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文摘自《新世紀文學選刊(上半月)》2007年第9期。作者：滿妹
最後的故鄉之行
父親的沉默是從辭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職務時開始的。
1987年1月16日，當人們從父親突然辭職引起的震驚中反應過來後，許多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紛紛打電話、捎口信，想到家裏來看望他。可他讓家人一一婉言謝絕了，他是怕連累了人家。十幾個月裏，他足不出戶，終日不語，默默翻閱了自己從1977年再度復出以來的全部講話、文章和批示，反思自己十年間在領導崗位上的功過是非，然後開始再次通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那些日子，父親除了讀書思考，總是長久地沉默著，獨對晨曦和落日。
看著他沉默不語的時間太久了，我擔心他會悶出病來，就慫恿孩子們去找他玩一種叫做「賓構（Bingo）」的小遊戲，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可是玩着玩着，他又會走神兒，重新陷入沉思。有時我們陪他打牌，打着打着，他會突然把牌一推，說：「沒意思！」然後轉身走開。
父親原本是個思維敏捷活躍、生性熱情開朗的人，沉默不是他的性格。然而，此時這卻成了一種無奈的必需，一種對個性的頑強抵抗，一種無可選擇的存在方式。我知道，作為辭職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沉默就是他對黨的忠誠，對大局的顧全，對安定團結的貢獻。
通過父親堅定的沉默，我才深深地體會到，政治家常常是孤獨的，有時甚至是很痛苦的。他不能向人們說明事實，也無法向自己的親人傾訴。他必須用紀律和意志關閉自己的心扉，有時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整個封閉起來。
我常想，父親這一代人，可能是由於年輕時生活環境惡劣和長期緊張的工作，很多人雖然活了一輩子，卻只會工作，不會生活。
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轉移注意力的小塊文章，如獲至寶，回家和父親閒聊時說：你幾年前建議離退休幹部休息後，寫寫回憶錄、練練書法或繪畫，還可以學點兒養生之道。沒想到這些居然和報紙上科普文章宣傳的觀點很接近，只是科普文章中介紹的內容更廣泛一點兒。看到父親還在聽，我就裝着隨意地接著說，報紙上講了四點：發洩；傾訴；換環境，如外出一段時間；或學點自己喜歡的東西，像什麼寫詩啦，繪畫啦。
不知道父親是否受了這篇短文的影響，有段時間他竟學著做起詩詞來。父親曾寫了一首詞《戲贈（於）光遠同志調寄漁家傲》，幽默詼諧地調侃了教條主義：
科學真理真難求，
你添醋來我加油，
論戰也帶核彈頭。
核彈頭，
你算學術第幾流？
是非面前爭自由，
你騎馬來我騎牛，
酸甜苦澀任去留。
任去留，
濁酒一杯信天游。
父親對於修建三峽大壩一直是心存疑慮的。1985年，當父親看到李銳寄給人民日報社不同意修建三峽大壩的文章時，因為某種原因，不得不做出不要發表的批示。幾年後，父親借巫山神女之口，做詩表達了他對修建三峽大壩的真實想法——
妾本禹王女，含冤侍楚王。
淚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長。
愁應隨波去，淚須飄遠洋。
乞君莫作斷流想，流斷永使妾哀傷。
最讓我難忘的，是父親寫給研究《離騷》的文懷沙先生的那首古風格調的詩，既顯示出正在學習做詩的父親的才情，又可能是他當時心境的寫照：
騷作開新面，久仰先生名。
去歲饋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闊，苦尋屈子魂。
不諳燕塞險，卓立傲蒼冥。
閉戶驚葉落，心悲秋早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
寒極翻作豔陽春。
豔陽之下種桃李，
桃李芬芳春復春。
哲人曉暢滄桑變，
一番變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萬，
春雷一綻更精神。
父親就像一匹圈在會計司胡同裏的伏櫪老馬，靜默到1988年秋天，心裏忽然漫湧起對故鄉的深深思念，幾次說起特別想回湖南老家看看。這對父親來說，是從來沒有過的。
期待已久的湖南之旅，終於在這年11月成行。
11日，火車到達長沙站，湖南省委的領導們沒等父親走下車廂就迎了上去，熱情地歡迎他「到湖南檢查指導工作」。
父親擺擺手，明確地說：「我這次來湖南只是休息。」
在長沙停留了一夜，父親便驅車西行，離開長沙去了著名的國家級森林公園張家界，住進森林局賓館。傍晚，父親習慣地外出散步，被正在這個賓館開森林工作會議的人們發現，他們很快地都站在賓館的庭院等候。看到他散步回來，人群裏頓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還有人興奮地喊道：「請耀邦同志和我們合影留念！」
