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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引起廣泛關注，觸動一些人重新檢視香港前途、思考安身立命的抉擇，因為白皮書就中央對港直接行使管治權、中央與香港從屬關係等論述，實際上重新翻起香港問題的實質，就是恐共和能否保持香港的獨特性，從而維持繁榮穩定的疑慮。這些問題和疑慮，本來30年前已經解決了，現在卻撲面而來，歷史在這裏給香港人開了一個大玩笑。
中央不再自我設限
權力搖搖板頓失衡
白皮書發表之後，官方與建制派都淡化應對，強調中央對港方針政策並無改變，白皮書提及中央與香港關係、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等，過去已有提及，白皮書只是總其成梳理出來，並無新意；其中更有說法指此乃反映中央重視香港、着緊一國兩制，有積極意義的一面，云云。這些論調旨在一點，要市民相信中央對港一國兩制等特殊方針政策無改變，一切如常。果真如此？這些說法，放在30多年香港事態演變來檢視，需要更確切證據才會使市民相信，因為白皮書揭示中央與香港就治港權力的搖搖板，明顯地已經向中央傾斜，香港管治會是怎樣的形態，已經成為懸念。這是實質而深遠的改變。
當年，鄧小平主導形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方針政策，解決香港問題，這12個字連同後來形成的12條基本方針政策，於香港內部，由於排除了黨人治港等疑慮，香港有望保持現狀，贏得大多數市民認同和支持，對英國的外交談判也因此佔優勢，以摧枯拉朽之勢高奏凱歌，刻日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其後草擬的《基本法》，是12條基本方針政策的全面深化，形成管治香港所依據的基本法160條條文和3個附件。
概括闡述這個背景，是要指出鄧小平主導的對港政策，有幾點關鍵，包括（1）以特殊方針政策消除港人疑慮；（2）對港政策由構思到形成基本法，有一個前提，就是中央不會直接治港，內地法律（除附件三6條全國性法律）不會在港實施；（3）香港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政治體制和相關架構，實行高度自治。
這樣的對港政策，實際上是中央於治港權力願意自我設限、自我制約，因此，形之於基本法，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角色和職能，除了在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第七章「對外事務」以外，就絕少顯現出來，使得整本基本法，大篇幅顯示香港特區政府管治事項的法律依據。當時中央這樣做，固然有穩定人心的功利實用考慮，不過，最主要的是當時的領導人認為共產黨不會管治好香港，這樣的思維和認知反映在基本法，折射出中央願意權力自我設限、香港高度自治權獲得突顯；即使歷經六四事件、末代港督彭定康攪局，香港仍然能夠平穩過渡、順利回歸，與此有很大關係，因為港人看到可以當家作主了。
今次白皮書揭示中央對港事務思維的根本改變，在於過去隱沒的中央對港權力，現在刻意將之浮現出來，同時不遮掩地要全面直接行使。香港的高度自治有多大空間，從來就由中央決定，現在中央要直接行使管治權，高度自治當然受到擠壓，還會剩下多少，須取決於白皮書所云向特首發出指令、指導特首工作會如何操作，以及屆時特首、特區政府要服侍多少「公公婆婆」而定，誰知道？可以說，鄧小平主導的對港政策，是把中央的權力關在籠子裏，盡量隔離它涉及香港內部事務；按白皮書的論述，則是把中央的權力從籠子放出來，對香港直接行使管治權。因此，若說白皮書沒有改變香港管治格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無改變，除非另有目的，否則是自欺欺人。
香港問題倒退30年
中央欠港人一個解釋
熟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沿革和演變的人，都會認為白皮書的論述，偏離原初精神，但是白皮書的提法、論點，都可以從經過添加、剪裁的基本法，找到依據；另外，白皮書除了抬出憲法，還指出中央直接行使對香港管治權的權力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這些國家頂層機關，全國事無大小當然都與它們有關，但是把直接管治香港的權力上升到這個層次，除了自圓其說，另一句可以形容的是大石砸死蟹。對港方針政策、治港權力本屬嚴肅的事，現在白皮書的論述，卻讓人有只求邏輯嚴謹、文字精煉之感，是否屬實，則訴諸官意，顯現出來的權力霸道，不能使人信服。
白皮書對一些人而言，重新勾起恐共和前景不明等疑慮，把香港推回30年前民間忐忑不安的狀態，而時移世易，是否有更多人不在意中央直接管治香港，無從得知。不過，白皮書揭示的情况，使香港前景陷入不可預知的風險，中央為何有此轉變，據白皮書揭示兩點，一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了新情况、新問題；二是香港社會還有些人沒有適應實踐一國兩制這個重大歷史轉折。這兩點就足以使中央赤膊上陣治港？中央直接治港就可以解決問題？不知道當局做過什麼論證。對港政策作如此重大調整，港人卻無緣置喙，不公平，中央欠港人一個解釋和交代。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中央不再自我設限
