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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中央3名官員在上海與部分立法會民主派議員會晤，討論政改議題，雖然官員與民主派各自表述，未見縮窄分歧，但是雙方就往後討論留有空間，顯示就政改安排，雙方會繼續討論下去。中央與民主派就政改分歧，會否出現求大同、存大異結局，尚待事態發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與民主派若因此建立起良性互動關係，而且成為本港總體政治互動的一部分，則此乃回歸17年以來，香港有望出現政治和解的轉機，期望各方拿出誠意，讓良性互動的苗頭成長下去，使香港擺脫無休止的內耗困局。
對話釋出溝通期望
「低開平收」有所得
總結今次上海之行，我們會以「低開平收」來形容。「低開」是指中央向全體立法會議員發出邀請，泛民陣營議員27人本已並非共同進退，只有14名民主派議員報名參團，其中13人到達上海機場之後，梁國雄議員因為六四事件的衣著與一些資料，海關不允放行，梁國雄放棄入境，即晚搭機返港，然後工黨兩名議員翌日返港，公民黨的梁家傑議員也取消到上海歸隊；加上留滬大多數民主派議員都不參加參訪行程，只留在飯店或到大學交流、到港人經營餐廳派傳單，外間所見，整個訪問團好像「散晒」，能否整體完成訪問，當時相信誰也無把握。
所謂「平收」，主要是指重點項目政改討論，10名民主派議員與3名中央官員的討論過程和內容，算是達至此行目的。特別是在民主派議員與中央官員單獨討論的約兩小時專場，據馮檢基議員形容，末段討論約50分鐘，與官員以一問一答形式互動，「大有自由搏擊的感覺」。問答互動雖然不知道具體內容，不過，相信是不同立場在對碰、不同觀點在交鋒。雖然並未因而收窄雙方分歧，但是互動形式使人看到並非長官訓話，議員也有說話的空間。整體討論讓市民感到議員的發言權得到尊重，這是很重要的一點。這次討論，為此行扳回不少分數。
今次「上海對話」，基本上是議員與中央官員各自表述，議員表達泛民現今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立場，中央官員則沿着去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的講話框架，繼續發揮和深化表述，也就是說，雙方的立場仍然南轅北轍，未見交集。不過，首次溝通未縮窄分歧，可以理解，而從討論氣氛看來，雙方並未把話說絕、說死，即是未關上溝通大門，而且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主動釋出繼續溝通的期望，是今次對話的成果，值得重視。
回歸之後，中央排拒與民主派接觸，使得長期以來逾半市民支持的民主派，只能以抗爭方式反映民意，但是權力結構與政治制度欠缺足夠開放，抗爭遇到高牆，特別是民主進程緩慢，滋生了激進政客，整體政治氛圍激化，與此有很大關係。今次政改，學者發起的「佔領中環」公民抗命運動，就是對長期爭取民主體制而不得要領的反彈；連溫和學者也轉而成為行動派，選擇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抗爭，箇中轉折值得當局深思。
中央泛民互動
目標宜謀政治和解
中央官員釋出繼續與民主派溝通的信息，期望會出現兩種情况。
（1）眼前當然要處理2016與2017年選舉安排，張曉明公開宣示未來兩個月，逐一約談沒有單獨談過的議員，聲言形式地點不拘，毫無疑問這是釋出誠意，若泛民陣營議員提出什麼先決條件，反而顯得小器了。按「上海對話」驗證，當面爭論對雙方都有衝擊，不宜輕易放棄。
就政改再討論，若停留在各自表述，意義不大，張曉明等中央官員無論是與「遺珠」議員對話，抑或再有集體討論，都應該進入具體、實質討論階段，而非仍然是理念、立場的闡釋。因此，中央與泛民議員都應該有準備，理出異同之處，推進討論，求同存異，縮窄分歧。
（2）中央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與政改有關，按目前所知中央與泛民陣營都堅持的原則、立場，雙方若不妥協，政改方案獲通過的機會不大。不過，即使如此，中央泛民仍然應該溝通討論，即是說中央與泛民的溝通，並非只有獨沽一味的單一議題，還可以探討其他問題。回歸以來，香港的管治困局，內耗不斷，主要是泛民與中央和特首統率的政府，缺乏政治互信，特別是中央與泛民的關係，宛如處於敵對狀態，牽動着整體社會的對抗與不安。今次「上海對話」，為日後中央與泛民持續溝通創造了空間，這是扭轉回歸以來中央與泛民不相往來的契機，若善加利用，讓溝通成為常態，則有望打破困局，開拓政治和解的可能。