父親無奈，以他慣有的隨和笑著走進他們的行列，任憑快門「咔嚓咔嚓」響個不停。
第二天沿金鞭溪遊覽時，他又被人認了出來，數千遊人擠在路邊鼓掌歡迎他，走不了幾步就有人圍上來，跟他握手合影。就這樣，一路走一路照，僅是在從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數公里山道上，他與遊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
這熱烈的群眾場面使得警衛人員有些緊張，父親卻說：「別擔心，在人民群眾中間是最安全的。」
從張家界回到長沙以後，父親就很少露面了，他擔心這種熱烈的場面再次出現。父親靜靜地住在過去毛澤東到長沙時住的省委九所六號樓，每天上午多是看書、看報、看文件，下午不是約請一些湖南的老同志來聊聊往事，就是跟一幫年輕人打兩圈橋牌。
11月20日晚，父親獨自坐在餐桌前，有滋有味兒地吃着—碗自己用小勺加了些辣椒油的清淡面條。身邊的工作人員看到父親吃得那樣津津有味，露出了由衷的笑容。他們後來才知道，那天是父親73歲生日。可是我們誰也沒有料到，那竟是他過的最後一個生日，而且是又一次單獨度過的——儘管此時他已經不用再為國家的事情操勞，不必再遠離家人到「老少邊窮」地區視察了。
直到12月7日，父親才去了趟岳陽，登臨岳陽樓，參觀麻紡廠。
遊君山的那天是9號，天色陰沉，冬意肅殺，八百里洞庭風急浪緊。父親披著一身寒氣上了君山，仍是遊人爭相與他握手合影的熱烈情景。
這時，有一對夫婦從遊客中走出來，提出要單獨和父親談幾句話。
父親說：「你就當著大家的面講吧。」
那位女同志說：「我要向您提點兒意見。現在黨風很不好，群眾還提不得意見，不知道您瞭解不瞭解，我可是看著是您才說這個話的。我是黨員，但是共產黨腐敗了，沒希望了，我要退黨。」
父親正視著這對夫婦，停頓了一下，嚴肅地說：「黨章規定，個人有退黨的自由。但我們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有希望的。」
與他們分手後，父親的心情很不好，當天就趕回了長沙。旅途勞累，加上受了風寒，第二天父親便覺得頭暈不適，可他不願驚動身邊的工作人員和醫生。直到第三天晚飯後他感到有些支撐不住了，才對秘書說：「我有點不舒服，還有點頭痛和咳嗽。」
隨行的醫生聞訊趕到，立即給父親查體。當時他體溫38℃，咽部輕度充血，兩肺有少量哮鳴音，肺底有少許濕囉音，血壓和心音都正常。這些症狀和體徵雖然都不很嚴重，但可證明有明顯的肺部感染。醫生給他服了一片複方阿司匹林和兩片螺旋黴素。
兩個多小時後，父親的病情急轉直下，體溫高達40度，而且持續不退；血壓從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齊，並出現了頻繁的期前收縮。從湖南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趕來的專家們初步診斷：感染性休克、心房纖顫，建議住院治療。這個診斷對於老年人來說是很重的，處理不好，可以致命。
然而，父親堅持說：「不要緊，我的病不重，過兩天就會好，不要麻煩太多的人。」
大伙兒拗不過他，一直守候在現場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熊清泉和省委秘書長沈瑞庭商量了一下，決定組織醫療小組，就地治療。
這一晚，負責醫療的醫護人員通宵未眠，整夜看護在父親身邊。凌晨過後，父親的心房纖顫漸漸消失，血壓開始回升。12日下午，體溫降至正常。
此前，父親每年偶染感冒一兩次，都是因為煙吸得太凶、工作太累造成的。除兩肺以外，他全身器官從來沒有出現過嚴重病變，所以母親聽說他病了，開始並不以為然，認為就是普通的感冒。我瞭解到真實病情，卻不敢對母親直說，心裏很著急，可又不便因私事放下手上的工作，只好一再催促母親趕快去看看。
母親一貫以工作為重，堅持要做完年底的工作總結再動身。她平素最痛恨浪費國家財產，因此也沒有乘坐中央專門安排的飛機。
等到母親從北京買了飛機票趕到湖南時，已是父親生病的第五天了。這時父親的身體已在恢復，並不斷有人來看望他。有些老同志因身體原因行動不便，也都託人捎信來，說大家都很想念耀邦同志。
父親感嘆道，「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個好名聲。」
身體康復後，父親專門把醫護人員請來合影留念，並將母親帶去的水果分送給大家。父親感謝大家說：「我每年都要感冒一兩次，每次發燒都要一兩天。這次發燒一天就退了，是你們精心治療和護理的結果。湖南的醫療水平很高，感謝在座的各位。」
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有想到，此番心律失常，竟鑄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險的隱患。
當時我在中華醫學會工作，接受了組織派我赴美進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著交接工作。剛過完1989年元旦沒幾天，父親的警衛秘書就打電話給我，談到父親多次問起滿妹現在忙些什麼，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國了。
