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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香港和上海兩個城市都是名列前茅。香港綜合競爭力連續12年稱冠，並在12項競爭指標中，7項名列兩岸四地逾280個城市的首位。當然香港是一個國際的大都會，不會滿足於只是國內其中一個城市的定位。上海則一直在不斷發展和改善，致力於建設為一個國際的城市，不斷提升城市的質量。滬港雙城經驗的相互學習、相互交流對於推動各自發展具有啓發性的意義。
當前滬港兩個城市都面臨共同性的移民和城市相互衝突的問題。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經達到2415萬，而非戶籍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990萬，在勞動年齡人口中外來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了本地人口。龐大的外來移民對城市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因此地方政府強調實施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基層社會中的土客矛盾表現得非常尖銳。香港人口700萬，來自內地的每天150名單程證移民、每年5000萬的遊客、婚姻家庭和工作移民進入也日益增多，在「奶粉事件」、「嬰兒事件」和最近的「孩子小便糾紛」中折射出日益嚴峻的土客衝突。
土客關係和土客矛盾是移民城市的共性問題。香港和上海出現的土客衝突並不是某些城市的特殊現象。不僅歷史上的移民城市都充滿着衝突、協調和不斷成長，在當前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從北美、歐洲到非洲、南亞和拉美，移民城市內部的社會衝突是普遍存在的。移民城市在成長過程中，本地居民和外來移民發生着相互交流和交往，並不斷更新和創造出新的城市生活的內容和社會結構，移民群體和本地居民是在相互交往中實現社會整合。在另一方面，移民群體和本地居民又在文化上和利益上形成相互的競爭和衝突。這種相互衝突往往被描繪為移民群體侵佔了本地人口的利益，以及移民群體和本地人口對有限的社會資源相互競爭帶來衝突。
相互衝突和融合中發展
可以說任何移民城市都是在這種相互衝突和相互融合中發展起來。衝突和融合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衝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表現為積極的社會融合。因為正是在衝突中，本地群體和移民群體才能夠發現自身的利益訴求、實現相互的調整和適應，在衝突中實現對社會規範的學習和社會生活的再構造。這樣的社會衝突是一種積極的促進城市成長和城市再構造的社會衝突。
而需要擔心的是，土客矛盾導向一種消極的社會衝突，本地人口往往認為移民侵佔了當地的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而移民群體則認為城市存在不公正的社會排斥和權利損害，因此引發城市政府對移民政策的收縮和移民群體對移民政策的抗議，這樣的社會衝突帶來相互態度的敵對、族群壁壘的分化和深化，甚至以一種破壞性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曾經在法國、意大利等地區出現的移民騷亂等等。
但是最近筆者在上海的研究發現，移民群體進入城市的逐步融入，和本地居民對流動人口的社會接納，其實是多樣化和漸進性的。隨着流動人口工作日益穩定、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和成為新興中產階級，本身支援了他們融入城市的能力，增強了他們對城市的歸屬感和社會認同；而相對於低收入階層、低教育程度的本地居民對流動人口的排斥性和消極評價，受過較高教育程度的高收入階層、二代移民群體對流動人口其實有更強的接納性和積極評價。而在中高階層的新商品房住區，本地居民和外來移民，以及國際移民群體共同居住，但卻具有着更加平等包容、相互接納、多元性和開放性的態度。
