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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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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六四」的血腥鎮壓，暴露出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仍然是極左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表明中共仍然是一個革命黨而不是執政黨。這是由其馬克思主義治國理念所決定的。按照馬列主義理論，所有蘇聯類型的共產黨國家都只不過是向「共產主義人間天堂」過渡的中間階段，一種時刻準備發動世界革命的準戰爭狀態。這種神經兮兮的戰爭準備狀態完全背離人民想要過和平、穩定的正常生活的願望，如不徹底改變，勢必國無寧日、人無寧日。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從革命向法治轉型。
一個法治國家是沒有內部敵人的，公民行為只有合法甞D法之分，警務部門的強制對象只有一個適用標準：法律。公民的合法行為，警察只有保護之責，沒有干涉之權；公民的違法行為，警察則必須按照法律的規範動用適宜的強制手段，不作為或過度作為則警察自身違法，同樣要受法律懲處。1989年的學生遊行示威如果有健全的法治規範，本來很好處理，全世界的法治國家全都有一整套既能保障公民遊行示威自由權利、又不至於造成嚴重社會動亂的辦法；與之相對照，中國、埃及、泰國、烏克蘭乃至台灣最近的「太陽花學運」則是另一番景象，顯示出這些國家（地區）的自由民主或者還沒有真正上軌道，或者根本走錯了路——沒有走「先法治後民主」這條正路。這不是自由民主不好，而是這些不成熟、不正確的民主案例自身的問題。不少中國人從「六四」的失敗案例得出「民主不好」、「民主不可行」的結論，這是完全錯誤的。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吾爾開希竟然又跑去支持無法無天、反動倒退、極左民粹的台灣「太陽花學運」！25年過去了，他們居然什麽教訓都沒有學到。柴玲最近發表了一篇反思文章，被罵得狗血淋頭，我倒要替柴玲辯護幾句：
第一，有反思就比沒有好。柴玲的反思當然問題多多，尤其是嚴重減輕了共產黨保守派的責任、加重了示威學生的責任，但無論如何這是開了一個好頭，就像宋彬彬、陳小魯、王冀豫等老紅衛兵為「文革」期間的作為道歉一樣，本應該大加讚揚和鼓勵，否則，不幹好事不捱罵，愈幹好事捱罵愈多，我們這個民族會走向何方，不問可知！
第二，柴玲和封從德等人在「六四」凌晨終於做出了和平撤離廣場的決定並且堅持到了最後，這很不容易，比王丹和吾爾開希做得好得多。
第三，不管大家對基督教怎麽理解，對於中國目前這樣一種喪失信仰、失魂落魄，整個社會分裂、敵對、戾氣深重的現狀，基督教不失為一劑良藥。柴玲皈依基督教，不管怎樣總是好事，總比繼續大搞無法無天的革命運動強！
「六四」期間，中國知識分子並未盡到自己的責任。我們對學生太縱容，在對他們一邊倒的讚揚鼓勵潮流當中，儘管很多人私下議論紛紛，但少有人敢於公開站出來批評學生。我們遠沒有具備「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媚衆甚至媚小，諂媚年輕人，誰勢力大就諂媚誰。正是有鑑於此，我們才要在《六二絕食宣言》當中大聲疾呼「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懺悔」。
今天看來，不僅知識分子應該懺悔，企業家尤其應該懺悔——他們作為當下年輕人竭力仿效的「成功人士」，卻極力迴避自己的政治責任，軟弱、怯懦得令人鄙視，你走遍全世界，也見不到像中國企業家這樣，佔有巨大資源卻這麽沒骨氣的群體，照此下去，中國的中產階級能承擔起什麽國家、民族的責任？你們怕官怕政府可以理解，因為他們權力巨大並且不受法律約束，動動小手指頭就可以揑死你們——薄熙來的「打黑」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但是，沒有民間的批評抗議——坦誠直率，建設性的，善意、理性、負責任的批評抗議——只是一味諂媚討好政府官員，這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現狀怎能改變？我並不是說，要像有些激進人士那樣故意踩紅線，走上街頭搞對抗，刺激、撩撥執政黨；我想說的是，現在的共產黨並沒有你們想像的那麽可怕，中國政治可以關心、同時不至遭到非法迫害的領域數不勝數，為什麽怯懦到連「談政治」都不敢？8000萬中共黨員更不必說，他們裏面有多少人是在推動中國社會前進，而不是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實在難說。中國社會敗壞到今天這種程度，對於這種「極權後遺症」，中共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是「一個巴掌拍不響」，不能說人民就完全沒有責任。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反過來說也一樣，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政府和人民一定是互為因果的。