我知道父親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頭已經辦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單位請了幾天年假趕往長沙，想在臨行前再陪父親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對父親說：「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國前醫學會要召開全國第二十次會員代表大會，我負責大會文件和會務組織；另外，也還有些工作要交代。」
沒想到父親居然一反常態，執意不讓我走，竟說：「開會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個嘛！」轉而問我，「你去過廣西沒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過一次。」
父親笑了：「噢，那還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現在廣西變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實，我又何嘗不想多陪陪他呢！於是我和父親商量，到南寧的當天下午我就走。
父親一愣，詫異地問：「這麼急？」他停了一下，又說，「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車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蕩了一天，到南寧已經是次日中午。看著大家安頓好都住下後，就到了向他們告別的時間。
至今我仍清晰地記得，那天父親穿著深駝色的中山裝，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夾大衣。他和母親一起出來送我，走在母親和一群工作人員的前面。我們倆並排走著，他右手指間夾著香煙，無語地一直把我送到賓館外院的汽車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著，可眼神兒裏卻漾出我從未見過的傷感。就在這一剎那，我似乎感應到了某種無法詮釋的人體信息，體內隨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動。在這股無形的力量推動下，我不由自主地轉過身摟住了父親的脖子，當著那麼多認識和不認識的工作人員的面就哭了起來，淚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親靜靜地摟著我，一隻手輕輕地拍著我的背，任時間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話也沒說。
過了好一會兒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嚥著，不知為什麼突然冒出了一句話：「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著我回來啊！……」
父親慈愛地說：「當然嘛，當然嘛！」
他看著我淚流滿面地上了車，直到汽車開出很遠，還在向我揮動著手臂。
突然間，我發現父親蒼老了許多，慈祥的臉上似乎有一絲抹不去的惆悵，單薄的身軀顯得那樣淒涼，流逝的歲月無情地蠶食了父親那生動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隨著汽車漸漸遠去，我極力在視野裏尋找著他，可離別竟是那樣迅速。我暗下決心，一定要想辦法盡快買一台攝像機，記錄下日常生活中真實、熱情和充滿活力的父親。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小小的心願，竟沒有在父親在世時實現。
回到北京，我仍無法擺脫那種被稱作心靈感應的陰影，它使即將在我面前展現的未知的西方世界變得興味索然。出國前幾天，我絮絮叨叨地挨個兒找工作人員以及有關的醫護人員談話，向他們介紹父親的生活習慣、性格脾氣和身體狀況，拜託他們替我好好照料父親。我甚至還特意叮囑母親和兄嫂們，要他們注意留心父親的身體和起居，千萬千萬別大意……
至今我們還無法解釋第六感，也無法破譯這種人體信息，它實在太神秘，神秘得連它的存在都變得可疑。但我確確實實地感知到了。
我黯然神傷地飛向了大洋彼岸，卻把一顆心沉甸甸地墜在了中國。
跨越太平洋的焦慮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達美國西北部的海濱城市西雅圖，如約到健康和醫療服務中心（Heath&Hospi-talServices，後改名為PeaceHealth）進修。
根據中華醫學會與這家中心的交流協議，醫學會每年派出一名從事管理的女性，到那裏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學習醫院和醫療管理。我是學會派出的第二名進修人員，住在擁有這家醫療服務中心的教會的集體宿舍裏，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們生活在一起。
