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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蘋果日報》於2月12日刊登自由撰稿人沈舟先生對筆者〈香港管治問題，用民主興奮劑有用嗎﹖〉一文的指正。他提出的觀點是非自由的國家如中國的民意其實是偽民意，是引導輿論、製造輿論的結果。因此，沈先生認為筆者把沒有自由選擇的民意看成是「科學的調查」是錯的，偽民意是筆者忽略的觀點。究竟有沒有偽民意是本文探討的目的。我的觀點是所有民意是由偏見及主觀選擇堆成的，並沒有什麼是真偽的民意。
民意沒真偽之分
偏見者，英文是bias，亦可譯作偏好。兩者都定基於喜惡的取向，而喜惡是價值、規範的社會化或個人選擇的結果。這個解釋是中性，對民意並沒有貶意。當然，若認識事實，及有見識的討論（informed discussion），亦會減低偏見。筆者大學主修社會學，社會學有個概念叫debunk，即揭穿，亦有異曲同工之妙，揭穿偏見才有可能擺脫偏見。
沈先生在文中提及有一位國內民運人士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表示，若閱讀兩地報紙如《紐約時報》和《人民日報》會得到結論是，美國社會百弊叢生，有如地獄，中國如人間天堂。他以此證明內地政府操控輿論。對於沈先生對內地的抨擊，筆者不作評論；但卻要指出，若有人從外地來香港閱讀《蘋果日報》的話，亦可能以為香港是第三世界落後國家，政府腐化無能，社會百弊叢生。這點比較並不說明誰的描述是對，而只是說，無論哪個國家或城市，從前、今日以至後天，公共媒體及民意都是社會化及社會不同力量競爭論述霸權的場所。或者說，事實與價值論述經常糾纏在一起，很難分開。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把事實與道理或價值取向（偏見或偏好）分清楚。
事實與價值論述經常糾纏一起
筆者就此示範一次。附表羅列三個國家的重要經濟及社會指標，沒有價值成分。它們是中國、美國及巴西。附表可見，以「個人所得」比較，中國與美國是差距極大，美國是中國的5倍有多。因此，筆者加入一個同是金磚四國的巴西，「個人所得」與中國相若。從堅尼系數及收入分佈來看，中國與美國相若，而巴西則較差。「人均壽命」方面，以中國不及美國兩成的「個人所得」而「人均壽命」差距不大，不及4歲，而好過巴西。至於是否近於「天堂或地獄」的罪案，性侵犯及謀殺等都是個人安全的大問題，中國都是較美巴好得多。甚至在囚人均，中國亦少於美巴，是以倍數計的幅度。
綜合來說，這些重要的人文發展指標在於顯示中國就算在經濟發展（個人所得）遠遠落後於美國，但正面的（人均壽命）只是小小落後於美國，與巴西相若，而負面的指標（罪案）則整體來說好過美國及巴西，中國是否近於天堂，而美國及巴西是近於地獄呢？
筆者上一段最後一句是觀點的陳述，是基於事實的推論，基本上是用偏見表達事實。筆者要問，人為何面對同樣事實卻會有不同的解讀呢？拆解這個問題便可以講清楚民意是否有所謂真偽了。
偏見、社會化與政府認受性
人是社會的動物，意指有一個社會化的過程，讓人成為社會的一員。因此，人不是生下來便是社會的成員，是要「成為」，即有一個同化或社會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以社會規範、價值、獎罰制度，即所謂透過文化把人轉變成為社會的一分子。由於社會化不同，兩個社會的人便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及行為規範。這社會化概念是社會學ABC。
若以冷戰時期的東西方兩個陣營，背後代表便是兩套不同的價值體系及語言系統，誰也說不服誰。當然，今天我們知道蘇聯集團已經在上世紀90年代初解體，但未解體之前，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出過一本書《轉變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第一頁便指出國家之間最重要分別不是它們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程度（即政府的管治能力）。回應上文筆者有關社會化的概念，即不同社會都灌輸一套價值觀念及行為規範，以營造社會團結及共識。因此，對政治有獨立分析的學者不會由於蘇聯是共產國家，便認為解體之前的蘇聯政權並不現代化，政府缺乏認受性，人民生活水深火熱。反而，亨廷頓的結論是，他所研究的三個國家，英國、美國及蘇聯人民對政治制度的認受性都有高度共識；因此，三個政府都有能力落實政策，向人民徵稅，高度的公眾參與，有效的科層系統，政府有能力介入經濟活動，以及政府控制衝突等保持政治秩序穩定的能力。