從革命轉向法治，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說說容易，做起來其實非常困難，有巨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而且要以代價小，不導致社會動盪、秩序瓦解、文明倒退的方式去做：
第一，以「真相與和解」的南非模式卸除歷史包袱。
「六四」必須平反、必然平反，殆無疑義，但「六四」的平反不是一項孤立行為，它是所謂「如何處理舊政權留下的反人道歷史遺產問題」的一個環節。這裏不存在簡單化的、標準劃一和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但是，存在着一些可取的路徑、可供參照的樣板、原則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一位學者劃分出了3種處理方案的主要類型：「遺忘」、「懲處」和「真相與和解」（見A. Rigby《暴力之後的真相與和解》，編按：亦稱《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
（1）遺忘（「忘記過去，既往不咎」）——典型個案是20世紀70年代民主化進程中的西班牙。西班牙「遺忘」模式的最大收益，是民主化和平轉型的順利實現，與此同時，卻讓「正義」付出了太大的代價——沒有人受審定罪，沒有罪犯，也就談不上「寬恕」，它只是「忘記」而已。這就涉及到了哲學層面：「和平」、「正義」與「真相」3種價值目標之間，存在着糾纏不清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複雜關係，不像科學理性所要求的「邏輯一貫」那樣簡單。
（2）懲處（「追究責任，懲罰罪人，以伸張正義」）——典型個案是紐倫堡審判，和蘇聯解體後的某些東歐國家。這一模式的最困難之處是，要對那些侵犯人權的事件進行審判，就必須嚴格分清有罪和無罪、作惡者和受害者。但是，這種善惡分明的摩尼教範式並不能反映壓制型社會中生活的複雜性。正因如此，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後，捷克總統哈維爾從一開始就不願意採取任何清洗行動。哈維爾是唯一真正意識到極權主義實際上已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人，每個人都是制度的合作者與同謀。因此，他上台後即指出，違反人權的歷史不應忘記，但作惡者應該得到寬恕……總之，當人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制度的合作者，在這樣的社會裏，誰是罪犯，誰有資格擔任審判官？
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 Jaspers）曾經區分過4種罪責：確有違法行為的人應負刑事責任，幫助那些犯有刑事罪的責任者獲得權力的人負政治責任，聽任罪行發生的人負道義責任，一切沒有盡到捍衛人類文明標準的人負抽象責任。按照這一標準，就只有極少數挺身抗議的持不同政見者可以免除責任，對於其他絕大多數人，「懲處」的界限劃在何處，勢必是個大有爭議的問題。
（3）真相與和解。這是一條避免了紐倫堡審判或全民遺忘兩個極端的「第三條道路」：赦免個人罪責以換取相關罪行的真相，「必須寬恕但不能忘記」，申請大赦的犯罪嫌疑人必須證明他們已經披露了全部事實，行為必須出於政治動機、是代表某個政治組織或執行其命令，手段必須與目的相適配，對受害者實行足夠的賠償，等等（見圖圖：《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南非模式在世界範圍內日益受到廣泛讚譽，愈來愈多的人們認為，這一模式應當被其他分裂社會所仿效。
南非模式能夠得到多數人民支援，有賴於幾個重要條件：
最主要的是基督教信仰：
激勵我們的不是政治動機，而是《聖經》的信念……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常常為人可以邪惡到如此地步而深感震驚，我們大部分人都會說，具有這種行為的人是魔鬼，因為他們的行為就如同魔鬼。但我們必須區分行為和罪犯、罪孽與罪人，應當痛恨和譴責的是罪孽，而對罪人則要滿腔熱忱……基督神學認為，儘管他們行為可憎，但他們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夠懺悔、能夠改變……在這門神學中，我們不能放棄任何人，因為我們的上帝為罪人保留了特別柔軟的心腸……如果有人認為這為道德墮落打開了方便之門，那他一定是沒有愛過，因為愛比法律要求得更多……我們每一個人實際上都能夠做出可怕的邪惡行為——我們全體。誰也無法預見，如果受到同樣的影響，處在同樣的境地，我們就不會成為和罪犯同樣的人。這不是縱容或原諒他們的行為。這是要讓心中充滿更多的上帝之愛，為看到他所愛的人走上這樣的悲傷之路而哭泣……儘管有許多現實不如人意，但邪惡、不公和壓迫無論如何不會最終佔上風。
——我的中國同胞們！如果我不能說服你們，你們也不信基督，那就請仔仔細細、反反覆覆地讀一讀這段感人至深的話，反躬自省、撫心自問，然後，努力驅除你們心中那個作祟的仇恨邪神吧！我們中華民族難道注定了就只能如此無能和卑劣，只能讓南非的黑人兄弟們為我們悲嘆不已嗎？
還有班圖精神（Ubuntu，南非黑人的部族團結精神）：
