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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今年的太平山區，兩個展覽館，正在紀念120年前的鼠疫。
那個年頭，太平山死得人多，這大概我們都沒有忘記，不過當中歷史我們其實又了解多少？
只是沒想到，策展的，竟然是個法國女孩。
看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不止她，在太平山街向西走，有個鼠疫年代是收容疫症病人的方便所，藝術家用了兩天時間把它還原，這個藝術家，同時其實是個醫生。
透着光芒的病牀上，有一個人，赤裸裸地把自己展現在前來看她的人前——對，仔細端詳一番過後，我肯定她是個女人，不過告訴我的，並不是她的體態，而是她的基因。她讓人觀看的，極為細緻，不止染色體，還有血細胞、腦結構……一張一張醫學圖像放在牀上，電腦掃描、X光片、DNA分析，可正如她說，「骨隙都畀你睇埋，你就認識我很深嗎？」
「骨隙都畀你睇埋
你就認識我很深嗎？」
於是，她在這病牀旁，還設置了一個耳筒，裏頭是她的錄音，跟你談一些沒相干的逸事，例如小時候喜歡吃什麼、去過哪兒。這樣，我反而開始認識她。
她，藝名陳一云，是中大醫學院的副顧問醫生，也是個喜愛藝術的燈光設計碩士學生。她與認識10年的Natalie，今年夏天辦了一個教育劇場，以鼠疫為題。在籌劃的時候，Natalie和陳一云翻查鼠疫的歷史，卻愈看愈多疑問。「例如，歷史會說把華人說成很污糟，但是否洋人就乾淨點？鼠疫過後，人們的說法是香港變衛生了、乾淨了，但這其實又是否可以從此遠離疫症？真如我們所說的至高無上的話，為什麼2003年會有SARS？」
陳一云想起傅柯，在鼠疫當中，她看出這裏頭也有不同的權力架構，「殖民地政府與華人、高級華人與貧窮華人」，甚至是知識上的權力關係，例如西方醫學似乎壓倒性地奪得了話語權。「但是面對歷史論述、醫學論述，我們聽到的，是否就是唯一的真相？」
於是，她們想要從藝術探討人與醫學、人與細菌的關係。陳一云說，人類在19世紀才開始知道細菌，「細菌其實無處不在，我們的腸裏都有很多菌。千千萬萬種細菌，為什麼我們一談到細菌，就必然是想到要大舉殲滅？」社會愈來愈複雜，要解決的問題天天都多，人們很容易就把所有事情二元化，非黑即白、你死我亡，為求方便，忘記了社會甚至我們自己其實本身就多元複雜，「就好像西方醫學判別某些病做癌症，把病人分為有癌與無癌，有癌的人，就用一套方法，但其實每一個病人都不一樣，怎可以這樣簡單二元地分辨？日子久了，我們把事情都想得太理所當然」。回到最基本，疾病、細菌本來很簡單，但我們對它們的聯想、恐懼，有時比它們本身還來得大。
剛在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開幕的展覽，正是探討人與醫學的關係。她們解釋，展覽地方是別具意義的，「這裏原本是舊贊育醫院，再之前其實是鼠疫方便所。起初英國人把染疫的華人送到醫療船，華人很抗拒，還傳出上船的人會被磨成藥粉的謠言。後來，英國人改善了，知道把病人原區安置會讓華人比較安心，於是在這裏建了方便所，專門接收西營盤的病人」。陳一云把這個歷史地方還原，放置了4個發光的箱子當病牀，每個都是單人牀的大小，5呎半乘3呎。傅柯曾說，病牀是人與疾病、醫學相遇的場景，陳一云就在這個鼠疫方便所，嘗試在病牀上討論人與醫學之間的事。
服從•越權•奪權
在《1894香港鼠疫》展覽開幕之前，陳一云和Natalie其實還辦了幾場教育劇場，同以鼠疫為題。她們以醫學博物館平日沒開放的小紅磚屋為劇場，利用光線探討醫學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屋裏漆黑一片，4個演員用電筒探索空間，再帶去身體。照到了眼耳口鼻，就像我們現實生活中被檢視、看醫生時被迫檢查眼耳口鼻。」劇場中，電筒變成了權力器具，一個演員擔當領導角色，口念「上下左右」帶領光源照射的方向次序，後來有演員會嘗試越權，擾亂次序，令其他演員跟隨，代表他成功奪權。最後，奪得權力的演員會模仿電腦掃描那種方式，向其他演員的身體由上而下照射，被照的演員，就只有被迫站着、被人檢視。
