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專訊】牛津大學榮休教授Stein Ringen，最近在美國《華盛頓郵報》撰文〈美國民主步向滅亡嗎？〉（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Ringen是否語出驚人呢？在香港，周八駿兄亦為文感慨〈香港為何漠視西方民主困境〉。他指出《經濟學人》3月初專輯，討論〈民主出了什麼事〉（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香港主流媒體竟然沒有將之譯為中文或者刊登評論文章。本文嘗試解答Ringen的問題、周八駿兄的感慨，並兼答較早時成名及沈舟兩位先生對拙文的賜教。
美國民主政治——痛哭的羞恥
Ringen感慨美國民主實踐250年，正如2000多年前的雅典民主，亦在250年成功之後步向滅亡。他認為民主是需要悉心栽培，這是領導的責任；不然它會衰落。美國三權分立，原意是制約及平衡，現今是平衡變成僵局。較早時，《金融時報》亦有專文報道美國民主政治的狀况，用的標題是「痛哭的羞恥」。文中引述有58年議會經驗而年屆85歲的眾議員Dingwell形容服務國會的經驗是可憎的，黨派偏見超乎想像。他舉例說自2006年起，參眾兩院並未能夠在財政年度開始前協調出下一年的財政預算；國會連基本的功能都做不到，又如何領導國家的發展呢？
這正是政治學者福山（Fukuyama）提出vetocracy一詞形容美國民主已成為否決政治的理由。福山提出其中一個觀察是20世紀大部分時間，美國政治的制衡令人羨慕。但自1980年代開始，少數意識形態主導的政客用否決（如「拉布」）阻止多數決定及政府做任何事情。他認為這並不是所有民主政體都出現的情况。歐洲大部分議會制，少數落敗的政黨都接受多數黨有權管治，不會用任何憲政手段破壞當權政府。在荷蘭及瑞典，就算一位議員便可以用「拉布」無限期阻止議案通過；但從來沒有人行使該憲政手段。
歷史學家Niall Ferguson 2012年出版的《大衰落》（The Great Degeneration）一書提到西方國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是一個孖生問題——低增長及貧窮擴大。他舉例美國設立了食品及藥物局（食藥局），它處理食品及藥物的監督十分嚴格，標準亦不變通，目的是為了保證絕對安全。但今天比60年前，在美國推出一隻新藥花錢多100倍之多。Ferguson認為食藥局只考慮副作用的成本，但未考慮沒有推出藥物的損失成本。不喻而明，美國低增長是有制度因素。
Nestoring是極度問責的表現
這因素亦反映在個人的極端但合乎規定的行動上，在美國叫做nestoring。通過美國食藥局的藥物檢查被形容為煞費苦心的緩慢過程，結果是它檢查通過的每一隻新藥從沒有被國會批評為失職的。當然絕對安全是好事。但極度按規定辦事的作風可以用一個發生在美國華盛頓DC超級公路大塞車的事例說明。有一陣子公路上並沒有什麼意外或工程，但仍然在每日大約相同時間以里計大塞車。經過傳媒熱炒一輪後，一位叫做John Nestor的食藥局職員自動投稿，辯說他只是按車速規定行快線而已，並沒有什麼問題。這個按規定做事，但令其他人「極端難忍受」的守法行為被稱之為nestoring。
民主政府要接受公眾、議會及傳媒監察，代價是低效率及高成本。接受公眾監察當然是好事，但社會同時要接受一個成本問題，就是低效率造成經濟增長的代價。美國食藥局的極端守法，為市民把關的情况是民主政體的制度設計的極端表現。有制約，但「水清無魚」的結果是公務員及政治問責官員在對抗式民主政治之下，公眾、傳媒、議員，用「100倍」放大鏡之下，做對規定亦被批評為僵化，不按規定更會被批評得體無完膚。這便變成有制約沒平衡的僵局了。
管治與認受性的回應
科大成名副教授與筆者商榷民主與經濟及管治水平問題，除了上文的解釋之外，筆者較早前亦引述研究報告，指出經濟水平與管治水平統計相關度達0.88，說明管治好要有經濟成本；搞好經濟，管治自然會好。
沈舟先生與筆者商榷主要有兩大點，第一是中國內地沒有新聞自由。對新聞的管制，各國程度不一，共產國家重視共同利益，先鋒黨領導國家人民，因此限制自由是一種價值及政治選擇。這種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亦有歷史因素，源於無產階級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人用斷頭台對付反對者一樣，是要保護革命成果。但中國在江澤民年代，已經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包括富有的資產階級亦是人民的組成部分。即是說，中共已逐步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要進行國家建設，要有和平穩定的環境。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相信中國對新聞自由的干預會逐步放寬。
