥華舉行APEC年會，加拿大騎警只給了5秒鐘的警告便向反對極權國家領袖（包括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印尼總統蘇哈托）參加會議的卑詩省大學（UBC）1500示威學生噴胡椒噴霧（Chris Nuttal-Smith “APEC Summit gets nasty at UBC” Varsity News 27/11/1997）。
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市舉行，鐵甲人一樣的防暴員警和國民警衛軍在12月的寒冬中，對反全球化的示威者動粗，強行驅打示威者。西雅圖市政府並因有反全球化示威而宣布戒嚴及進入緊急狀態（Larry Elliot & John Vidal “Week of division on and off streets” London Guardian 4/12/1999）。
政客的雙重標準
看過這些西方文明社會的例子，反觀香港警隊對示威者的忍讓克制和罵不還口，政客們還說在香港的表達自由正在被收窄和剝奪，這不是說謊還能算是什麼？香港的一些政客擁抱西方，老是拿西方社會為標準。西方社會的警隊、特別是美國的警隊對付示威者絕不手軟，他們有開腔批評過嗎？反而每次激進示威者衝擊香港警隊他們均第一時間一面倒指摘香港警隊，他們所持的是什麼樣的騙人的雙重標準？
大多數香港市民早已看透了這些政客及他們的支持者的雙重標準，也只能說「夠了！」。這樣下去，香港只會讓這些人不停地拖香港後腿而使香港停滯不前。
前一些時候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呼籲各辦學團體、校董會、校長、教師及家長「不要讓我們的同學、他們的子女參與或被教唆參與違法的佔領中環行動，以免危及人身安全及觸犯法紀」，吳局長短短的一句話引來泛民人士鋪天蓋地的批評，教協指摘局長「施壓恐嚇」，資深評論員及資深記者指摘局長「淪為『幫港出聲』打手」、「與『幫港出聲』公然唱雙簧」。反正與他們意見不同的便要被有理沒理地扣帽子和指摘，而他們天天在互相呼應唱雙簧卻是理所當然的。
我反倒想問問，這些人天天在煽動年輕人佔領癱瘓中環，是他們的自由，甚而在六四燭光晚會有把宣揚佔中變成主題，也是他們的自由。別人提出規勸年輕人不要這樣做，同樣也是自由。這些人憑什麼可以指摘別人？難道身為教育局長說幾句話規勸學生家長、老師及校長不要讓同學們被教唆參與違法行為也是不對的？他們憑什麼對吳局長指摘？就是單憑他們認為佔中背後的政治理念「政治正確」？只要是他們認為「政治正確」，任何反對這「政治正確」的聲音都必須被攻擊、指摘及打倒？這與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文鬥的行徑何其相似！原來他們所說的言論自由是不容許別人有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
公民社會，有不同意見、有不同表達方式，其實是很平常的事情。重要的是你說你的，你做你的；我說我的，我做我的。但今天香港社會的亂象是有一些政客、媒體和學者只是政治取向為上，對與他們政治取向不同的言論橫加指摘。只要有官員或任何一點點公權的人對他們提出批評，甚或只是提出不同意見，他們便上綱上線認定為官員行使公權壓制、恫嚇他們、收窄他們的自由而群起對發表看法的官員圍攻。
30年前仍未成形的民主派元老之一林鉅成醫生在立法局內一句無關痛癢批評已故港督尤德爵士擦鞋，已被鄧蓮如女男爵一句「立法局內不容以任何藉口行不敬之事」狠狠地噴去而坐下來不再反駁。我不知道究竟今天拿着龍獅旗示威的年輕人究竟知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究竟他們知不知道他們在懷緬殖民地時代的什麼。
今天幾個香港人已受夠了的議員可以向特首擲完了道具、罵完了，即使被立法會主席驅逐離場仍可以自由地坐着不動，我們奈他們何？陪他們一起癲的一眾議員只得繼續浪費公帑讓會議腰斬。這種混帳場面，泛民一眾議員當然不會指摘，甚至提也不提；反過來更仍不斷以謊言向市民危言聳聽地灌輸說他們的表達自由被收窄。他們傷害了別人、傷害了整個社會，卻反說成他們去繼續傷害別人的自由被收窄。政客的虛偽和謊話連篇，還有比這更甚的嗎？難怪一間市場調查公司5月做的調查發現各種職業中政客是最不獲信任的。
官員們一言半語，別說是失言，就是說了半句一些不合這幫人意的說話，也會招來口誅筆伐。那些立法會會議廳內亂擲物、污言穢語罵人的人，拍拍屁股便什麼責任也不用負，也毋須向任何人交代，全香港市民也沒奈他們何。
他們同路的政客還走出來說被挑釁，他們究竟在騙誰？是不是把善良的香港市民都變成了無知小孩了？
城市大學政改研討會場內，這些政客的支持者衝到台前衝擊北大法律教授講者搗亂，打斷別人的發言說人家沒有資格講法律，他們這種只有自己說不讓人說的暴民行徑，還有什麼資格講言論自由？泛民若擁抱他們不劃清界線，還有什麼資格講言論自由？
爭取民主須依循崇高手段
夠了，若香港仍希望前進，對於這種滿口謊言行為與流氓無異的無恥政客，除了直斥其非外，再沒有其他應對之道了。一位專欄評論員最近在專欄中這樣說：「要臉的政客很難上台，上得台的多數是不要臉的。」正好描述了我們香港今天的亂象。
追求民主是崇高的理念，但爭取過程也必須依循崇高的手段。我那不時有逆向思維的大女兒曾對我說有這樣的兩句話：「人性的善良使民主變成可能，人性的醜惡使民主變成必須。」（註）她說參透了這兩句話後想出了另外兩句話：「人性的善良使獨裁變成可能，人性的醜惡使獨裁變成必須。」聽了我的大女兒這4句話，我沉思了很久。然後我的大女兒再對我說今天香港更貼切的是「人性的善良使暴力變成可能，人性的醜惡使暴力變成必須」。
在我的女兒那幾句話後，新聞上看到國務院發表了香港政制白皮書，強調中央對香港具全面管治權，並說有權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一些人視法律秩序為無物，肆意暴力衝擊立法會，破壞立法會大樓門窗，政客走出來又是反過來指摘不同意這些暴民立場的議員，包庇暴力行為，是非顛倒如此，我在沉思，一些熱熾追求民主滿口崇高理念但行為醜惡的人，究竟他們是在為善良的香港市民帶來民主？抑或只會帶來暴力與獨裁？
（註）原文應是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的「因為人有行公義的能力，使民主變得可能；但亦因為人有不義的傾向，令民主變成必須（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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