這所美國天主教會的慈善機構宿舍，坐落在風光旖旎的西雅圖湖畔。那在微風中蕩漾的藍寶石色湖水，碧草間綴滿五彩繽紛花朵的林間小路，躡步輕行的現代修女，餘暉晚照的湖邊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著濾盡塵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靜謐。
然而，它這有如世紀般漫長的寧靜，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當地時間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緒煩亂，坐在宿舍裏讀不下書，跑到起居室看不進電視和報紙；走進地下室的琴房，將一首首鋼琴曲彈得雜亂無章；轉到湖邊散步，又感覺渾身倦怠……整晚都坐臥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終日。
當我漫無目的地走進餐廳坐下喝茶時，一位嬤嬤像云朵似的輕飄過來。她好像發現了我的失態，用聖母般溫柔的細聲問道：「親愛的，最近家裏來信了嗎？」
這再平常不過的問候和輕柔的話語，不知道是怎麼搞的，竟像一道開啟了的閘門，使我一下子淚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來。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們見狀，紛紛走過來勸我。可我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淚雨漣漣地居然哭了一個多小時，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間。進屋還沒坐下，電話就響了。
我愛人操著儘可能平靜的語調從太平洋彼岸告訴我：「爸爸病了，現住在北京醫院。」
我馬上截住他的話，急切地問：「是心臟病嗎？是不是需要我馬上回去？」
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說：「現在平穩多了，媽媽說，要你相信組織上會安排好父親的醫療，好好學習，不要急著回來。」
或許是怕我再追問下去，他匆匆掛斷了電話。我手裏拿著忙音鳴叫的聽筒，站著發呆，直到隔壁一位嬤嬤的掛鐘敲了11響，我才從木然中清醒過來，放下電話，急匆匆提筆給家裏寫信。
記得我在北京醫學院醫療繫上大學時，內科畢業考試的最後一道題是「心肌梗塞的臨床表現和搶救治療」。那是最大的一道題，留了一頁卷面的近1/4供學生回答。我答得極為詳細，不僅把老師留在卷面的空白寫滿，還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頁。後來判卷老師告訴我們班同學，這道題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緒，竟像潮水般把數年前那次考試的答案翻湧上來。我趴在檯燈下一口氣寫了四五張紙，直到夜深人靜。我提醒家裏人要嚴格遵守醫囑，謝絕任何探視，並根據學過的知識以及對父親的瞭解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注意事項，以保證配合治療，早日痊癒。
那晚我幾乎一夜沒睡，不斷猜測著在父親身上可能發生的疾病及相應的治療措施；也特別想回家，好守護在父親身邊，盡一盡女兒的孝心。可是我剛到美國五個星期，兜裏總共只有在國內兌換的幾十美元和才領到的第一個月的生活費，根本買不起機票；同時，也怕因私事回國耽誤了公務而無法向組織和母親交代。我只得勉強按住回家的念頭，在心裏默默地為父親早日康復祈禱。
第二天一早家信發出後，我的情緒竟突然如這幽靜的修道院般平靜下來，直至14日黃昏。
那是西雅圖一個景色秀麗的日暮時分，為了緩解一天學習的緊張，我像往常一樣，飯後沿著湖畔散步。可是走著走著，那似曾相識的煩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現了。我兩腿痠軟，順勢坐在草地上，淚水泉湧般奪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無聲的淚水像冰雪似的冷卻著我的心；人也像被凍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黃昏裏，直到夜幕降臨。
好容易平靜下來，剛回到宿舍，我愛人的電話又來了。他急火火地說：「媽媽要你馬上趕回來！」
當時正是晚上9點多鐘，後來我換算了一下西雅圖與北京的時差，那會兒正是父親的心臟猝然停止跳動的時候。
如同千萬隻蜂蠅同時振動起它們的翅膀，我的腦子裏頓時嗡聲一片。剛來美國六個星期，母親很清楚我的經濟窘況，這次如果不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以她那慣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維方式是絕不會讓我回國的。可是我依然懷著一線希望，緊張地試探：「爸爸……他……還活著嗎？」