她們說，這段戲有10分鐘，沒有解說的話，看來抽象難明，不過，不少中學生觀眾都出乎意料地理解，還在劇裏參與其中。「他們有人會嘗試一同以上下左右的口令，擾亂演員次序，而最後演員沒被影響，他們還會說：「哎，輸咗添﹗」可見他們領略到這是個爭奪權力的過程。
「〈1894 香港鼠疫〉異．常 展覽 」
日期：即日起至6月13日
時間：早上10時至下午6時（1時至2時休息，周日及周一休息）
地點：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香港西營盤西邊街36A後座
鼠疫英雄耶爾辛
今年法國五月有一個展覽，以「瘟疫」為題，聚焦在1894年的香港鼠疫。我們難免會問，這與法國有什麼關係？鼠疫困擾全球各地數百年，最後專家在香港找到了鼠疫桿菌，因而才有了根治的血清治療法和預防疫苗，「很多人以為首先找到鼠疫桿菌的人，是個日本專家，但事實上那日本人太心急找錯了，他發表的學術文章，一星期後被一個法國人推翻了」。
Isabelle Dutry是個法國女孩，在香港的生物科技公司擔任研發項目組長，來港7年，有時跟人提起當年的鼠疫，卻發現很多香港人其實都對這段歷史不認識。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對付疫症的方法，是大規模消毒、隔離病人，還邀請了日本專家來香港尋找病源。最後，香港的確打勝了細菌之戰，可是都不在政府的安排之內——法國專家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的到來其實並不受殖民地政府歡迎，也由於沒有恰當的實驗室、沒有恒溫箱培植細菌，才造就耶爾辛更快找到了在室溫最活躍的鼠疫桿菌。
單憑顯微鏡找出鼠疫桿菌
法國之所以派耶爾辛來港，並不是單純為了找病源，幫助香港對付疫症，「當時的中南半島（越南）是法國殖民地，它毗鄰南中國，法國政府擔心南中國的疫症會蔓延到自己的地方，於是就派耶爾辛到香港，即使沒辦法消滅疫症，也至少知道情况是怎樣。」在耶爾辛抵達香港之前，港英政府當時邀請的日本專家北里柴三郎，其實已找到他認為是引致鼠疫的病菌，還發表到在學術界舉足輕重的《柳葉刀》醫學期刊。「北里柴三郎有政府的協助，有實驗室、解剖室，也有恒溫箱，可以用人體溫度37℃培植細菌。」耶爾辛卻沒有這種待遇，接應他的人只有意大利傳教士衛神父（Bernardo Vigano），他為耶爾辛在堅尼地城搭建蓆棚，充當他臨時的居所和實驗室。耶爾辛也只有一個顯微鏡，而最大困難是他無法接觸病患與屍體，這全靠傳教士替他賄賂看守停屍間的水手。在沒有恒溫箱的情况下，耶爾辛只有在室溫做研究，卻沒想到因此而找到在室溫最活躍的鼠疫桿菌。
Isabelle除了想藉今次展覽，讓香港人認識鼠疫歷史，還希望更多人認識她心目中的英雄耶爾辛。「他是一個極低調的人。在發現鼠疫桿菌後，他大可以凱旋回歸法國，但他選擇留在越南，在那兒建設醫學學校，更提出入讀的人，不該只有階層的法國人，本地的越南人也該有機會學習醫學。」Isabelle說，在越南提起耶爾辛，會知道有很多人仍然尊敬他、懷緬他，「反而在法國，他沒太多人認識」。
「瘟疫」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6月29日
（逢周一休館）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周日及公眾假期：下午1時至5時 ）
地點：香港醫學博物館，
半山堅巷2號
票價：成人$20 / 優惠票 $10
鼠疫
一種由細菌引起的傳染病，病徵是發燒、精神錯亂，亦可能出現腹股滿淋巴結發炎，或肺部受感染的情况
瘟疫
任何可以快速傳播，造成多人死亡的傳染病