權力搖搖板頓失衡
白皮書發表之後，官方與建制派都淡化應對，強調中央對港方針政策並無改變，白皮書提及中央與香港關係、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等，過去已有提及，白皮書只是總其成梳理出來，並無新意；其中更有說法指此乃反映中央重視香港、着緊一國兩制，有積極意義的一面，云云。這些論調旨在一點，要市民相信中央對港一國兩制等特殊方針政策無改變，一切如常。果真如此？這些說法，放在30多年香港事態演變來檢視，需要更確切證據才會使市民相信，因為白皮書揭示中央與香港就治港權力的搖搖板，明顯地已經向中央傾斜，香港管治會是怎樣的形態，已經成為懸念。這是實質而深遠的改變。
當年，鄧小平主導形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方針政策，解決香港問題，這12個字連同後來形成的12條基本方針政策，於香港內部，由於排除了黨人治港等疑慮，香港有望保持現狀，贏得大多數市民認同和支持，對英國的外交談判也因此佔優勢，以摧枯拉朽之勢高奏凱歌，刻日恢復行使香港主權；其後草擬的《基本法》，是12條基本方針政策的全面深化，形成管治香港所依據的基本法160條條文和3個附件。
概括闡述這個背景，是要指出鄧小平主導的對港政策，有幾點關鍵，包括（1）以特殊方針政策消除港人疑慮；（2）對港政策由構思到形成基本法，有一個前提，就是中央不會直接治港，內地法律（除附件三6條全國性法律）不會在港實施；（3）香港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政治體制和相關架構，實行高度自治。
這樣的對港政策，實際上是中央於治港權力願意自我設限、自我制約，因此，形之於基本法，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角色和職能，除了在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第七章「對外事務」以外，就絕少顯現出來，使得整本基本法，大篇幅顯示香港特區政府管治事項的法律依據。當時中央這樣做，固然有穩定人心的功利實用考慮，不過，最主要的是當時的領導人認為共產黨不會管治好香港，這樣的思維和認知反映在基本法，折射出中央願意權力自我設限、香港高度自治權獲得突顯；即使歷經六四事件、末代港督彭定康攪局，香港仍然能夠平穩過渡、順利回歸，與此有很大關係，因為港人看到可以當家作主了。
今次白皮書揭示中央對港事務思維的根本改變，在於過去隱沒的中央對港權力，現在刻意將之浮現出來，同時不遮掩地要全面直接行使。香港的高度自治有多大空間，從來就由中央決定，現在中央要直接行使管治權，高度自治當然受到擠壓，還會剩下多少，須取決於白皮書所云向特首發出指令、指導特首工作會如何操作，以及屆時特首、特區政府要服侍多少「公公婆婆」而定，誰知道？可以說，鄧小平主導的對港政策，是把中央的權力關在籠子裏，盡量隔離它涉及香港內部事務；按白皮書的論述，則是把中央的權力從籠子放出來，對香港直接行使管治權。因此，若說白皮書沒有改變香港管治格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無改變，除非另有目的，否則是自欺欺人。
香港問題倒退30年
中央欠港人一個解釋
熟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沿革和演變的人，都會認為白皮書的論述，偏離原初精神，但是白皮書的提法、論點，都可以從經過添加、剪裁的基本法，找到依據；另外，白皮書除了抬出憲法，還指出中央直接行使對香港管治權的權力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這些國家頂層機關，全國事無大小當然都與它們有關，但是把直接管治香港的權力上升到這個層次，除了自圓其說，另一句可以形容的是大石砸死蟹。對港方針政策、治港權力本屬嚴肅的事，現在白皮書的論述，卻讓人有只求邏輯嚴謹、文字精煉之感，是否屬實，則訴諸官意，顯現出來的權力霸道，不能使人信服。
白皮書對一些人而言，重新勾起恐共和前景不明等疑慮，把香港推回30年前民間忐忑不安的狀態，而時移世易，是否有更多人不在意中央直接管治香港，無從得知。不過，白皮書揭示的情况，使香港前景陷入不可預知的風險，中央為何有此轉變，據白皮書揭示兩點，一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了新情况、新問題；二是香港社會還有些人沒有適應實踐一國兩制這個重大歷史轉折。這兩點就足以使中央赤膊上陣治港？中央直接治港就可以解決問題？不知道當局做過什麼論證。對港政策作如此重大調整，港人卻無緣置喙，不公平，中央欠港人一個解釋和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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