Ubuntu……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人的人格緊緊相連，密不可分。我們綁在同一種生活之中……社會和諧是最大的善行……憤怒、反感、渴望復仇，甚至於通過惡性競爭獲得的勝利，都會侵害這一善行。寬容不只是利他，而且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東西必然也使我失去人性。寬容使人堅韌，使人在經歷種種剝奪其人性的行徑後能夠生存下來，並保持自己的人性。Ubuntu意味着種族隔離的支持者也是其實施和狂熱支援的制度的受害者。無論暴行實施者願意與否，其人性和受害者的人性糾纏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對待他人、對他人施加難以名狀的痛苦時，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和領導人的榜樣：
「真相與和解」的靈魂人物是曼德拉總統和圖圖大主教。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大主教本身就是基督精神的化身，作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主席，圖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和領導作用。而曼德拉，圖圖這樣描述他：
如果遇到的是一個因身陷囹圄而滿腔仇恨、誓死復仇的人，德克勒克先生很可能不會宣布他的改革計劃。幸而他遇到的這個人，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質的囚犯……德克勒克看到的是一個有着高風亮節、寬宏大量的人，是一個渴望獻身於讓種族隔離、不公正和種族主義離間了的人們實現和解的人。這個人成了和解與寬容的英雄化身，讓我們所有的人都驚異不已。
南非前總統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分享諾貝爾和平獎是當之無愧的：
德克勒克當時的言行為他帶來的巨大功績，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抹殺的。如果他沒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們就會經歷許多人預測的、使南非在劫難逃的血腥屠殺。要說服白人社會，讓他們接受通過談判交出其獨攬的大權，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很少有選民會擁戴要把政權交給世仇、並以此為政綱的候選人。
——共產黨人們！這些話是說給你們聽的。榜樣樹立了，路走出來了，建功立業的機會擺在面前，你們就毫不動心嗎？
還有激進組織的某些明智領袖：
還有其他政治組織力圖表現得比非國大更激進，反對任何與「敵人」談判的建議，並視此為軟弱的標誌。曼德拉必須和所有這些人競爭。他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技巧和權威，才能領導其組織與他同行。幸運的是，他和其他領導人都認為該走這條路。曼德拉也得到了黨內對年輕黨員具有號召力的一些激進分子的幫助和支援。頗受尊敬的南非共產黨總書記喬•斯洛沃就堅決支持整個談判、妥協與和解的進程。
對比之下，這些至關重要的條件，在我們這裏似乎一樣都不具備。我們能夠創造出這些條件嗎？我心情沉重地問自己。但是，不管如何困難，不設法卸除這些歷史負面遺產，中共就只能繼續靠暴力和謊言維持政權，中共黨員的真誠信仰，中國人民對執政黨的真正信任就無從談起，我們的社會就只能是價值虛無、信仰真空、犬儒盛行的，無根基、無靈魂的畸形病態社會，而這恰恰就是「六四」暴力鎮壓造成的最嚴重的深遠負面結果！
第二，以「統一戰線」化敵為友，締造和諧社會。
改革自有其內在邏輯，其中之一是，不能割斷歷史，搞大決裂、大清算。因此，我們不得不勉為其難，從中共的歷史遺產當中挖掘出若干值得繼承的東西，比如「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勞苦大衆的同情關懷，崇高理想和無私奉獻精神；同時，擯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烏托邦。
「六四」以後，中共向暴力鎮壓和專政大幅倒退，敵我二分，把所有意見不同的人全都按照敵人對待，原本「只要愛國就都要團結」的統一戰線形同虛設。政治家最大的智慧，就是化敵為友，而「六四」以後的中共則反其道而行之，專門製造、培育敵人。中國社會之所以充滿敵意、戾氣、對立和撕裂，總根源就在於此。中共的治國理念要改，具體施政同樣要大幅改進。
第三，以新加坡模式重建合法性基礎，贏得人民的支持與信任。
已故著名憲政學者蔡定劍有一篇介紹新加坡模式的專文〈向新加坡學什麽？〉非常值得推薦。他認為，被國內官員學者推崇（同時被西方國家污名化）的新加坡經驗有很大的偏頗和誤解，使人們對新加坡的了解有相當大的誤導。他說：新加坡的成功並不在於它的權威體制，而在於它充滿着深深的憂患意識和發憤圖強的精神，特別是人民行動黨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為民服務，以爭取人民支持的結果。