文陳嘉文
圖陳嘉文、法國五月提供、受訪者提供
編輯 何錦源
那個年頭，太平山死得人多，這大概我們都沒有忘記，不過當中歷史我們其實又了解多少？
只是沒想到，策展的，竟然是個法國女孩。
看來風馬牛不相及的不止她，在太平山街向西走，有個鼠疫年代是收容疫症病人的方便所，藝術家用了兩天時間把它還原，這個藝術家，同時其實是個醫生。
透着光芒的病牀上，有一個人，赤裸裸地把自己展現在前來看她的人前——對，仔細端詳一番過後，我肯定她是個女人，不過告訴我的，並不是她的體態，而是她的基因。她讓人觀看的，極為細緻，不止染色體，還有血細胞、腦結構……一張一張醫學圖像放在牀上，電腦掃描、X光片、DNA分析，可正如她說，「骨隙都畀你睇埋，你就認識我很深嗎？」
「骨隙都畀你睇埋
你就認識我很深嗎？」
於是，她在這病牀旁，還設置了一個耳筒，裏頭是她的錄音，跟你談一些沒相干的逸事，例如小時候喜歡吃什麼、去過哪兒。這樣，我反而開始認識她。
她，藝名陳一云，是中大醫學院的副顧問醫生，也是個喜愛藝術的燈光設計碩士學生。她與認識10年的Natalie，今年夏天辦了一個教育劇場，以鼠疫為題。在籌劃的時候，Natalie和陳一云翻查鼠疫的歷史，卻愈看愈多疑問。「例如，歷史會說把華人說成很污糟，但是否洋人就乾淨點？鼠疫過後，人們的說法是香港變衛生了、乾淨了，但這其實又是否可以從此遠離疫症？真如我們所說的至高無上的話，為什麼2003年會有SARS？」
陳一云想起傅柯，在鼠疫當中，她看出這裏頭也有不同的權力架構，「殖民地政府與華人、高級華人與貧窮華人」，甚至是知識上的權力關係，例如西方醫學似乎壓倒性地奪得了話語權。「但是面對歷史論述、醫學論述，我們聽到的，是否就是唯一的真相？」
於是，她們想要從藝術探討人與醫學、人與細菌的關係。陳一云說，人類在19世紀才開始知道細菌，「細菌其實無處不在，我們的腸裏都有很多菌。千千萬萬種細菌，為什麼我們一談到細菌，就必然是想到要大舉殲滅？」社會愈來愈複雜，要解決的問題天天都多，人們很容易就把所有事情二元化，非黑即白、你死我亡，為求方便，忘記了社會甚至我們自己其實本身就多元複雜，「就好像西方醫學判別某些病做癌症，把病人分為有癌與無癌，有癌的人，就用一套方法，但其實每一個病人都不一樣，怎可以這樣簡單二元地分辨？日子久了，我們把事情都想得太理所當然」。回到最基本，疾病、細菌本來很簡單，但我們對它們的聯想、恐懼，有時比它們本身還來得大。
剛在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開幕的展覽，正是探討人與醫學的關係。她們解釋，展覽地方是別具意義的，「這裏原本是舊贊育醫院，再之前其實是鼠疫方便所。起初英國人把染疫的華人送到醫療船，華人很抗拒，還傳出上船的人會被磨成藥粉的謠言。後來，英國人改善了，知道把病人原區安置會讓華人比較安心，於是在這裏建了方便所，專門接收西營盤的病人」。陳一云把這個歷史地方還原，放置了4個發光的箱子當病牀，每個都是單人牀的大小，5呎半乘3呎。傅柯曾說，病牀是人與疾病、醫學相遇的場景，陳一云就在這個鼠疫方便所，嘗試在病牀上討論人與醫學之間的事。
服從•越權•奪權
在《1894香港鼠疫》展覽開幕之前，陳一云和Natalie其實還辦了幾場教育劇場，同以鼠疫為題。她們以醫學博物館平日沒開放的小紅磚屋為劇場，利用光線探討醫學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屋裏漆黑一片，4個演員用電筒探索空間，再帶去身體。照到了眼耳口鼻，就像我們現實生活中被檢視、看醫生時被迫檢查眼耳口鼻。」劇場中，電筒變成了權力器具，一個演員擔當領導角色，口念「上下左右」帶領光源照射的方向次序，後來有演員會嘗試越權，擾亂次序，令其他演員跟隨，代表他成功奪權。最後，奪得權力的演員會模仿電腦掃描那種方式，向其他演員的身體由上而下照射，被照的演員，就只有被迫站着、被人檢視。
