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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過去幾個月，香港在政改的問題上有不少的爭拗，包括所謂「真、假普選」、「門檻」、「篩選」等。要成功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我認為應讓討論回歸到法律原意和歷史事實。
一、「真、假普選」
首先，我認為，說中央想在香港推行「假普選」是不公道的。早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及全國人大在1985年通過時，中央已明確表示特首可以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一改香港的首長委任產生的歷史。至近期，在人大常委更主動於2004年及2007年作出的解釋及決定中，提到按「政改五部曲」，香港在2017年可以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然後立法會亦可以實行普選。這都是有法可依、有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莊嚴承諾。由此可見，中央以至特區政府對履行《基本法》內「根據香港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規定和目標，都有真正地推動。如果說中央以及特區政府在推行「假普選」，我認為是很嚴重及不公道的指控。
二、「門檻」或「篩選」問題
第二點是有關普選行政長官除了要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相關決定外，還有「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或者是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這個要求。這個要求，不能單單說它是一個政治要求。事實上，它也是一個《憲法》及《基本法》都有包含的法律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包括一國兩制的制度，來自國家《憲法》第30條、31條及62條第13項。《基本法》的序言亦指出全國人大是根據《憲法》制定《基本法》的，故《基本法》的權力來源自《憲法》。《基本法》第43條規定行政長官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顯然，如果行政長官不是愛國愛港，他根本無可能可以履行他憲制上的職責。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是有充分而清晰的法律根據，早在制定《基本法》時有充分的考慮，不是新生事物，不是什麼新設的「政治門檻」，更不是什麼「僭建」。
我們也不應該把「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這個要求看成一種保護中央的手段。其實，這個要求給予最大的保障是香港。假如香港和內地在經貿、社會、執法，甚至是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等眾多領域的合作上出現較多不暢順的地方，我們市民的生活已經會受到很大影響。如果行政長官與中央出現一個對立面的話，恐怕香港只會墜入一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斷被削弱的深淵，最大的輸家只會是香港。
至於提名門檻，值得一提的是，就算一些5萬或10萬人的公民提名建議，先不談是否合法的問題，如果沒有大量資源的投入，也是難有成績的。這樣的主張，其實也是一種相當高的門檻，效果是預先篩走一些缺乏資源、或並非政治明星，但有意參選特首的人。
三、要達成共識需政治勇氣
其實，我認為我們對「特首不能與中央對抗」這個要求毋須對號入座。我絕不認為這個要求，是排除了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人當特首。在此，我想提出幾點意見給泛民的朋友參考。
第一，我覺得泛民在政制的對話中，似乎覺得一個最好的政制、一個最好的選舉辦法，就是一個最開放，門檻最低的政制，甚至不惜它是一個比較民粹的政制。但其實一個妥善的政制設計，要考慮很多問題。例如美國憲法列出整個政制的設計的目的有6項，分別是：一、建立更完善的聯邦制（即是維護國家完整）；二、伸張公平；三、確保社會安寧；四、保衛國家安全；五、讓民眾有更好的生活；六、讓人民及其後代享有自由的果碩。可以看到，一個政制設計的目的，除了要讓民主得到彰顯、讓自由得到保證、讓司法公義得到伸張之外，也要顧及到國家安全、國土完整、繁榮安定、社會安寧等問題。如果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人，也可以表明他們也關心到社會對其他這些方面的要求，我看不到他們為何不能當特首。
第二，我覺得泛民在堅持一個最低門檻、最開放的選舉，而基本上完全不顧及中央的角色的過程中，泛民也把自己帶進了一個無限追求道德高地的困局。要知道，在道德高地的追求中，是無共贏這回事的。在奧運競賽，拿不到金牌，拿個銀牌、銅牌也很光榮。但在道德高地的角逐上，亞軍不單毫無價值，甚至是被人唾棄，被人指為「出賣原則」、「出賣民主」、「出賣人民」。但政治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個別人士可以無止境追求或堅守「道德高地」，但從整個泛民來看，狹窄的道德高地其實根本容納不了太多人。政改要達成共識，是很不容易的。中央作出香港普選的決定，也需要不小的決心。事實上，建制中也有人指出2017可以普選，是否太早了一點，尤其因為香港可能政權已回歸，但人心未回歸，又或者因為23條未立法，所以普選時機未成熟。
最後，我相信只要我們依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有關決定辦事，這會是大多數香港人會接受的方案。我認為我們的立法會議員不應自己搞「篩選」，篩走這個框架，反而應該盡力通過以這個框架為基礎的普選方案，供市民作最終的選擇。特首普選的最大意義，就是要把選票順利送到500萬選民手中。我深信，香港人渴望2017年有選特首的一票。普選一旦實現，亦會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永遠不會走回頭路的最佳保證。