新加坡到底是民主制，還是個專制政府？它有一個完全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度，而又有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有一套英國留下的法治傳統和公務員制度，又有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國的理念。
人民行動黨有很多與中國共產黨相似的地方。它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有嚴密的黨組織並有黨的周邊組織職工總會、青年團和婦女團，特別在基層有黨支部，有一套像中共早期嚴格發展黨員的制度，黨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但與中共不同的是，它是一個議會制政黨，而不是一個革命黨。它是通過多黨競選上台的，並且必須贏得5年一次的國會選舉才能執政，政府官員必須通過像西方議員一樣的競選過程。當然目前的選舉並不是很公正的，但不管怎樣，它形式上還是多黨制，黨還是要靠打「選戰」，最終要靠多數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執政。黨不能強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討好人民、取信於人民才能執政。正是這一點，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並被人們和國際社會承認其合法性的基礎。
儘管反對黨非常弱小，在相當一段時間裏無法挑戰人民行動黨，儘管執政黨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媒體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但是，反對黨對人民行動黨仍然有很大的壓力，人民行動黨對待選舉的認真態度，與西方多黨制國家政黨競選有相同之處。
由於人民行動黨是靠議會民主制上台的，儘管長期由它一黨執政，它可以利用各種民主的手段保證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廢除民主制形式。它雖然有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但它一直保持着黨內民主、黨內的開放思想和不同觀點。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執政黨是通過議會和政府等政權的形式執政，而不是通過黨直接執政。競選國會議員，國會議員在聯繫人民群衆與政府方面起着支撐整個政權的作用，這點與西方民主的國家沒有區別。
所以，新加坡基本是個民主政體，但實行權威統治（也許應該叫作「半自由民主半儒家政體」，一種難以清晰分類的混合政體——周註）。人民行動黨通過議會選舉途徑和國會議員大量、深入、細緻地做選民工作，爭取選民支援而執政，使「為民服務」通過議會制度和國會議員的活動，落實在行動上。我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真正實現「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應該學習和借鑑的地方。
由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與西方差別巨大，要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勢必困難重重，一蹴而就肯定是做不到的，新加坡模式也許可以作為一種折中路徑。這樣做困難少、可操作性強，只要不把它教條化、固定化，對於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急迫問題，也許是一種雖非理想，但是「現實最優」的選擇。
第四，以中美友好化解國際壓力。
中美友好關係的極端重要，有點常識的人都不會不懂。但由於1949年的「一邊倒」、尤其是朝鮮戰爭的不幸歷史，中美兩國長期敵對，直到1971年尼克遜訪華，中美關係才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但是，兩國的歷史傳統不同，負面歷史遺產至今沒有徹底清理，中共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改革至今沒有大幅改觀，以及中國崛起引起實力平衡的變動，種種原因，中美兩國關係摩擦不斷，甚至中美友好的主旋律經常被噪音遮蔽。
美國原本就是多元社會，中國現在也愈來愈多元化了，兩國都是鷹派和鴿派在爭奪政策主導權，要想達成中美友好的目標，兩國都必須盡力壯大鴿派的力量，壓抑鷹派的勢力。好在兩國政府和輿論的主流都知道，中美不是敵對關係，不能再搞冷戰那一套，但兩國確實都存在對對方充滿敵意的鷹派好戰分子，這些人非常壞事，比如我在〈三隻垃圾股——中美日三國的鷹派〉一文中提及的，日本方面的石原慎太郎等極右翼，美國鷹派的「重返亞太再平衡戰略」，和中國軍方某些人叫囂的「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我一再對外國記者講，現在的中國是一個轉型中國家，美國善意地拉一拉，中國就比較容易往自由民主方向走，推一推則相反，可能會往後倒退回去。兩國不管是把對方看做敵人還是朋友，都會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把對方看成敵人，它就會變成敵人；看成朋友，它就會成為朋友。