電話另一端閃爍其詞：「你馬上和舊金山領事館聯繫，想一切辦法盡快趕回來。外交部可能已經通知他們幫助你了。」
我顧不上再追問什麼，當即撥通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電話，找總領事。
接電話的人嗓音倦怠，極不耐煩地說：「現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點多鐘了，你知道嗎？都下班了！」
我解釋說：「我是中華醫學會的副秘書長，是受組織的委派赴美學習的。我家裏出事兒了，希望能得到幫助，盡快回國。」
「自己想辦法吧。如果每個回國的人都找我們幫忙，那領事館就別幹事了。」對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問：「總領事什麼時候回來？我能過一會兒再打電話嗎？」
「不行！」
我生怕他掛斷電話，趕緊又補上一句：「是國內讓我與總領事聯繫的，你看我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週末不辦公嗎？星期一再說吧。」電話還是啪的一聲掛斷了。
似乎是昔日美麗溫柔的太平洋瞬間掀起了無情的巨浪，鋪天蓋地地將我捲入了無底深淵。我第一次感到了時間、空間和距離帶來的恐懼。憤怒和無助像一支利箭刺痛著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淚腺，話筒還攥在手裏就不由自主地失聲痛哭起來。這下子驚動了整個修道院，修女們竊竊私語地傳遞著同一個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圖4月風雪初霽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氣沉沉。已經就寢的嬤嬤們一個個從床上爬起來，穿著睡裙，趿著拖鞋，三兩相伴地來到我房間安慰我。住在別的樓的嬤嬤們不知怎麼也知道了，不顧樓外寒冷，也過來看我，勸我。看看勸不住，她們又把住在湖邊的醫療服務中心主席莫妮卡·漢斯修女找來。
莫妮卡輕輕扶著我的肩膀，柔聲細氣地對我說：「親愛的，別難過，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說。你需要錢買機票，我可以借給你……你是這麼好的一個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會保佑你們。」
我搖搖頭，無助地問：「上帝在哪兒啊？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也沒有見上帝來幫助過我們！」
她似乎受了一個不小的驚嚇，但緩過神來仍輕聲慢語地安慰我，並詢問身邊的修女們誰有電話簿，說她要查查飛機時刻表，幫我訂最早一趟飛往北京的航班。可是，當時已是晚上11點多鐘，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處都早已下班了。
看著在雪地裏來往穿梭的修女們，我為自己的家事驚動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凍紅了的雙腳和不貼身的寬大睡裙，我不忍心看著她和這些修女們再為我忙碌，轉而故作輕鬆地說：「這次我們可以看看到底有沒有上帝了。」
莫妮卡寬厚地對我笑笑，說明天一早會再來看我，她要親自幫我買票，並開車送我去機場。我推說還沒想好，把她送出門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靜下來，猛地從床上跳起，挨個兒給我在美國的朋友們打電話，看誰能借錢幫我
買張機票，同時打聽西雅圖最早飛往北京的航班。電話打了一大圈，最後總算有位公派常駐當地的西安來的朋友，答應用他的信用卡幫我買回京的機票。謝天謝地，我總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時，天已經濛濛亮了。
大約迷糊了個把小時，輕輕的敲門聲叫醒了我。開門一看，是莫妮卡端著早點來看我。當她聽說我的機票已經落實，行李也已收拾停當，正等著朋友開車來送我去機場時，驚訝不已地說：「喔，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親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說著，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一位官員打來了電話：「聽說你需要幫忙，我們能為你做點兒什麼？」他解釋說，「對不起，昨天我們那位同志不瞭解情況，當時你也沒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靜的心，頓時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還是苦辣。我強捺著性子，對著話筒沒好氣地慢慢答道：「有這個必要嗎？難道我們在國外的中國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幫助？」
