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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特區政府完成政改首階段諮詢之後，本報組織系列座談會，邀請主要黨派立法會議員就一些議題交換意見，今日刊出的部分，涉及「愛國愛港」和「外國勢力」的問題，總的而言，建制派與民主派仍然各說各話，事態反映若停留在概念階段，討論難以推進。我們認為當局與各方面（特別是取態溫和的民主派）應該盡早進行實質討論，在各自堅持的原則立場之餘，尋求妥協，達成大多數市民認許、中央認許的普選方案，使本港得以落實普選特首，就解決管治困局踏出重要一步。
摸底叫價階段已過
政改應作實質磋商
現在「愛國愛港」已經成為建制派的標籤，事實上建制派也經常自詡為愛國愛港陣營；何謂愛國愛港，由於並非法律語言，只能如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所說，由每個人心目中的一把「秤」來衡量。若由全民透過選票，或是由市民選出一班民意代表去「秤」，確定特首參選人或候選人是否愛國愛港，爭議就不會存在，只是迄今中央傾向由提名委員會執行甄別愛國愛港，而提委會之組成由中央控制，這樣的提委會加上沒有法律準則的愛國愛港，明顯有排拒中央不屬意參選人的功能，形成民主派和不少市民不接受的篩選。因此，提委會的組成是否有足夠公信力甄別參選人，是政改關鍵。
在座談會上，曾鈺成與民主黨的劉慧卿激辯愛國愛港，劉慧卿說「我們擺明就愛國愛港到爆」，但是曾鈺成舉出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北約美國戰機轟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炸死3人和數十人受傷，當時的民主黨負責人為美國說話，順着美國的公關說辭，認同那是美國的「友善炸彈」，惹起民情反彈，民主黨才由其他人解畫，批評美國的行徑。當時那名民主黨負責人是否愛國，市民心目中的「秤」自會評斷。此事和劉慧卿無關，但是她領導下的民主黨若不能清晰處理類似事件，則「愛國愛港到爆」就要拿出更確切證明。
愛國確實不應該等同愛黨，不過，現在中國憲法列明中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即使對港的「一國兩制」等特殊方針政策，也是由共產黨制定，若從根本上反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統治，則如何區分「反共」與「反中」，是要釐清的問題。激進派姑且不論，民主派中人對於中共、中國因素在香港的存在，現在仍有人動輒以冷戰時期的「赤化」思維視之，這種混淆黨、國體制的人若成為特首，如何與國家打交道？中港關係、互動會是怎樣的狀態？是需要解答的問題。
曾鈺成在這次座談會點出的黨、國體制，對爭取特首大位的人，是現實問題，需要處理，這不關乎愛國愛黨，而是要將之擺在正確位置，特首和特區才可以與北京正常互動。
座談會另一個議題是外國勢力。北京對外國勢力介入政改，十分敏感，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曾經就此約晤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強烈要求美方勿介入香港政制發展。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對於香港政制發展，肯定有所盤算，可以發揮多大影響力，則無從判斷；北京為免情勢複雜化而採取的行動，無可厚非，只是，對於夏千福等「外國領事」的職能，以平常心看待，也許是另一個故事。
例如新民黨葉劉淑儀在座談會上表示，若與外國聯繫是為了解釋自己國家的政策，或解釋如何落實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含義，促進兩地相互了解交流，都是好事。香港是國際都會，其他國家對本港的事態發展感興趣，不足為奇，若政治人物刻意到外國尋求奧援，要他們向北京施壓，這是絕不應該，效果也可能適得其反；但是與外國勢力互動，目的為讓他們了解香港事務，減少誤判，則這種接觸也有積極的一面。
北京對夏千福來港履新之後，活躍於本港的大街小巷，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曾經批評他「又去茶餐廳」，云云。不過，曾鈺成作為資深政治人物，他的體會是「收料」乃外國領事的「責任」，「外國領事其實特別想找親北京人士收料」。這個可以理解，收料當然希望「有料到」，若以親北京人士和民主派比較，對外國領事而言哪一方面更有料到，當然不言而喻。
京官偏向找自己友溝通
對全局掌握會偏失
職是之故，若夏千福可以又去茶餐廳，為何不可以出現京官等駐港中央官員「又去茶餐廳」的一幕？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來港履新之時，曾經說過要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不知道他在這方面有些什麼成績，只知道若要全面掌握民情，單是聚焦與建制陣營交往，肯定不夠全面，特別是民主派乃香港社會重要一塊，要深入了解民主派的想法動向，最多料的不是建制派，而是民主派。張曉明要單獨約晤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從反應看來，進展不算好，夏千福的活躍是否值得借鑑，對駐港京官應有思考空間。