大體說來，把這4件事做好了，中共就會當之無愧，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大功臣，而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們大家都應該努力推動中共往這個方向邁進，而不是永遠深陷於「六四」悲情不能自拔。
一個法治國家是沒有內部敵人的，公民行為只有合法甞D法之分，警務部門的強制對象只有一個適用標準：法律。公民的合法行為，警察只有保護之責，沒有干涉之權；公民的違法行為，警察則必須按照法律的規範動用適宜的強制手段，不作為或過度作為則警察自身違法，同樣要受法律懲處。1989年的學生遊行示威如果有健全的法治規範，本來很好處理，全世界的法治國家全都有一整套既能保障公民遊行示威自由權利、又不至於造成嚴重社會動亂的辦法；與之相對照，中國、埃及、泰國、烏克蘭乃至台灣最近的「太陽花學運」則是另一番景象，顯示出這些國家（地區）的自由民主或者還沒有真正上軌道，或者根本走錯了路——沒有走「先法治後民主」這條正路。這不是自由民主不好，而是這些不成熟、不正確的民主案例自身的問題。不少中國人從「六四」的失敗案例得出「民主不好」、「民主不可行」的結論，這是完全錯誤的。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吾爾開希竟然又跑去支持無法無天、反動倒退、極左民粹的台灣「太陽花學運」！25年過去了，他們居然什麽教訓都沒有學到。柴玲最近發表了一篇反思文章，被罵得狗血淋頭，我倒要替柴玲辯護幾句：
第一，有反思就比沒有好。柴玲的反思當然問題多多，尤其是嚴重減輕了共產黨保守派的責任、加重了示威學生的責任，但無論如何這是開了一個好頭，就像宋彬彬、陳小魯、王冀豫等老紅衛兵為「文革」期間的作為道歉一樣，本應該大加讚揚和鼓勵，否則，不幹好事不捱罵，愈幹好事捱罵愈多，我們這個民族會走向何方，不問可知！
第二，柴玲和封從德等人在「六四」凌晨終於做出了和平撤離廣場的決定並且堅持到了最後，這很不容易，比王丹和吾爾開希做得好得多。
第三，不管大家對基督教怎麽理解，對於中國目前這樣一種喪失信仰、失魂落魄，整個社會分裂、敵對、戾氣深重的現狀，基督教不失為一劑良藥。柴玲皈依基督教，不管怎樣總是好事，總比繼續大搞無法無天的革命運動強！
「六四」期間，中國知識分子並未盡到自己的責任。我們對學生太縱容，在對他們一邊倒的讚揚鼓勵潮流當中，儘管很多人私下議論紛紛，但少有人敢於公開站出來批評學生。我們遠沒有具備「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媚衆甚至媚小，諂媚年輕人，誰勢力大就諂媚誰。正是有鑑於此，我們才要在《六二絕食宣言》當中大聲疾呼「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懺悔」。
今天看來，不僅知識分子應該懺悔，企業家尤其應該懺悔——他們作為當下年輕人竭力仿效的「成功人士」，卻極力迴避自己的政治責任，軟弱、怯懦得令人鄙視，你走遍全世界，也見不到像中國企業家這樣，佔有巨大資源卻這麽沒骨氣的群體，照此下去，中國的中產階級能承擔起什麽國家、民族的責任？你們怕官怕政府可以理解，因為他們權力巨大並且不受法律約束，動動小手指頭就可以揑死你們——薄熙來的「打黑」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但是，沒有民間的批評抗議——坦誠直率，建設性的，善意、理性、負責任的批評抗議——只是一味諂媚討好政府官員，這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現狀怎能改變？我並不是說，要像有些激進人士那樣故意踩紅線，走上街頭搞對抗，刺激、撩撥執政黨；我想說的是，現在的共產黨並沒有你們想像的那麽可怕，中國政治可以關心、同時不至遭到非法迫害的領域數不勝數，為什麽怯懦到連「談政治」都不敢？8000萬中共黨員更不必說，他們裏面有多少人是在推動中國社會前進，而不是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實在難說。中國社會敗壞到今天這種程度，對於這種「極權後遺症」，中共當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是「一個巴掌拍不響」，不能說人民就完全沒有責任。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反過來說也一樣，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政府和人民一定是互為因果的。
從革命轉向法治，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說說容易，做起來其實非常困難，有巨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而且要以代價小，不導致社會動盪、秩序瓦解、文明倒退的方式去做：
第一，以「真相與和解」的南非模式卸除歷史包袱。