他並未生氣，問了我具體搭乘的飛機航班，接著說：「我馬上給香港新華分社打電話，請他們接你轉機。」這顯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電話的人。我還沒來得及向他道謝，送我上機場的朋友就催我啟程了。
那時還沒有從西雅圖直飛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須搭乘經香港或東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慮到萬一飛機晚點，不能按時換乘下一班飛機，又不懂日語，我選擇了經香港轉機的航線。
接下來是長達17個小時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難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無際，像是要把世間萬物吞沒；霧濛濛的天空黑云翻滾，像是要把整個飛機壓爛。我呆坐在飛機上，耳邊反覆交替著兩個聲音：「父親不會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樣生動、那樣年輕地活著！」「父親肯定不在了，他負擔得太多太重，已經走不動了……」我試圖制止住這惱人的爭吵，但這無休止的聲音緊隨著我，由小到大，擴展，擴展，竟然與茫茫的大海和滾滾的黑云連成了一片……
還沒有到香港，飛機就晚點了。我沒能趕上本應即刻飛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飛廣州，再轉乘第二天廣州至北京的頭班飛機。
從廣州白雲機場到小島賓館的路上，我不時分別詢問來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經不在了？」「告訴我，他還活著嗎？」但是不管問到誰，他們竟是眾口一詞地回答：「你別著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父親還在嗎？
就在這時，汽車上的收音機傳來一陣哀樂，接著我聽到了父親逝世的訃告。儘管一路上已經有了思想準備，可是聽到訃告時，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員的聲音使我腦子裏頓時一片空白，無聲的淚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農夫與蛇」的畫面，慢慢地，慢慢地，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晰地佔據了我的整個腦海和視野……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親從發病到病逝的全過程。
3月下旬，父親從南寧返京參加六屆人大五次會議。許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
因得知一些本已脫貧的地區近期又有吃不上飯的情況，父親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鬱鬱寡歡地幾天都不說什麼話，不是悶著頭看書，就是默默無言地在走廊裏散步；每頓飯都只是隨便扒上幾口，算是對人們勸他注意身體的無聲回答。
4月7日晚父親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會議通知送來時，母親勸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親還是拔出筆來，一聲不響地在會議通知單「到會」一欄裏打了個鉤。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討論和通過《關於發展和改革中國教育的決定》做準備。這篇《決定》是由國家教育委員會起草的。因為前不久鄧小平在接見烏干達總統時談到「中國的最大失誤在教育」，而且在此以前，他也曾多次談到過類似的意見。
4月8日上午差15分鐘9點，母親看着父親出門向開會地點國務院懷仁堂走去，心裏隱隱有些不安。但她怎麼也沒有想到，父親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8日這天，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教委還來了幾位領導。父親差5分鐘9點進入會場時，所有與會人員已到齊。父親走到後排坐在副總理田紀云和國防部長秦基偉中間。
父親坐定，會議隨即開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主任陳進玉通讀《決定》草案。
沒過多久，父親就覺得胸悶、心慌、頭昏、腿軟，但他堅持著。草案40分鐘讀完，教委主任李鐵映首先發言。
這時，父親突然感到胸痛難忍，呼吸困難。他知道自己撐不住了，一邊站起來，一邊向主持會議的趙紫陽舉手說：「紫陽同志，我請個假……」