總之，環繞政改牽動的問題和事態，不應停留在叫價與擺姿態階段，要盡早進入實質磋商，若中央有妥協空間，不宜再像2010年到最後一刻才拿出來，因為社會需要參與討論，才有望凝聚共識。時間已經極其有限，中央應該及早行動，避免政改事態往惡化方向發展。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摸底叫價階段已過
政改應作實質磋商
現在「愛國愛港」已經成為建制派的標籤，事實上建制派也經常自詡為愛國愛港陣營；何謂愛國愛港，由於並非法律語言，只能如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所說，由每個人心目中的一把「秤」來衡量。若由全民透過選票，或是由市民選出一班民意代表去「秤」，確定特首參選人或候選人是否愛國愛港，爭議就不會存在，只是迄今中央傾向由提名委員會執行甄別愛國愛港，而提委會之組成由中央控制，這樣的提委會加上沒有法律準則的愛國愛港，明顯有排拒中央不屬意參選人的功能，形成民主派和不少市民不接受的篩選。因此，提委會的組成是否有足夠公信力甄別參選人，是政改關鍵。
在座談會上，曾鈺成與民主黨的劉慧卿激辯愛國愛港，劉慧卿說「我們擺明就愛國愛港到爆」，但是曾鈺成舉出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北約美國戰機轟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炸死3人和數十人受傷，當時的民主黨負責人為美國說話，順着美國的公關說辭，認同那是美國的「友善炸彈」，惹起民情反彈，民主黨才由其他人解畫，批評美國的行徑。當時那名民主黨負責人是否愛國，市民心目中的「秤」自會評斷。此事和劉慧卿無關，但是她領導下的民主黨若不能清晰處理類似事件，則「愛國愛港到爆」就要拿出更確切證明。
愛國確實不應該等同愛黨，不過，現在中國憲法列明中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即使對港的「一國兩制」等特殊方針政策，也是由共產黨制定，若從根本上反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統治，則如何區分「反共」與「反中」，是要釐清的問題。激進派姑且不論，民主派中人對於中共、中國因素在香港的存在，現在仍有人動輒以冷戰時期的「赤化」思維視之，這種混淆黨、國體制的人若成為特首，如何與國家打交道？中港關係、互動會是怎樣的狀態？是需要解答的問題。
曾鈺成在這次座談會點出的黨、國體制，對爭取特首大位的人，是現實問題，需要處理，這不關乎愛國愛黨，而是要將之擺在正確位置，特首和特區才可以與北京正常互動。
座談會另一個議題是外國勢力。北京對外國勢力介入政改，十分敏感，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曾經就此約晤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強烈要求美方勿介入香港政制發展。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對於香港政制發展，肯定有所盤算，可以發揮多大影響力，則無從判斷；北京為免情勢複雜化而採取的行動，無可厚非，只是，對於夏千福等「外國領事」的職能，以平常心看待，也許是另一個故事。
例如新民黨葉劉淑儀在座談會上表示，若與外國聯繫是為了解釋自己國家的政策，或解釋如何落實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含義，促進兩地相互了解交流，都是好事。香港是國際都會，其他國家對本港的事態發展感興趣，不足為奇，若政治人物刻意到外國尋求奧援，要他們向北京施壓，這是絕不應該，效果也可能適得其反；但是與外國勢力互動，目的為讓他們了解香港事務，減少誤判，則這種接觸也有積極的一面。
北京對夏千福來港履新之後，活躍於本港的大街小巷，不滿之情溢於言表，曾經批評他「又去茶餐廳」，云云。不過，曾鈺成作為資深政治人物，他的體會是「收料」乃外國領事的「責任」，「外國領事其實特別想找親北京人士收料」。這個可以理解，收料當然希望「有料到」，若以親北京人士和民主派比較，對外國領事而言哪一方面更有料到，當然不言而喻。
京官偏向找自己友溝通
對全局掌握會偏失
職是之故，若夏千福可以又去茶餐廳，為何不可以出現京官等駐港中央官員「又去茶餐廳」的一幕？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來港履新之時，曾經說過要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不知道他在這方面有些什麼成績，只知道若要全面掌握民情，單是聚焦與建制陣營交往，肯定不夠全面，特別是民主派乃香港社會重要一塊，要深入了解民主派的想法動向，最多料的不是建制派，而是民主派。張曉明要單獨約晤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從反應看來，進展不算好，夏千福的活躍是否值得借鑑，對駐港京官應有思考空間。
總之，環繞政改牽動的問題和事態，不應停留在叫價與擺姿態階段，要盡早進入實質磋商，若中央有妥協空間，不宜再像2010年到最後一刻才拿出來，因為社會需要參與討論，才有望凝聚共識。時間已經極其有限，中央應該及早行動，避免政改事態往惡化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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