今天香港或西方社會一樣面對的問題，就是同一個社會之內對價值及規範取捨有分歧。當然它們的程度不同，而表現形式亦有所不同；但背後的道理還是一樣。若從民意的角度分析，即同一社會之內有不同的主體彼此競爭誰主導社會價值及規範。
筆者上述的分析基本上可以解釋沈先生或《蘋果日報》等一些對內地政權懷有敵意的觀點不能客觀解讀附表的數據，得出一個中立分析的原因——因為偏見或偏好掩蓋冷的客觀數據，而由熱的激情背後的價值解讀，甚至揑造謊言！
結論及政府做「實事」的問題
筆者並沒有忽略沈先生提出的觀點，只是社會學的基本訓練着重分辨事實與偏見——基於個人對事實的偏見或偏好的民意是正常不過，並不會由於政府形式而改變的。
在這個階段，筆者初步結論，就是沒有所謂真偽民意。民意是社會化的一個結果，每個社會，若追求穩定及共識，都有必要灌輸主流價值及規範。但這只是道理的一半，人是有主體性，他們不會純粹接受外來的灌輸、教化；因此，社會條件的改變是民意改變的基礎。舉例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深火熱，任何獨立的科學調查都能夠得出民眾的心聲及異於官方立場的看法。因此，沈先生是看輕了中國的民眾了。自鄧小平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每年以8至10百分點的速度增加。在這個背景之下，政府的認受性不高是不可能的。不過，就算如此，地方政府的民望及認受性往往是較低的。其中道理，不用筆者多講了。最後一點，筆者從事民調研究十多二十年，還是可以分享一下在中國做民調的經驗，若要拆解民意缺乏西方形式自由的問題；方法十分簡單，只要加上一條問題，被訪者有沒有「翻牆」經驗作對比便可驗證民意操控是否影響對政府的支持度呢﹖
總的來說，民意並沒有真偽之分，都是社會化及社會條件的綜合影響，而造成的主體偏好及偏見堆成的。筆者撰寫此文最重要的原因，除了論證所謂偽民意的問題外，還有感於今屆特區政府戰戰兢兢，盡心盡力多做「實事」，但民意的反映卻是強差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未能在短期內解決市民關心的問題外，就是由於一些有偏見的民意領袖，將事實扭曲；而政府亦礙於種種原因，未能夠講清講楚，讓事實或「實事」成為有說服力的論述。
作者為中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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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沒真偽之分
偏見者，英文是bias，亦可譯作偏好。兩者都定基於喜惡的取向，而喜惡是價值、規範的社會化或個人選擇的結果。這個解釋是中性，對民意並沒有貶意。當然，若認識事實，及有見識的討論（informed discussion），亦會減低偏見。筆者大學主修社會學，社會學有個概念叫debunk，即揭穿，亦有異曲同工之妙，揭穿偏見才有可能擺脫偏見。
沈先生在文中提及有一位國內民運人士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表示，若閱讀兩地報紙如《紐約時報》和《人民日報》會得到結論是，美國社會百弊叢生，有如地獄，中國如人間天堂。他以此證明內地政府操控輿論。對於沈先生對內地的抨擊，筆者不作評論；但卻要指出，若有人從外地來香港閱讀《蘋果日報》的話，亦可能以為香港是第三世界落後國家，政府腐化無能，社會百弊叢生。這點比較並不說明誰的描述是對，而只是說，無論哪個國家或城市，從前、今日以至後天，公共媒體及民意都是社會化及社會不同力量競爭論述霸權的場所。或者說，事實與價值論述經常糾纏在一起，很難分開。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把事實與道理或價值取向（偏見或偏好）分清楚。
事實與價值論述經常糾纏一起
筆者就此示範一次。附表羅列三個國家的重要經濟及社會指標，沒有價值成分。它們是中國、美國及巴西。附表可見，以「個人所得」比較，中國與美國是差距極大，美國是中國的5倍有多。因此，筆者加入一個同是金磚四國的巴西，「個人所得」與中國相若。從堅尼系數及收入分佈來看，中國與美國相若，而巴西則較差。「人均壽命」方面，以中國不及美國兩成的「個人所得」而「人均壽命」差距不大，不及4歲，而好過巴西。至於是否近於「天堂或地獄」的罪案，性侵犯及謀殺等都是個人安全的大問題，中國都是較美巴好得多。甚至在囚人均，中國亦少於美巴，是以倍數計的幅度。