坐在他對面的政治局委員們都看到他面色蒼白，有人間：「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親身子搖晃著說：「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許是心臟的毛病……」
坐在父親旁邊的秦基偉和聞訊趕進來的服務員剛扶住父親，父親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來。
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忙說：「耀邦同志，別動！」同時吩咐，「馬上找醫生來，快叫救護車！」
趙紫陽大聲問在座的人：「誰帶了急救盒？」
坐在父親對面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連忙往口袋裏摸，回答說：「我有。來北京前醫生給了我一個盒子，可是我不會用。」
有人接過藥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親口裏，囑咐他吞下。
坐在父親後面參加匯報的教委秘書長朱育理對身旁的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小聲說：「這藥吃下去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起效！」
閻明復著急地說：「那你趕快上啊！」
朱育理三步並作兩步走到父親右邊，接過藥盒，拿了一支亞硝酸異戊酯吸入劑捏碎，迅速捧到父親面前，對已經不能說話、雙目緊閉的父親說：「耀邦同志，快吸氣，大口吸氣！」
大約過了兩三分鐘，父親的臉色開始恢復，並深吸了一口氣。他勉強睜開眼睛，艱難地說：「我……想吐……」
朱育理手疾眼快，轉身拿起桌上的一條毛巾，往自己手上一攤，說：「來，就吐在我手上。」
他話還沒有說完，父親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兩大口。
這兩大口嘔吐物，幹得出奇。朱育理捧著沒有怎麼濕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飯怎麼吃得這麼急，這麼馬虎！
他隨即解開父親那天穿著的半舊咖啡色中山裝和開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經很軟很薄的白襯衫。
大約十多分鐘，中南海的醫務人員趕來了，就地組織搶救。他們搬來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將父親平放在上面，問清了剛剛使用過的藥品，存下了使用過的藥盒……
又過了十幾分鐘，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也趕來了，迅速加入了緊張的搶救。
隨後，政治局擴大會議改到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勤政殿繼續進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留在懷仁堂指揮搶救。
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到當天上午11點30分。會議結束前，溫家寶來到會場，向與會人員報告對父親的搶救和診斷：心臟下壁和後壁大面積梗塞，病情危重。醫生建議，待病情稍有緩解，轉到醫院繼續治療。
下午3點多鐘，父親病情基本平穩，即被轉入北京醫院，同時通知了家屬。
經過全面檢查，父親的磷酸肌酸激?為正常人的十多倍，這表示愈後不良；病人煩躁不安，膀胱充盈卻無尿排出，這說明病情需要進一步控制。
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阜外醫院和北京醫院有關大夫會診的意見是：
1。成立特護小組，繼續搶救治療。2。嚴密觀察病情，繼續輸氧、輸液、止痛，立即導尿。3。謝絕一切探視，絕對臥床休息。
會診的醫生們走後，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擔負起了父親的搶救和治療工作。歷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親被安排在當年周恩來總理臨終住院治療的同一間病房裏。不同的是，父親住進時北京醫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樓，父親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樓的旁邊，挖好了的地基終日夯聲不斷。
