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基本法》第4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這兩種義務，在有些人的心目中， 很難並行不悖——例如那些認為只是向中央負責才是重要的人；或那些堅持港人的意願有絕對凌駕性的人。這些對基本法條文的兩極分歧（甚至帶有選擇性）的理解，令社會在普選行政長官這重要的議題上達成妥協，變得尤其困難。
但在芸芸的觀點中，我們或能看到一個共通點﹕就是中央確實擁有任命或不任命一名行政長官當選人的酌情權。有些人甚至認為，單單這權力便足以保障中央的利益。這就是所謂「守尾門」的理論。
必須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這觀點其實隱藏了一種原則性的讓步，就是選舉結果可以因中央行使這酌情權而被推翻。假如這酌情權是不受約束，那便沒有可能單單依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所規定的原則（即選舉必須保證選舉人的意志得到自由表達），來理順該觀點。事實上，在香港的憲制中有其他的重要原則，是大家不容忽略的。
基本法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並加入了平衡預算的強制性原則，以至保證不在香港特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第5條和107條）。在推行方面，基本法授予行政長官執行基本法、決定政府政策和發布行政命令的職權（第48條第2款和4款）。迄今為止，行政長官是根據基本法附件一所規定，由四大界別組成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這體制的理據，就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在「陳裕南」案件的判辭中，高等法院上訴庭引用了姬鵬飛先生在1990年對基本法有關政治體制設計的解釋，即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必須「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况出發，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為此，必須考慮社會各階層利益，政治體制必須促進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按照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而根據四大界別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在附件一被形容為「具有廣泛代表性」。所以，參照選舉委員會的規定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也必然會滿足這憲制要求。用此辦法組成的委員會，有史以來的角色，就是為了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經濟學人》最近的一篇題為〈民主出現了什麼問題〉的文章，深入地分析了全球民主現况，討論涵蓋中東、美國、歐盟、南美及其他等地區。作者在形容一些民主國家倒退的程度時這樣說﹕
「取笑式的活動與抗議行動之間的分界線，正急速地變得模糊化。在2010年，冰島的『最佳派對黨』（Best Party），聲言要公開地進行貪腐行為，竟然在選舉中仍獲得足夠選票，在雷克雅未克（Rykjavik）的市議會裏贏取共同管治權。在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選民，把選票投給了喜劇演員Beppe Grillo所成立的政黨。假如市民並不對他們的政府有太多要求，這種諷刺式政治尚可被稱為一種健康發展。但事實上，他們不斷地作出很多的要求，於是形成了一種有毒性、不穩定的政治混合體﹕ 一方面依賴政府，而另一方面鄙視它。這種依賴性導致政府變得規模過大、負擔過重；而市民的鄙視，令政府失去在他們心目中的合法性。民主失效與民間抱怨，往往是並行的。」
香港雖不能以民主見稱，但卻是繁榮穩定的典範。基本法的設計者，在界別代表制的歷史基礎上，制定了基本法的政治路線圖。以界別為基礎的體制，於選舉委員會轉化為提名委員後，將繼續在普選的安排上發揮作用。當然，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被改變為更具「廣泛代表性」，令最終的選舉結果更能反映選舉人的意志。
提委會機制可制衡民粹主義
但這並不是提委會唯一的功能。香港特區與其他的民主體制不同。基本法不容讓香港特區淪為一個規模過大、負擔過重的經濟體。各重要界別代表，在提名委員會參與提名時，將不僅考慮到選舉人的角度，也必會顧及他所代表的界別的利益。這機制不但對民粹主義作出制衡，亦能防範有毒性和不穩定的政治混合體的產生。
從策略上看，維護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正好也是國家（及中央）的目標之一。「愛國愛港」，雖不是行政長官選舉的法定先決條件，但卻能反映基本法第43條的精神——即行政長官必須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並且須依照基本法的規定這樣做。基本法的主要理念之一，是要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摒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這不單止要求行政長官於就任前作出有關宣誓。根據基本法的設計，候選人必須由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而且一旦被提名了，也須由市民經普選程序作出選擇。在這兩階段的過程中，候選人將有充足的機會，證明他們具備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與特區負責的能力。
作者是資深大律師、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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