綜合來說，這些重要的人文發展指標在於顯示中國就算在經濟發展（個人所得）遠遠落後於美國，但正面的（人均壽命）只是小小落後於美國，與巴西相若，而負面的指標（罪案）則整體來說好過美國及巴西，中國是否近於天堂，而美國及巴西是近於地獄呢？
筆者上一段最後一句是觀點的陳述，是基於事實的推論，基本上是用偏見表達事實。筆者要問，人為何面對同樣事實卻會有不同的解讀呢？拆解這個問題便可以講清楚民意是否有所謂真偽了。
偏見、社會化與政府認受性
人是社會的動物，意指有一個社會化的過程，讓人成為社會的一員。因此，人不是生下來便是社會的成員，是要「成為」，即有一個同化或社會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以社會規範、價值、獎罰制度，即所謂透過文化把人轉變成為社會的一分子。由於社會化不同，兩個社會的人便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及行為規範。這社會化概念是社會學ABC。
若以冷戰時期的東西方兩個陣營，背後代表便是兩套不同的價值體系及語言系統，誰也說不服誰。當然，今天我們知道蘇聯集團已經在上世紀90年代初解體，但未解體之前，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出過一本書《轉變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第一頁便指出國家之間最重要分別不是它們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程度（即政府的管治能力）。回應上文筆者有關社會化的概念，即不同社會都灌輸一套價值觀念及行為規範，以營造社會團結及共識。因此，對政治有獨立分析的學者不會由於蘇聯是共產國家，便認為解體之前的蘇聯政權並不現代化，政府缺乏認受性，人民生活水深火熱。反而，亨廷頓的結論是，他所研究的三個國家，英國、美國及蘇聯人民對政治制度的認受性都有高度共識；因此，三個政府都有能力落實政策，向人民徵稅，高度的公眾參與，有效的科層系統，政府有能力介入經濟活動，以及政府控制衝突等保持政治秩序穩定的能力。
今天香港或西方社會一樣面對的問題，就是同一個社會之內對價值及規範取捨有分歧。當然它們的程度不同，而表現形式亦有所不同；但背後的道理還是一樣。若從民意的角度分析，即同一社會之內有不同的主體彼此競爭誰主導社會價值及規範。
筆者上述的分析基本上可以解釋沈先生或《蘋果日報》等一些對內地政權懷有敵意的觀點不能客觀解讀附表的數據，得出一個中立分析的原因——因為偏見或偏好掩蓋冷的客觀數據，而由熱的激情背後的價值解讀，甚至揑造謊言！
結論及政府做「實事」的問題
筆者並沒有忽略沈先生提出的觀點，只是社會學的基本訓練着重分辨事實與偏見——基於個人對事實的偏見或偏好的民意是正常不過，並不會由於政府形式而改變的。
在這個階段，筆者初步結論，就是沒有所謂真偽民意。民意是社會化的一個結果，每個社會，若追求穩定及共識，都有必要灌輸主流價值及規範。但這只是道理的一半，人是有主體性，他們不會純粹接受外來的灌輸、教化；因此，社會條件的改變是民意改變的基礎。舉例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深火熱，任何獨立的科學調查都能夠得出民眾的心聲及異於官方立場的看法。因此，沈先生是看輕了中國的民眾了。自鄧小平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每年以8至10百分點的速度增加。在這個背景之下，政府的認受性不高是不可能的。不過，就算如此，地方政府的民望及認受性往往是較低的。其中道理，不用筆者多講了。最後一點，筆者從事民調研究十多二十年，還是可以分享一下在中國做民調的經驗，若要拆解民意缺乏西方形式自由的問題；方法十分簡單，只要加上一條問題，被訪者有沒有「翻牆」經驗作對比便可驗證民意操控是否影響對政府的支持度呢﹖
總的來說，民意並沒有真偽之分，都是社會化及社會條件的綜合影響，而造成的主體偏好及偏見堆成的。筆者撰寫此文最重要的原因，除了論證所謂偽民意的問題外，還有感於今屆特區政府戰戰兢兢，盡心盡力多做「實事」，但民意的反映卻是強差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未能在短期內解決市民關心的問題外，就是由於一些有偏見的民意領袖，將事實扭曲；而政府亦礙於種種原因，未能夠講清講楚，讓事實或「實事」成為有說服力的論述。
作者為中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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