「六四」必須平反、必然平反，殆無疑義，但「六四」的平反不是一項孤立行為，它是所謂「如何處理舊政權留下的反人道歷史遺產問題」的一個環節。這裏不存在簡單化的、標準劃一和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但是，存在着一些可取的路徑、可供參照的樣板、原則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一位學者劃分出了3種處理方案的主要類型：「遺忘」、「懲處」和「真相與和解」（見A. Rigby《暴力之後的真相與和解》，編按：亦稱《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
（1）遺忘（「忘記過去，既往不咎」）——典型個案是20世紀70年代民主化進程中的西班牙。西班牙「遺忘」模式的最大收益，是民主化和平轉型的順利實現，與此同時，卻讓「正義」付出了太大的代價——沒有人受審定罪，沒有罪犯，也就談不上「寬恕」，它只是「忘記」而已。這就涉及到了哲學層面：「和平」、「正義」與「真相」3種價值目標之間，存在着糾纏不清的、甚至是相互衝突的複雜關係，不像科學理性所要求的「邏輯一貫」那樣簡單。
（2）懲處（「追究責任，懲罰罪人，以伸張正義」）——典型個案是紐倫堡審判，和蘇聯解體後的某些東歐國家。這一模式的最困難之處是，要對那些侵犯人權的事件進行審判，就必須嚴格分清有罪和無罪、作惡者和受害者。但是，這種善惡分明的摩尼教範式並不能反映壓制型社會中生活的複雜性。正因如此，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後，捷克總統哈維爾從一開始就不願意採取任何清洗行動。哈維爾是唯一真正意識到極權主義實際上已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人，每個人都是制度的合作者與同謀。因此，他上台後即指出，違反人權的歷史不應忘記，但作惡者應該得到寬恕……總之，當人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制度的合作者，在這樣的社會裏，誰是罪犯，誰有資格擔任審判官？
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 Jaspers）曾經區分過4種罪責：確有違法行為的人應負刑事責任，幫助那些犯有刑事罪的責任者獲得權力的人負政治責任，聽任罪行發生的人負道義責任，一切沒有盡到捍衛人類文明標準的人負抽象責任。按照這一標準，就只有極少數挺身抗議的持不同政見者可以免除責任，對於其他絕大多數人，「懲處」的界限劃在何處，勢必是個大有爭議的問題。
（3）真相與和解。這是一條避免了紐倫堡審判或全民遺忘兩個極端的「第三條道路」：赦免個人罪責以換取相關罪行的真相，「必須寬恕但不能忘記」，申請大赦的犯罪嫌疑人必須證明他們已經披露了全部事實，行為必須出於政治動機、是代表某個政治組織或執行其命令，手段必須與目的相適配，對受害者實行足夠的賠償，等等（見圖圖：《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南非模式在世界範圍內日益受到廣泛讚譽，愈來愈多的人們認為，這一模式應當被其他分裂社會所仿效。
南非模式能夠得到多數人民支援，有賴於幾個重要條件：
最主要的是基督教信仰：
激勵我們的不是政治動機，而是《聖經》的信念……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常常為人可以邪惡到如此地步而深感震驚，我們大部分人都會說，具有這種行為的人是魔鬼，因為他們的行為就如同魔鬼。但我們必須區分行為和罪犯、罪孽與罪人，應當痛恨和譴責的是罪孽，而對罪人則要滿腔熱忱……基督神學認為，儘管他們行為可憎，但他們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夠懺悔、能夠改變……在這門神學中，我們不能放棄任何人，因為我們的上帝為罪人保留了特別柔軟的心腸……如果有人認為這為道德墮落打開了方便之門，那他一定是沒有愛過，因為愛比法律要求得更多……我們每一個人實際上都能夠做出可怕的邪惡行為——我們全體。誰也無法預見，如果受到同樣的影響，處在同樣的境地，我們就不會成為和罪犯同樣的人。這不是縱容或原諒他們的行為。這是要讓心中充滿更多的上帝之愛，為看到他所愛的人走上這樣的悲傷之路而哭泣……儘管有許多現實不如人意，但邪惡、不公和壓迫無論如何不會最終佔上風。
——我的中國同胞們！如果我不能說服你們，你們也不信基督，那就請仔仔細細、反反覆覆地讀一讀這段感人至深的話，反躬自省、撫心自問，然後，努力驅除你們心中那個作祟的仇恨邪神吧！我們中華民族難道注定了就只能如此無能和卑劣，只能讓南非的黑人兄弟們為我們悲嘆不已嗎？
還有班圖精神（Ubuntu，南非黑人的部族團結精神）：
Ubuntu……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人的人格緊緊相連，密不可分。我們綁在同一種生活之中……社會和諧是最大的善行……憤怒、反感、渴望復仇，甚至於通過惡性競爭獲得的勝利，都會侵害這一善行。寬容不只是利他，而且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東西必然也使我失去人性。寬容使人堅韌，使人在經歷種種剝奪其人性的行徑後能夠生存下來，並保持自己的人性。Ubuntu意味着種族隔離的支持者也是其實施和狂熱支援的制度的受害者。無論暴行實施者願意與否，其人性和受害者的人性糾纏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對待他人、對他人施加難以名狀的痛苦時，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和領導人的榜樣：