若要達至這樣的效果，中央就這些溝通，首要勿太功利，應該表現以大事小的胸襟。當年民主黨到中聯辦商討政改方案，達成共識，使政改方案獲足夠票數通過，但是民主黨當年除了面對泛民其他陣營圍攻，在選舉中，還遭受本港左派圍剿，民主黨的遭遇，是今次泛民陣營以如履薄冰取態，與中央往還的原因。所以，中央如何擺正與泛民溝通的取態，是雙方能否建立正常良性互動的關鍵。若溝通良好，建立起一定互信，期望下次全體立法會議員獲邀訪問內地的下一站——北京，與領導人討論政改問題，也絕非不可能的事。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對話釋出溝通期望
「低開平收」有所得
總結今次上海之行，我們會以「低開平收」來形容。「低開」是指中央向全體立法會議員發出邀請，泛民陣營議員27人本已並非共同進退，只有14名民主派議員報名參團，其中13人到達上海機場之後，梁國雄議員因為六四事件的衣著與一些資料，海關不允放行，梁國雄放棄入境，即晚搭機返港，然後工黨兩名議員翌日返港，公民黨的梁家傑議員也取消到上海歸隊；加上留滬大多數民主派議員都不參加參訪行程，只留在飯店或到大學交流、到港人經營餐廳派傳單，外間所見，整個訪問團好像「散晒」，能否整體完成訪問，當時相信誰也無把握。
所謂「平收」，主要是指重點項目政改討論，10名民主派議員與3名中央官員的討論過程和內容，算是達至此行目的。特別是在民主派議員與中央官員單獨討論的約兩小時專場，據馮檢基議員形容，末段討論約50分鐘，與官員以一問一答形式互動，「大有自由搏擊的感覺」。問答互動雖然不知道具體內容，不過，相信是不同立場在對碰、不同觀點在交鋒。雖然並未因而收窄雙方分歧，但是互動形式使人看到並非長官訓話，議員也有說話的空間。整體討論讓市民感到議員的發言權得到尊重，這是很重要的一點。這次討論，為此行扳回不少分數。
今次「上海對話」，基本上是議員與中央官員各自表述，議員表達泛民現今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立場，中央官員則沿着去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的講話框架，繼續發揮和深化表述，也就是說，雙方的立場仍然南轅北轍，未見交集。不過，首次溝通未縮窄分歧，可以理解，而從討論氣氛看來，雙方並未把話說絕、說死，即是未關上溝通大門，而且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主動釋出繼續溝通的期望，是今次對話的成果，值得重視。
回歸之後，中央排拒與民主派接觸，使得長期以來逾半市民支持的民主派，只能以抗爭方式反映民意，但是權力結構與政治制度欠缺足夠開放，抗爭遇到高牆，特別是民主進程緩慢，滋生了激進政客，整體政治氛圍激化，與此有很大關係。今次政改，學者發起的「佔領中環」公民抗命運動，就是對長期爭取民主體制而不得要領的反彈；連溫和學者也轉而成為行動派，選擇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抗爭，箇中轉折值得當局深思。
中央泛民互動
目標宜謀政治和解
中央官員釋出繼續與民主派溝通的信息，期望會出現兩種情况。
（1）眼前當然要處理2016與2017年選舉安排，張曉明公開宣示未來兩個月，逐一約談沒有單獨談過的議員，聲言形式地點不拘，毫無疑問這是釋出誠意，若泛民陣營議員提出什麼先決條件，反而顯得小器了。按「上海對話」驗證，當面爭論對雙方都有衝擊，不宜輕易放棄。
就政改再討論，若停留在各自表述，意義不大，張曉明等中央官員無論是與「遺珠」議員對話，抑或再有集體討論，都應該進入具體、實質討論階段，而非仍然是理念、立場的闡釋。因此，中央與泛民議員都應該有準備，理出異同之處，推進討論，求同存異，縮窄分歧。
（2）中央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與政改有關，按目前所知中央與泛民陣營都堅持的原則、立場，雙方若不妥協，政改方案獲通過的機會不大。不過，即使如此，中央泛民仍然應該溝通討論，即是說中央與泛民的溝通，並非只有獨沽一味的單一議題，還可以探討其他問題。回歸以來，香港的管治困局，內耗不斷，主要是泛民與中央和特首統率的政府，缺乏政治互信，特別是中央與泛民的關係，宛如處於敵對狀態，牽動着整體社會的對抗與不安。今次「上海對話」，為日後中央與泛民持續溝通創造了空間，這是扭轉回歸以來中央與泛民不相往來的契機，若善加利用，讓溝通成為常態，則有望打破困局，開拓政治和解的可能。
若要達至這樣的效果，中央就這些溝通，首要勿太功利，應該表現以大事小的胸襟。當年民主黨到中聯辦商討政改方案，達成共識，使政改方案獲足夠票數通過，但是民主黨當年除了面對泛民其他陣營圍攻，在選舉中，還遭受本港左派圍剿，民主黨的遭遇，是今次泛民陣營以如履薄冰取態，與中央往還的原因。所以，中央如何擺正與泛民溝通的取態，是雙方能否建立正常良性互動的關鍵。若溝通良好，建立起一定互信，期望下次全體立法會議員獲邀訪問內地的下一站——北京，與領導人討論政改問題，也絕非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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