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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紅Van當然沒有名字。當還沒有Smart-Phone的筆者看完《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簡稱紅Van),我回想起變了的並不是小巴以外的世界,而是我們的文字世界還沒有接通電影中的網絡架構。要說這部作品電影化的遺憾,是沒有安排430穿梭機與閃電傳真機的譚玉瑛姐姐說出「大家不要欺騙自己說,外邊一切正常」。如果這樣,我想我們比較容易了解沒有改變過的事物是我們的想像力。我們並沒有好好對應由智能手機所不斷重組改寫成的社會。世界新生伊始,許多事物還沒有名字,竟然還有很多人以為用小說故事、報章評論與電視新聞,就能指點世界。
恐懼無人應答的網絡世界
陳果執導的《紅Van》,有人說是個伏。改編自Pizza原著,本來放在高登留言板的「故事」,若以從來的文學與電影批評的手法去分析,就是典型的「認真就輸了」的批評。也有不少網絡評論,意圖推敲伏筆,評價其中隱藏大故事,又或者解讀背後的政治寓言,這種批評,才真是「中伏」。
《紅Van》的信息(message)很簡單,就是說明我們這個依賴網絡通訊的社會現實,而非什麽高深的、需要解讀的隱藏故事與政治寓言。當面對一個說日文的陌生人,一衆主角竟然問Google老師,找尋即時傳譯,當然全場爆笑。而全場的驚嚇位,竟然是一個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要確認這個世界是否變了,是看看各新聞網有沒有更新。這些例子背後,指的當然是網絡電子連結出現下,每個現代香港人所恐懼的,並不是進入了一個再沒有人的香港,而是一個沒有人應答的電子網絡世界。作品所警示的,並不是忽略了不懂改變的外在世界,而是我們都被困在(Trapped)我們的網絡之內而不自知。
要了解以上種種寓言的背後精神,當然得探究香港網絡震源地的「高登留言板」的獨特生態。我們可借用濱野智史在《架構的生態系:資訊環境被如何設計至今?》中用來分析日本手機小說的概念「通訊記錄的真實性」來分析。《紅Van》中所標示的其實是我們每天生活中瀰漫的種種電子記錄(log)。都市網絡人所面對的重大抉擇,全都是每人手中的網絡與手機所帶來的。
網絡語言 帶給人們共感
這個故事成為話題,我認為並非如導演所言的我們進入一個全面政治化的社會。相反,是因為這個故事以網絡語言所描寫的情報環境,帶給人們共感。如果我們跟故事角色一樣身處在一個沒有人的香港,說不定我們還是會第一時間上網呢。所以這故事被認為很有真實感,並非其中異想天開的情節,而是我們的行動,都是不斷應對網絡的抉擇的反映。
雖然我們還可以說文本中的人物與故事的非政治化描述,都是他們政治冷感的結果,用以比喻香港的政治情况。不過,與其說這是一個政治寓言,不如說這是一種高登語言的結果吧。高登文學是大量使用壓縮與既定的共通網絡語言的文體。香港網絡文學常用粗口,與其說是一種階級描述,不如說是一種節省溝通的最低度整合的網絡共通語言。使用潮文、附圖,已經是一種必要的網絡禮貌,原因是為了減少溝通錯誤的雜音(Noise)。
開往大埔的《紅Van》,不是小巴(空間)的問題,也不是「現在不是係唔係大埔人」(身分認同)的問題,而是一種「信號(Signal)」接收的問題。在這裏,我們還可解釋同期的《愛.尋.迷》為何票房一般,其實是因為原作者陶傑老師忽略了他最受大家歡迎的,並非是他「才子」的散文作家能力,而是他「潮文教父」網絡文體的奠基者的地位。能對應這個時代的,並非從來意義下的「文藝批評」(講呢的……),觀衆最期待的畫面是「網絡抽水力強」的元素。
(本文參考資料:福嶋亮大《當神話開始思考:網路社會的文化論》;《黑紙》陳果與陶傑的訪問)
恐懼無人應答的網絡世界
陳果執導的《紅Van》,有人說是個伏。改編自Pizza原著,本來放在高登留言板的「故事」,若以從來的文學與電影批評的手法去分析,就是典型的「認真就輸了」的批評。也有不少網絡評論,意圖推敲伏筆,評價其中隱藏大故事,又或者解讀背後的政治寓言,這種批評,才真是「中伏」。
《紅Van》的信息(message)很簡單,就是說明我們這個依賴網絡通訊的社會現實,而非什麽高深的、需要解讀的隱藏故事與政治寓言。當面對一個說日文的陌生人,一衆主角竟然問Google老師,找尋即時傳譯,當然全場爆笑。而全場的驚嚇位,竟然是一個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要確認這個世界是否變了,是看看各新聞網有沒有更新。這些例子背後,指的當然是網絡電子連結出現下,每個現代香港人所恐懼的,並不是進入了一個再沒有人的香港,而是一個沒有人應答的電子網絡世界。作品所警示的,並不是忽略了不懂改變的外在世界,而是我們都被困在(Trapped)我們的網絡之內而不自知。
要了解以上種種寓言的背後精神,當然得探究香港網絡震源地的「高登留言板」的獨特生態。我們可借用濱野智史在《架構的生態系:資訊環境被如何設計至今?》中用來分析日本手機小說的概念「通訊記錄的真實性」來分析。《紅Van》中所標示的其實是我們每天生活中瀰漫的種種電子記錄(log)。都市網絡人所面對的重大抉擇,全都是每人手中的網絡與手機所帶來的。
網絡語言 帶給人們共感
這個故事成為話題,我認為並非如導演所言的我們進入一個全面政治化的社會。相反,是因為這個故事以網絡語言所描寫的情報環境,帶給人們共感。如果我們跟故事角色一樣身處在一個沒有人的香港,說不定我們還是會第一時間上網呢。所以這故事被認為很有真實感,並非其中異想天開的情節,而是我們的行動,都是不斷應對網絡的抉擇的反映。
雖然我們還可以說文本中的人物與故事的非政治化描述,都是他們政治冷感的結果,用以比喻香港的政治情况。不過,與其說這是一個政治寓言,不如說這是一種高登語言的結果吧。高登文學是大量使用壓縮與既定的共通網絡語言的文體。香港網絡文學常用粗口,與其說是一種階級描述,不如說是一種節省溝通的最低度整合的網絡共通語言。使用潮文、附圖,已經是一種必要的網絡禮貌,原因是為了減少溝通錯誤的雜音(Noise)。
開往大埔的《紅Van》,不是小巴(空間)的問題,也不是「現在不是係唔係大埔人」(身分認同)的問題,而是一種「信號(Signal)」接收的問題。在這裏,我們還可解釋同期的《愛.尋.迷》為何票房一般,其實是因為原作者陶傑老師忽略了他最受大家歡迎的,並非是他「才子」的散文作家能力,而是他「潮文教父」網絡文體的奠基者的地位。能對應這個時代的,並非從來意義下的「文藝批評」(講呢的……),觀衆最期待的畫面是「網絡抽水力強」的元素。
(本文參考資料:福嶋亮大《當神話開始思考:網路社會的文化論》;《黑紙》陳果與陶傑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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