第二天上午父親甦醒過來，透過窗戶又看見了暖融融的陽光。但嚴重的胸悶、胸痛和導尿失敗，使他煩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專家、北京醫院名譽院長吳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樣參加病房大交班。他習慣地問：「這個週末有什麼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嗎？」當他得知父親的病房緊挨著24小時打夯的大樓地基時，果斷地決定：「馬上停止打地基！」並嚴肅地說，「不要說有這麼危重的病人在搶救，就是身強力壯的正常人，也經受不了這樣24小時不間斷的噪音和震動！」
結束了近兩天兩夜施工現場的嘈雜，父親終於有了一個安靜的治療環境。導尿也在這天上午完成了。
當天下午，父親的病情開始好轉，煩躁減輕，並能進流食和臥床大、小便了。在醫生的一再叮囑下，父親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實實地躺在病床上。
住院第三天，醫生同意了病人的要求，輸液管被拔出來，輸液停止了。
黨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紛紛到醫院探視。趙紫陽、李鵬、楊尚昆、彭真、宋任窮等，分別來到病房探視，鄧小平和王震派秘書到醫院看望，陳云、徐向前、聶榮臻多次打電話瞭解父親的病情。
父親在病床上接到了國家主席李先念從上海打來的慰問電話，聽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鄧穎超寫給他的慰問信。
4月15日，父親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發病的第七天。即將度過危險期的父親，這天清晨醒來心情特別好，笑著問秘書李漢平：「外面情況怎麼樣啊？」看到秘書不說話，父親又打趣地說，「不要對我封鎖消息嘛。」
父親看到即將下夜班來查房的醫護人員，又提起要下床活動的要求。醫護人員認真地說：第一個七天雖然快過去了，但危險期還遠沒有過去，還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親有些不高興地說：「你們怎麼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有呢？」
看見父親情況不錯，家裏人幫他在床上洗了臉、漱了口，還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親靜靜地斜倚在床上，等著吃早飯，等著母親來看他。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沒有吃過什麼東西，又餓又乏。
幾分鐘後，守護在父親身邊的三哥德華，發現心電監護儀上綠瑩瑩的心電圖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動起來，心率從每分鐘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來值班醫生。醫生看了看心電監護儀，不經意地說：「沒事兒，以前也有過這種現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轉睛地盯著監護儀。果然，當每分鐘達到110次時，心率開始逐漸減慢，一分鐘後恢復到60次。可還沒等三哥和緊張得也湊過來察看的李秘書鬆口氣，峰谷狀的心電波形作了一個短暫的停頓，忽然耀眼地一閃，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來，化作一條碧綠晶瑩的水平線，向無極的空間延伸而去。與此同時，只聽見躺在床上的父親痛苦地大叫一聲：「啊！——」他那隻被李秘書握著的手突然鬆脫，頭部猝然轉向一側。
等醫護人員趕來急救時，一切都已經無濟於事了，父親再也沒有醒來。
母親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趕到了醫院，但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擠滿病房門口的機器和平靜安詳的父親……
三哥簡直蒙了，他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幾分鐘之前他還在為父親安然度過死亡威脅的第六天竊喜，為即將度過的最危險的第一個七天慶幸，還在想像著父親病後的第一次下床活動，籌劃著回家後的休養。可他萬萬沒有想到，大面積心肌梗塞竟會凶險如虎地突然猛撲過來，一瞬間就扼殺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生命！
事後，一些好心人從往事中梳理出許多前因和徵兆，並設列了一連串的「倘若」和「如果」，以論證這顆充滿活力的心本不該過早地停止跳動。但這一切都已毫無意義，死亡只面對眼淚和悲傷，拒絕任何假設。
極度悲痛的三哥用殘餘的最後一絲清醒，記下了這個黑色的時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時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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