「真相與和解」的靈魂人物是曼德拉總統和圖圖大主教。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大主教本身就是基督精神的化身，作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主席，圖圖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和領導作用。而曼德拉，圖圖這樣描述他：
如果遇到的是一個因身陷囹圄而滿腔仇恨、誓死復仇的人，德克勒克先生很可能不會宣布他的改革計劃。幸而他遇到的這個人，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質的囚犯……德克勒克看到的是一個有着高風亮節、寬宏大量的人，是一個渴望獻身於讓種族隔離、不公正和種族主義離間了的人們實現和解的人。這個人成了和解與寬容的英雄化身，讓我們所有的人都驚異不已。
南非前總統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分享諾貝爾和平獎是當之無愧的：
德克勒克當時的言行為他帶來的巨大功績，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抹殺的。如果他沒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們就會經歷許多人預測的、使南非在劫難逃的血腥屠殺。要說服白人社會，讓他們接受通過談判交出其獨攬的大權，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很少有選民會擁戴要把政權交給世仇、並以此為政綱的候選人。
——共產黨人們！這些話是說給你們聽的。榜樣樹立了，路走出來了，建功立業的機會擺在面前，你們就毫不動心嗎？
還有激進組織的某些明智領袖：
還有其他政治組織力圖表現得比非國大更激進，反對任何與「敵人」談判的建議，並視此為軟弱的標誌。曼德拉必須和所有這些人競爭。他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技巧和權威，才能領導其組織與他同行。幸運的是，他和其他領導人都認為該走這條路。曼德拉也得到了黨內對年輕黨員具有號召力的一些激進分子的幫助和支援。頗受尊敬的南非共產黨總書記喬•斯洛沃就堅決支持整個談判、妥協與和解的進程。
對比之下，這些至關重要的條件，在我們這裏似乎一樣都不具備。我們能夠創造出這些條件嗎？我心情沉重地問自己。但是，不管如何困難，不設法卸除這些歷史負面遺產，中共就只能繼續靠暴力和謊言維持政權，中共黨員的真誠信仰，中國人民對執政黨的真正信任就無從談起，我們的社會就只能是價值虛無、信仰真空、犬儒盛行的，無根基、無靈魂的畸形病態社會，而這恰恰就是「六四」暴力鎮壓造成的最嚴重的深遠負面結果！
第二，以「統一戰線」化敵為友，締造和諧社會。
改革自有其內在邏輯，其中之一是，不能割斷歷史，搞大決裂、大清算。因此，我們不得不勉為其難，從中共的歷史遺產當中挖掘出若干值得繼承的東西，比如「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勞苦大衆的同情關懷，崇高理想和無私奉獻精神；同時，擯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烏托邦。
「六四」以後，中共向暴力鎮壓和專政大幅倒退，敵我二分，把所有意見不同的人全都按照敵人對待，原本「只要愛國就都要團結」的統一戰線形同虛設。政治家最大的智慧，就是化敵為友，而「六四」以後的中共則反其道而行之，專門製造、培育敵人。中國社會之所以充滿敵意、戾氣、對立和撕裂，總根源就在於此。中共的治國理念要改，具體施政同樣要大幅改進。
第三，以新加坡模式重建合法性基礎，贏得人民的支持與信任。
已故著名憲政學者蔡定劍有一篇介紹新加坡模式的專文〈向新加坡學什麽？〉非常值得推薦。他認為，被國內官員學者推崇（同時被西方國家污名化）的新加坡經驗有很大的偏頗和誤解，使人們對新加坡的了解有相當大的誤導。他說：新加坡的成功並不在於它的權威體制，而在於它充滿着深深的憂患意識和發憤圖強的精神，特別是人民行動黨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為民服務，以爭取人民支持的結果。
新加坡到底是民主制，還是個專制政府？它有一個完全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度，而又有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有一套英國留下的法治傳統和公務員制度，又有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國的理念。