她們說，這段戲有10分鐘，沒有解說的話，看來抽象難明，不過，不少中學生觀眾都出乎意料地理解，還在劇裏參與其中。「他們有人會嘗試一同以上下左右的口令，擾亂演員次序，而最後演員沒被影響，他們還會說：「哎，輸咗添﹗」可見他們領略到這是個爭奪權力的過程。
「〈1894 香港鼠疫〉異．常 展覽 」
日期：即日起至6月13日
時間：早上10時至下午6時（1時至2時休息，周日及周一休息）
地點：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香港西營盤西邊街36A後座
鼠疫英雄耶爾辛
今年法國五月有一個展覽，以「瘟疫」為題，聚焦在1894年的香港鼠疫。我們難免會問，這與法國有什麼關係？鼠疫困擾全球各地數百年，最後專家在香港找到了鼠疫桿菌，因而才有了根治的血清治療法和預防疫苗，「很多人以為首先找到鼠疫桿菌的人，是個日本專家，但事實上那日本人太心急找錯了，他發表的學術文章，一星期後被一個法國人推翻了」。
Isabelle Dutry是個法國女孩，在香港的生物科技公司擔任研發項目組長，來港7年，有時跟人提起當年的鼠疫，卻發現很多香港人其實都對這段歷史不認識。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對付疫症的方法，是大規模消毒、隔離病人，還邀請了日本專家來香港尋找病源。最後，香港的確打勝了細菌之戰，可是都不在政府的安排之內——法國專家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的到來其實並不受殖民地政府歡迎，也由於沒有恰當的實驗室、沒有恒溫箱培植細菌，才造就耶爾辛更快找到了在室溫最活躍的鼠疫桿菌。
單憑顯微鏡找出鼠疫桿菌
法國之所以派耶爾辛來港，並不是單純為了找病源，幫助香港對付疫症，「當時的中南半島（越南）是法國殖民地，它毗鄰南中國，法國政府擔心南中國的疫症會蔓延到自己的地方，於是就派耶爾辛到香港，即使沒辦法消滅疫症，也至少知道情况是怎樣。」在耶爾辛抵達香港之前，港英政府當時邀請的日本專家北里柴三郎，其實已找到他認為是引致鼠疫的病菌，還發表到在學術界舉足輕重的《柳葉刀》醫學期刊。「北里柴三郎有政府的協助，有實驗室、解剖室，也有恒溫箱，可以用人體溫度37℃培植細菌。」耶爾辛卻沒有這種待遇，接應他的人只有意大利傳教士衛神父（Bernardo Vigano），他為耶爾辛在堅尼地城搭建蓆棚，充當他臨時的居所和實驗室。耶爾辛也只有一個顯微鏡，而最大困難是他無法接觸病患與屍體，這全靠傳教士替他賄賂看守停屍間的水手。在沒有恒溫箱的情况下，耶爾辛只有在室溫做研究，卻沒想到因此而找到在室溫最活躍的鼠疫桿菌。
Isabelle除了想藉今次展覽，讓香港人認識鼠疫歷史，還希望更多人認識她心目中的英雄耶爾辛。「他是一個極低調的人。在發現鼠疫桿菌後，他大可以凱旋回歸法國，但他選擇留在越南，在那兒建設醫學學校，更提出入讀的人，不該只有階層的法國人，本地的越南人也該有機會學習醫學。」Isabelle說，在越南提起耶爾辛，會知道有很多人仍然尊敬他、懷緬他，「反而在法國，他沒太多人認識」。
「瘟疫」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6月29日
（逢周一休館）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周日及公眾假期：下午1時至5時 ）
地點：香港醫學博物館，
半山堅巷2號
票價：成人$20 / 優惠票 $10
鼠疫
一種由細菌引起的傳染病，病徵是發燒、精神錯亂，亦可能出現腹股滿淋巴結發炎，或肺部受感染的情况
瘟疫
任何可以快速傳播，造成多人死亡的傳染病
文陳嘉文
圖陳嘉文、法國五月提供、受訪者提供
編輯 何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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