香港方面，每年有5萬多名單程證人士來港定居，一方面滿足了家庭團聚的願望，另一方面為香港提供勞動人口，紓緩緊張的勞動市場，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產生正面作用。但對於需要面對以幾何級數增加的遊客及本身承載量的限制，本地居民的生活的空間都變得縮小了，到處都變得很擠。 再加上香港的市容不斷地為了迎合國內自由行人士的購物需要，現已面目全非，全是化妝品、藥房、鐘表和金飾商行。再加上普通市民不會因自由行人士的購物的增加而受惠，反而各樣的物價隨着租金上升不斷增幅，大部分市民生活的質素不單止沒有提升，更有下滑的情况，令到整個城市都充斥不少的怨氣。但這些問題是因為香港政府沒有有效地回應急劇轉變的處境，再加上一些旅遊業界的不自律，只是關心業界的利益，忽略對整體社會的影響。因此現在香港所表現出的土客衝突，本質上也不是本地群體和外來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利益分配失衡，而是城市發展的定位和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是城市發展性不足和城市衰落的表現。
香港和上海的土客矛盾各自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基本的共性是，本地人口和移民都缺乏教育的提升、缺乏發展的機遇、缺乏公共服務的供給和缺乏社會階層提升的機遇，從而強化了相互之間的利益擠壓、帶來衝突加劇，並因此帶來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困難，帶來本地人口對移民接納的排斥，並增強土客之間的對立。移民群體的教育培訓、職業提升、收入提高和發展機會不足，更使得移民難以有效融入城市；同樣，城市居民本身的教育和發展機會不足，則增加他們對自身利益的壟斷意識，以及增加他們對移民群體的排斥，擠壓和限制了他們對流動人口的接納性。本地年輕人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和改善本地居民生活素質，都是需要面對和有效處理的問題。
增強發展性 有利解決矛盾
因此，實現移民城市土客協調和社會融合的根本，不單止要考慮本身的承載量，還需要增強城市的發展性。特別應該強調增強城市的發展性的積極意義還在於告訴我們，移民城市的土客矛盾不僅不是必然的，移民的創新創業精神所創造出來的充分的發展性和開放性，本身就有利於解決城鎮化過程中的移民和所在城市利益矛盾和衝突的解決。
因此城市公共政策的取向應該進一步聚焦於提高平等的教育機會和福利安排，聚焦於創造更加開放性的發展機會，推動城市創新和擴展城市所有居民的發展空間，才能實現對移民逐步融入和社會接納的良好整合。在這個意義上，城市發展需要改革突破的並不在於突破土客之間的壁壘，更在於突破本地居民和流動人口向上流動性的壁壘。只有在一個更加增強的流動性、更加充分的發展性和中產階級社會的日益形成中，在一個更加開放性和發展性的公共政策框架下，移民城市的社會整合和社會再構建才得以實現。
作者任遠是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當前滬港兩個城市都面臨共同性的移民和城市相互衝突的問題。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經達到2415萬，而非戶籍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990萬，在勞動年齡人口中外來人口數量已經超過了本地人口。龐大的外來移民對城市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因此地方政府強調實施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基層社會中的土客矛盾表現得非常尖銳。香港人口700萬，來自內地的每天150名單程證移民、每年5000萬的遊客、婚姻家庭和工作移民進入也日益增多，在「奶粉事件」、「嬰兒事件」和最近的「孩子小便糾紛」中折射出日益嚴峻的土客衝突。
土客關係和土客矛盾是移民城市的共性問題。香港和上海出現的土客衝突並不是某些城市的特殊現象。不僅歷史上的移民城市都充滿着衝突、協調和不斷成長，在當前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從北美、歐洲到非洲、南亞和拉美，移民城市內部的社會衝突是普遍存在的。移民城市在成長過程中，本地居民和外來移民發生着相互交流和交往，並不斷更新和創造出新的城市生活的內容和社會結構，移民群體和本地居民是在相互交往中實現社會整合。在另一方面，移民群體和本地居民又在文化上和利益上形成相互的競爭和衝突。這種相互衝突往往被描繪為移民群體侵佔了本地人口的利益，以及移民群體和本地人口對有限的社會資源相互競爭帶來衝突。
相互衝突和融合中發展
可以說任何移民城市都是在這種相互衝突和相互融合中發展起來。衝突和融合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衝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表現為積極的社會融合。因為正是在衝突中，本地群體和移民群體才能夠發現自身的利益訴求、實現相互的調整和適應，在衝突中實現對社會規範的學習和社會生活的再構造。這樣的社會衝突是一種積極的促進城市成長和城市再構造的社會衝突。