作者是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永遠名譽會長
一、「真、假普選」
首先，我認為，說中央想在香港推行「假普選」是不公道的。早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及全國人大在1985年通過時，中央已明確表示特首可以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一改香港的首長委任產生的歷史。至近期，在人大常委更主動於2004年及2007年作出的解釋及決定中，提到按「政改五部曲」，香港在2017年可以實行普選行政長官，然後立法會亦可以實行普選。這都是有法可依、有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莊嚴承諾。由此可見，中央以至特區政府對履行《基本法》內「根據香港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規定和目標，都有真正地推動。如果說中央以及特區政府在推行「假普選」，我認為是很嚴重及不公道的指控。
二、「門檻」或「篩選」問題
第二點是有關普選行政長官除了要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相關決定外，還有「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或者是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這個要求。這個要求，不能單單說它是一個政治要求。事實上，它也是一個《憲法》及《基本法》都有包含的法律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包括一國兩制的制度，來自國家《憲法》第30條、31條及62條第13項。《基本法》的序言亦指出全國人大是根據《憲法》制定《基本法》的，故《基本法》的權力來源自《憲法》。《基本法》第43條規定行政長官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顯然，如果行政長官不是愛國愛港，他根本無可能可以履行他憲制上的職責。行政長官需要愛國愛港是有充分而清晰的法律根據，早在制定《基本法》時有充分的考慮，不是新生事物，不是什麼新設的「政治門檻」，更不是什麼「僭建」。
我們也不應該把「行政長官不能與中央對抗」這個要求看成一種保護中央的手段。其實，這個要求給予最大的保障是香港。假如香港和內地在經貿、社會、執法，甚至是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等眾多領域的合作上出現較多不暢順的地方，我們市民的生活已經會受到很大影響。如果行政長官與中央出現一個對立面的話，恐怕香港只會墜入一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斷被削弱的深淵，最大的輸家只會是香港。
至於提名門檻，值得一提的是，就算一些5萬或10萬人的公民提名建議，先不談是否合法的問題，如果沒有大量資源的投入，也是難有成績的。這樣的主張，其實也是一種相當高的門檻，效果是預先篩走一些缺乏資源、或並非政治明星，但有意參選特首的人。
三、要達成共識需政治勇氣
其實，我認為我們對「特首不能與中央對抗」這個要求毋須對號入座。我絕不認為這個要求，是排除了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人當特首。在此，我想提出幾點意見給泛民的朋友參考。
第一，我覺得泛民在政制的對話中，似乎覺得一個最好的政制、一個最好的選舉辦法，就是一個最開放，門檻最低的政制，甚至不惜它是一個比較民粹的政制。但其實一個妥善的政制設計，要考慮很多問題。例如美國憲法列出整個政制的設計的目的有6項，分別是：一、建立更完善的聯邦制（即是維護國家完整）；二、伸張公平；三、確保社會安寧；四、保衛國家安全；五、讓民眾有更好的生活；六、讓人民及其後代享有自由的果碩。可以看到，一個政制設計的目的，除了要讓民主得到彰顯、讓自由得到保證、讓司法公義得到伸張之外，也要顧及到國家安全、國土完整、繁榮安定、社會安寧等問題。如果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的人，也可以表明他們也關心到社會對其他這些方面的要求，我看不到他們為何不能當特首。
第二，我覺得泛民在堅持一個最低門檻、最開放的選舉，而基本上完全不顧及中央的角色的過程中，泛民也把自己帶進了一個無限追求道德高地的困局。要知道，在道德高地的追求中，是無共贏這回事的。在奧運競賽，拿不到金牌，拿個銀牌、銅牌也很光榮。但在道德高地的角逐上，亞軍不單毫無價值，甚至是被人唾棄，被人指為「出賣原則」、「出賣民主」、「出賣人民」。但政治本身就是妥協的藝術。個別人士可以無止境追求或堅守「道德高地」，但從整個泛民來看，狹窄的道德高地其實根本容納不了太多人。政改要達成共識，是很不容易的。中央作出香港普選的決定，也需要不小的決心。事實上，建制中也有人指出2017可以普選，是否太早了一點，尤其因為香港可能政權已回歸，但人心未回歸，又或者因為23條未立法，所以普選時機未成熟。
最後，我相信只要我們依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有關決定辦事，這會是大多數香港人會接受的方案。我認為我們的立法會議員不應自己搞「篩選」，篩走這個框架，反而應該盡力通過以這個框架為基礎的普選方案，供市民作最終的選擇。特首普選的最大意義，就是要把選票順利送到500萬選民手中。我深信，香港人渴望2017年有選特首的一票。普選一旦實現，亦會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永遠不會走回頭路的最佳保證。
作者是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永遠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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