人民行動黨有很多與中國共產黨相似的地方。它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有嚴密的黨組織並有黨的周邊組織職工總會、青年團和婦女團，特別在基層有黨支部，有一套像中共早期嚴格發展黨員的制度，黨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但與中共不同的是，它是一個議會制政黨，而不是一個革命黨。它是通過多黨競選上台的，並且必須贏得5年一次的國會選舉才能執政，政府官員必須通過像西方議員一樣的競選過程。當然目前的選舉並不是很公正的，但不管怎樣，它形式上還是多黨制，黨還是要靠打「選戰」，最終要靠多數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執政。黨不能強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討好人民、取信於人民才能執政。正是這一點，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並被人們和國際社會承認其合法性的基礎。
儘管反對黨非常弱小，在相當一段時間裏無法挑戰人民行動黨，儘管執政黨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媒體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但是，反對黨對人民行動黨仍然有很大的壓力，人民行動黨對待選舉的認真態度，與西方多黨制國家政黨競選有相同之處。
由於人民行動黨是靠議會民主制上台的，儘管長期由它一黨執政，它可以利用各種民主的手段保證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廢除民主制形式。它雖然有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但它一直保持着黨內民主、黨內的開放思想和不同觀點。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執政黨是通過議會和政府等政權的形式執政，而不是通過黨直接執政。競選國會議員，國會議員在聯繫人民群衆與政府方面起着支撐整個政權的作用，這點與西方民主的國家沒有區別。
所以，新加坡基本是個民主政體，但實行權威統治（也許應該叫作「半自由民主半儒家政體」，一種難以清晰分類的混合政體——周註）。人民行動黨通過議會選舉途徑和國會議員大量、深入、細緻地做選民工作，爭取選民支援而執政，使「為民服務」通過議會制度和國會議員的活動，落實在行動上。我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真正實現「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應該學習和借鑑的地方。
由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與西方差別巨大，要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勢必困難重重，一蹴而就肯定是做不到的，新加坡模式也許可以作為一種折中路徑。這樣做困難少、可操作性強，只要不把它教條化、固定化，對於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急迫問題，也許是一種雖非理想，但是「現實最優」的選擇。
第四，以中美友好化解國際壓力。
中美友好關係的極端重要，有點常識的人都不會不懂。但由於1949年的「一邊倒」、尤其是朝鮮戰爭的不幸歷史，中美兩國長期敵對，直到1971年尼克遜訪華，中美關係才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但是，兩國的歷史傳統不同，負面歷史遺產至今沒有徹底清理，中共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改革至今沒有大幅改觀，以及中國崛起引起實力平衡的變動，種種原因，中美兩國關係摩擦不斷，甚至中美友好的主旋律經常被噪音遮蔽。
美國原本就是多元社會，中國現在也愈來愈多元化了，兩國都是鷹派和鴿派在爭奪政策主導權，要想達成中美友好的目標，兩國都必須盡力壯大鴿派的力量，壓抑鷹派的勢力。好在兩國政府和輿論的主流都知道，中美不是敵對關係，不能再搞冷戰那一套，但兩國確實都存在對對方充滿敵意的鷹派好戰分子，這些人非常壞事，比如我在〈三隻垃圾股——中美日三國的鷹派〉一文中提及的，日本方面的石原慎太郎等極右翼，美國鷹派的「重返亞太再平衡戰略」，和中國軍方某些人叫囂的「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我一再對外國記者講，現在的中國是一個轉型中國家，美國善意地拉一拉，中國就比較容易往自由民主方向走，推一推則相反，可能會往後倒退回去。兩國不管是把對方看做敵人還是朋友，都會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把對方看成敵人，它就會變成敵人；看成朋友，它就會成為朋友。
大體說來，把這4件事做好了，中共就會當之無愧，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大功臣，而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們大家都應該努力推動中共往這個方向邁進，而不是永遠深陷於「六四」悲情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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