而需要擔心的是，土客矛盾導向一種消極的社會衝突，本地人口往往認為移民侵佔了當地的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而移民群體則認為城市存在不公正的社會排斥和權利損害，因此引發城市政府對移民政策的收縮和移民群體對移民政策的抗議，這樣的社會衝突帶來相互態度的敵對、族群壁壘的分化和深化，甚至以一種破壞性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曾經在法國、意大利等地區出現的移民騷亂等等。
但是最近筆者在上海的研究發現，移民群體進入城市的逐步融入，和本地居民對流動人口的社會接納，其實是多樣化和漸進性的。隨着流動人口工作日益穩定、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和成為新興中產階級，本身支援了他們融入城市的能力，增強了他們對城市的歸屬感和社會認同；而相對於低收入階層、低教育程度的本地居民對流動人口的排斥性和消極評價，受過較高教育程度的高收入階層、二代移民群體對流動人口其實有更強的接納性和積極評價。而在中高階層的新商品房住區，本地居民和外來移民，以及國際移民群體共同居住，但卻具有着更加平等包容、相互接納、多元性和開放性的態度。
香港方面，每年有5萬多名單程證人士來港定居，一方面滿足了家庭團聚的願望，另一方面為香港提供勞動人口，紓緩緊張的勞動市場，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產生正面作用。但對於需要面對以幾何級數增加的遊客及本身承載量的限制，本地居民的生活的空間都變得縮小了，到處都變得很擠。 再加上香港的市容不斷地為了迎合國內自由行人士的購物需要，現已面目全非，全是化妝品、藥房、鐘表和金飾商行。再加上普通市民不會因自由行人士的購物的增加而受惠，反而各樣的物價隨着租金上升不斷增幅，大部分市民生活的質素不單止沒有提升，更有下滑的情况，令到整個城市都充斥不少的怨氣。但這些問題是因為香港政府沒有有效地回應急劇轉變的處境，再加上一些旅遊業界的不自律，只是關心業界的利益，忽略對整體社會的影響。因此現在香港所表現出的土客衝突，本質上也不是本地群體和外來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利益分配失衡，而是城市發展的定位和管理水平有待提升，是城市發展性不足和城市衰落的表現。
香港和上海的土客矛盾各自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基本的共性是，本地人口和移民都缺乏教育的提升、缺乏發展的機遇、缺乏公共服務的供給和缺乏社會階層提升的機遇，從而強化了相互之間的利益擠壓、帶來衝突加劇，並因此帶來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困難，帶來本地人口對移民接納的排斥，並增強土客之間的對立。移民群體的教育培訓、職業提升、收入提高和發展機會不足，更使得移民難以有效融入城市；同樣，城市居民本身的教育和發展機會不足，則增加他們對自身利益的壟斷意識，以及增加他們對移民群體的排斥，擠壓和限制了他們對流動人口的接納性。本地年輕人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和改善本地居民生活素質，都是需要面對和有效處理的問題。
增強發展性 有利解決矛盾
因此，實現移民城市土客協調和社會融合的根本，不單止要考慮本身的承載量，還需要增強城市的發展性。特別應該強調增強城市的發展性的積極意義還在於告訴我們，移民城市的土客矛盾不僅不是必然的，移民的創新創業精神所創造出來的充分的發展性和開放性，本身就有利於解決城鎮化過程中的移民和所在城市利益矛盾和衝突的解決。
因此城市公共政策的取向應該進一步聚焦於提高平等的教育機會和福利安排，聚焦於創造更加開放性的發展機會，推動城市創新和擴展城市所有居民的發展空間，才能實現對移民逐步融入和社會接納的良好整合。在這個意義上，城市發展需要改革突破的並不在於突破土客之間的壁壘，更在於突破本地居民和流動人口向上流動性的壁壘。只有在一個更加增強的流動性、更加充分的發展性和中產階級社會的日益形成中，在一個更加開放性和發展性的公共政策框架下，移民城市的社會整合和社會再構建才得以實現。
作者任遠是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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