今天反共報章講的內地自由及人權問題，就算是事實，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對殖民地的剝削、巧取豪奪，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只是小巫見大巫！香港的反共人士一般是偽善，有雙重標準，講的內地種種問題，都帶有成見，歸根究柢就是反共。不單是恐共，是1950、60年「第三勢力」的「文攻」翻版，這段美國及台灣支持的反共歷史，記得的香港人太少了。近年揭露出美國政府支持「顏色革命」，包括內地及香港的資金，是有根有據的。中國政府就是吸收了蘇聯亡國亡黨的教訓，才會「穩定壓倒一切」。
沈舟先生第二點，就是政府認受性的問題。他引用其他學者，認為英語legitimacy可有3種譯法：合法性，正當性及認受性。這有社會學家韋伯權威3種類型的影子：魅力型、傳統型及合法型。筆者一直是借用Linz及Stephan的定義（不是分類），即相信政府有認受性而使之有能力落實政策。在不少的跨國研究，都基於這個理解，將認受性操作為「就算有不足及失敗，現在的政治制度或政府還是好過可能成立的，因此它們的指令得到遵守。」對認受性這樣理解有兩重意義：一是社會心理接受現今政府，二是行為上遵守法律。
當然，沈先生提的3種政治認受性類型亦可以解釋人民接受統治者權威的原因，但它們不是解釋3種政治權威共同的定義。這是混淆了認受性的來源或分類與定義之別。這是較學術的討論，不贅。
從Ringen到李光耀
再回到Ringen，美國民主步向滅亡的問題。想深一層，Linz及Stephan的定義，或「世銀」的管治指標都沒有意義——政府有能力落實政策或西方管治水平高又如何，現今還不是危機處處？若筆者〈私利激情〉一文的歷史分析成立的話，西方政治思想自熊彼得（Schumpeter）將私利美化是重大的轉捩點及錯誤。美國為首的民主政體出現問題不是管治，而是放棄了做人的道德操守——公民與政治領導皆追逐私利，而認為這是應有之義。這樣的政治倫理，公民會變成刁民，只講權利不講責任，是文化墮落。Ringen 2013年出的新書，題目叫做《惡魔的國家》（Nation of Devils），就是講筆者認為變了質的民主政體下公民的管治問題。同樣情况，政治領袖變成追逐選票連任的政客，視政治程序為目的，不講實質對錯和社會共同利益。
對這現象，新加坡李光耀認為源於西方人放棄社會的道德基礎，相信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一個好的政府解決。他認為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的政府十分成功，滿足後進國家原本由家庭提供的責任。這正是它們的成功，滋長了依賴政府的心態，並忘記了個人及家庭的責任。從這個較深層次的觀察，美國以至西方選票民主走向滅亡之路，正在展開。Ringen的書名，並不是語出驚人！總結一句，美國民主的墮落有3個層次——道德、制度及領袖，是文化質素轉差的表現；要破解及扭轉滅亡的勢態，絕不容易！
不過，當熊彼得及唐信（Anthony Downs）為個人及政客私利張目的時候，根據Jane Mansbridge的分析，同期亦不乏公利的實證例子，包括國會議員，為公利犧牲小我。因此，我們亦不要完全抹煞西方，尤其是美國，它底子厚；就算機會微，亦可能出到一些偉大領袖，洞察歷史，亦有機會破局，扭轉衰落之勢。
總結：香港會有後發優勢嗎？
回應周八駿兄的感慨，香港社會是否已經失卻它應有的反思能力，對追求的東西激情有餘，理性不足呢？這現象十分令人擔憂，後果很大可能是災難性的。
在參考西方民主的經驗，尤其是筆者〈私利激情〉一文回顧西方民主在近代劣質化的始末，筆者更相信我們要繼續推動民主進程，一定要避免美國及其他選票民主政體的道德、制度及領袖墮落的教訓，才可能有後發優勢。舉例說，荷蘭及瑞典如何做到尊重政治對手，不墮落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規範呢？更大的議題是如果扭轉香港正在冒起選票民主劣質化的趨勢，香港民主發展才會對社會有好處。缺乏反思能力，心靈的封閉最令人擔憂。若我們借用Allan Bloom《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著作借鑑：民主政體並不是一切，它需要健全的文化素養與之配合。看看部分追求民主人士的作為，香港缺乏的不是民主，而是做人的基本修養，這才是可悲。
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策組全職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寫成於意大利旅途，2014年4月14日
部分較難翻查的資料來源：
1. Financial Times, US politics: A crying shame, 9-3-2014.
2. Francis Fukuyama, US debt: The rise of America's vetocracy is true to the ideal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The Independent. 11-10-2013.
