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深水埗榮昌邨的倫常慘案，獨力撫養一對子女的母親，涉嫌斬殺了親生的稚齡女兒，這一家三口的遭遇和猝然巨變，箇中慘情，聞者傷心。這宗慘劇雖云來得突然，但是這個家庭靠領取綜援過活，在社會安全網本就得到照顧，不過，這位與丈夫分居、可能患有產後抑鬱症又要應對沉重生活壓力的母親，她亟需輔助的處境，卻完全不被察覺，反映社會的安全機制在她身上全部失靈。這家人的不幸悲慘遭遇賺人熱淚之後，期望當局汲取教訓，強化社會安全網絡，使這類慘劇不再發生。
母親斬殺女兒慘劇
4方面安全機制失效
慘劇中的母親懷有幼女的時候，為何提出與丈夫離婚，原因未知，一家三口雖獲綜援照顧，但是物價高昂，獨力撫養一對子女的母親，生活壓力之沉重，其他人不難感受出來。另外，警方形容她涉嫌斬殺女兒之後，精神恍惚，說話無條理，不排除是因為產後抑鬱或其他病症發作，引發悲劇。按這個家庭的情况，這位母親患上產後抑鬱症的可能性很大，而當局沒有她的精神科等醫事紀錄，若能及早發現，給予適當輔導，或許慘劇就不會發生了。
這個三口家庭的處境，接上了4方面社區支援網絡，包括產後母嬰健康院的產後抑鬱症調查、向社署申領綜援、鄰里、社區支援網絡與兒子就讀學校的駐校社工；從事態發展看來，這4方面網絡都未察覺出問題，社會構築的安全網絡，對這個家庭形同失效。有關鄰里及社區支援網絡，由於涉案母親選擇離群索居，因此未能起到作用；至於兒子就讀學校的駐校社工，為何未察覺異樣，尚待了解。
專家認為，類似慘劇，一般在事前都有蛛絲馬迹，本可作出防範，不過，案中的母親鮮有與鄰居打交道，即使社工、區議員登門造訪，也被婉拒，一家三口變相自我孤立，無人事前嗅出危機，是導致慘劇的關鍵。不過，除此之外，母嬰健康院與申領綜援兩個環節表面上暴露的問題，值得討論。
有關申領綜援，揭示社署審批綜援的社會保障部職員，着重處理文件，未能察覺個案的其他社福支援需要，有立法會議員表示保障部職員並非社工，認為事態反映綜援制度「只係派錢，未了解受助人的真正需要」，社署有必要安排專業社工加入社會保障部，審視綜援個案，云云。這個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了解受助人真正需要既然那麼重要，當然是愈早了解愈好，若要強化審批職能，並非加入專業社工，而是由專業社工負責審批工作，全面取代現行社會保障部職員的職能，這樣可以避免架牀疊屋，浪費資源。另一個選擇是強化保障部職能，對其職員作適當培訓，若遇一些有特定情况的個案，轉交專業社工判斷，這樣的安排在資源運用上，可能會更為合理。
另外，社署應優先支援單親家庭，特別是對有初生嬰兒的單親家庭，規定必須重新評估他們的需要，增加人手主動作出家訪提供援助，或與志願機構合作，在地區成立單親家長互助組織，讓他們透過聚會互相扶持紓解壓力，及早發現當中有無人出現情緒異樣，給予支援。
抑鬱症個案明顯增加
健康院要做好源頭工作
今次慘劇，未能確定涉案母親是否患有產後抑鬱症，不過，以她在案件發生後的表現和狀態，患有產後抑鬱症的可能性很大。事實上，產後抑鬱症導致的不幸事件，時有發生，只是今次的手法使人更驚慄而已。據外國和本港的統計數字，約每6名孕婦就有一個可能患上產後抑鬱症，衛生署轄下母嬰健康院以問卷普查，識別患抑鬱症的母親，據資料顯示，過去5年需要轉介醫管局精神科跟進的個案，持續上升，由2009年的960宗增至去年的3120宗，增幅明顯，而去年完成問卷普查的38,100個個案之中，約8%孕婦要接受產後抑鬱症接受治療，比例不算低。不過，榮昌邨慘案的母親，並無產後抑鬱症紀錄，若她是問卷普查的漏網之魚，說明這個安全網機制，有檢討加強的必要。
產後抑鬱症對整體社會以至涉及的家庭，都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另外，產後抑鬱症不單是母親，父親也有可能患上，說明對父親的關顧也不能忽視。母嬰健康院是把守這個症狀的第一關，若工作做得好，在源頭及時察覺和處理，就可以減省中下游負擔和需要投放的資源；還有是本港長年偏低的出生率，對於父母親的健康應該珍視，讓他們能夠更好地照料子女，使他們的子女健康成長，成為香港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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