3. Atlantic Magazine, Medicine's missing measure, 31-5-2012.
4. Graham Allison, 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S, and the World, 2013.
5. Thomas Lum, US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9, 2013.
美國民主政治——痛哭的羞恥
Ringen感慨美國民主實踐250年，正如2000多年前的雅典民主，亦在250年成功之後步向滅亡。他認為民主是需要悉心栽培，這是領導的責任；不然它會衰落。美國三權分立，原意是制約及平衡，現今是平衡變成僵局。較早時，《金融時報》亦有專文報道美國民主政治的狀况，用的標題是「痛哭的羞恥」。文中引述有58年議會經驗而年屆85歲的眾議員Dingwell形容服務國會的經驗是可憎的，黨派偏見超乎想像。他舉例說自2006年起，參眾兩院並未能夠在財政年度開始前協調出下一年的財政預算；國會連基本的功能都做不到，又如何領導國家的發展呢？
這正是政治學者福山（Fukuyama）提出vetocracy一詞形容美國民主已成為否決政治的理由。福山提出其中一個觀察是20世紀大部分時間，美國政治的制衡令人羨慕。但自1980年代開始，少數意識形態主導的政客用否決（如「拉布」）阻止多數決定及政府做任何事情。他認為這並不是所有民主政體都出現的情况。歐洲大部分議會制，少數落敗的政黨都接受多數黨有權管治，不會用任何憲政手段破壞當權政府。在荷蘭及瑞典，就算一位議員便可以用「拉布」無限期阻止議案通過；但從來沒有人行使該憲政手段。
歷史學家Niall Ferguson 2012年出版的《大衰落》（The Great Degeneration）一書提到西方國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是一個孖生問題——低增長及貧窮擴大。他舉例美國設立了食品及藥物局（食藥局），它處理食品及藥物的監督十分嚴格，標準亦不變通，目的是為了保證絕對安全。但今天比60年前，在美國推出一隻新藥花錢多100倍之多。Ferguson認為食藥局只考慮副作用的成本，但未考慮沒有推出藥物的損失成本。不喻而明，美國低增長是有制度因素。
Nestoring是極度問責的表現
這因素亦反映在個人的極端但合乎規定的行動上，在美國叫做nestoring。通過美國食藥局的藥物檢查被形容為煞費苦心的緩慢過程，結果是它檢查通過的每一隻新藥從沒有被國會批評為失職的。當然絕對安全是好事。但極度按規定辦事的作風可以用一個發生在美國華盛頓DC超級公路大塞車的事例說明。有一陣子公路上並沒有什麼意外或工程，但仍然在每日大約相同時間以里計大塞車。經過傳媒熱炒一輪後，一位叫做John Nestor的食藥局職員自動投稿，辯說他只是按車速規定行快線而已，並沒有什麼問題。這個按規定做事，但令其他人「極端難忍受」的守法行為被稱之為nestoring。
民主政府要接受公眾、議會及傳媒監察，代價是低效率及高成本。接受公眾監察當然是好事，但社會同時要接受一個成本問題，就是低效率造成經濟增長的代價。美國食藥局的極端守法，為市民把關的情况是民主政體的制度設計的極端表現。有制約，但「水清無魚」的結果是公務員及政治問責官員在對抗式民主政治之下，公眾、傳媒、議員，用「100倍」放大鏡之下，做對規定亦被批評為僵化，不按規定更會被批評得體無完膚。這便變成有制約沒平衡的僵局了。
管治與認受性的回應
科大成名副教授與筆者商榷民主與經濟及管治水平問題，除了上文的解釋之外，筆者較早前亦引述研究報告，指出經濟水平與管治水平統計相關度達0.88，說明管治好要有經濟成本；搞好經濟，管治自然會好。
沈舟先生與筆者商榷主要有兩大點，第一是中國內地沒有新聞自由。對新聞的管制，各國程度不一，共產國家重視共同利益，先鋒黨領導國家人民，因此限制自由是一種價值及政治選擇。這種國家與人民的關係亦有歷史因素，源於無產階級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人用斷頭台對付反對者一樣，是要保護革命成果。但中國在江澤民年代，已經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包括富有的資產階級亦是人民的組成部分。即是說，中共已逐步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要進行國家建設，要有和平穩定的環境。在這個大背景之下，相信中國對新聞自由的干預會逐步放寬。
今天反共報章講的內地自由及人權問題，就算是事實，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對殖民地的剝削、巧取豪奪，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只是小巫見大巫！香港的反共人士一般是偽善，有雙重標準，講的內地種種問題，都帶有成見，歸根究柢就是反共。不單是恐共，是1950、60年「第三勢力」的「文攻」翻版，這段美國及台灣支持的反共歷史，記得的香港人太少了。近年揭露出美國政府支持「顏色革命」，包括內地及香港的資金，是有根有據的。中國政府就是吸收了蘇聯亡國亡黨的教訓，才會「穩定壓倒一切」。
沈舟先生第二點，就是政府認受性的問題。他引用其他學者，認為英語legitimacy可有3種譯法：合法性，正當性及認受性。這有社會學家韋伯權威3種類型的影子：魅力型、傳統型及合法型。筆者一直是借用Linz及Stephan的定義（不是分類），即相信政府有認受性而使之有能力落實政策。在不少的跨國研究，都基於這個理解，將認受性操作為「就算有不足及失敗，現在的政治制度或政府還是好過可能成立的，因此它們的指令得到遵守。」對認受性這樣理解有兩重意義：一是社會心理接受現今政府，二是行為上遵守法律。
當然，沈先生提的3種政治認受性類型亦可以解釋人民接受統治者權威的原因，但它們不是解釋3種政治權威共同的定義。這是混淆了認受性的來源或分類與定義之別。這是較學術的討論，不贅。
從Ringen到李光耀
再回到Ringen，美國民主步向滅亡的問題。想深一層，Linz及Stephan的定義，或「世銀」的管治指標都沒有意義——政府有能力落實政策或西方管治水平高又如何，現今還不是危機處處？若筆者〈私利激情〉一文的歷史分析成立的話，西方政治思想自熊彼得（Schumpeter）將私利美化是重大的轉捩點及錯誤。美國為首的民主政體出現問題不是管治，而是放棄了做人的道德操守——公民與政治領導皆追逐私利，而認為這是應有之義。這樣的政治倫理，公民會變成刁民，只講權利不講責任，是文化墮落。Ringen 2013年出的新書，題目叫做《惡魔的國家》（Nation of Devils），就是講筆者認為變了質的民主政體下公民的管治問題。同樣情况，政治領袖變成追逐選票連任的政客，視政治程序為目的，不講實質對錯和社會共同利益。
對這現象，新加坡李光耀認為源於西方人放棄社會的道德基礎，相信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一個好的政府解決。他認為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的政府十分成功，滿足後進國家原本由家庭提供的責任。這正是它們的成功，滋長了依賴政府的心態，並忘記了個人及家庭的責任。從這個較深層次的觀察，美國以至西方選票民主走向滅亡之路，正在展開。Ringen的書名，並不是語出驚人！總結一句，美國民主的墮落有3個層次——道德、制度及領袖，是文化質素轉差的表現；要破解及扭轉滅亡的勢態，絕不容易！
不過，當熊彼得及唐信（Anthony Downs）為個人及政客私利張目的時候，根據Jane Mansbridge的分析，同期亦不乏公利的實證例子，包括國會議員，為公利犧牲小我。因此，我們亦不要完全抹煞西方，尤其是美國，它底子厚；就算機會微，亦可能出到一些偉大領袖，洞察歷史，亦有機會破局，扭轉衰落之勢。
總結：香港會有後發優勢嗎？
回應周八駿兄的感慨，香港社會是否已經失卻它應有的反思能力，對追求的東西激情有餘，理性不足呢？這現象十分令人擔憂，後果很大可能是災難性的。
在參考西方民主的經驗，尤其是筆者〈私利激情〉一文回顧西方民主在近代劣質化的始末，筆者更相信我們要繼續推動民主進程，一定要避免美國及其他選票民主政體的道德、制度及領袖墮落的教訓，才可能有後發優勢。舉例說，荷蘭及瑞典如何做到尊重政治對手，不墮落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規範呢？更大的議題是如果扭轉香港正在冒起選票民主劣質化的趨勢，香港民主發展才會對社會有好處。缺乏反思能力，心靈的封閉最令人擔憂。若我們借用Allan Bloom《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著作借鑑：民主政體並不是一切，它需要健全的文化素養與之配合。看看部分追求民主人士的作為，香港缺乏的不是民主，而是做人的基本修養，這才是可悲。
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策組全職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寫成於意大利旅途，2014年4月14日
部分較難翻查的資料來源：
1. Financial Times, US politics: A crying shame, 9-3-2014.
2. Francis Fukuyama, US debt: The rise of America's vetocracy is true to the ideal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The Independent. 11-10-2013.
3. Atlantic Magazine, Medicine's missing measure, 31-5-2012.
4. Graham Allison, 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S, and the World, 2013.
5. Thomas Lum, US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9, 2013.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