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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香港是國際大都會，經常與時尚、潮流連在一起，但是所謂先進形象的背後，一些事態落伍的程度使人震驚。申訴專員公署前日發表兩份調查報告，揭露政府在資訊發布和檔案處理，守舊程度不僅難與先進國家和地區比較，連被認為較保守的內地也不如。政府要急起直追，就資訊自由和檔案管理立法，一則體現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另外是確保政府和涉及公共事務的檔案，得到充分保存和有效管理，使香港透過檔案的沉澱而顯得更厚實，而非無根之地。
內地也有公開資料法例
港府對立法採取拖字訣
關於資訊發布和檔案處理問題，並非始於今日，社會討論多年，都要求政府立法規管；另外，審計署和申訴專員過去也曾做過相關衡工量值報告，已經指出政府在這兩方面，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但是政府對於立法訴求，一直採取拖字訣，而19年前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與實際需要脫節，形同虛設；檔案處宛如可有可無，出現數碼年代了，政府的電子檔案竟然出現「列印後歸檔」的荒謬現象。這種情况與國際大都會的形象有明顯反差，也突顯政府管治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一面。
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資訊自由和公開資料是市民的基本權利，許多國家和地區早已有法例規管，以滿足公衆對政府開明問責的要求和期望，但是由1995年開始，香港只有《公開資料守則》處理相關事宜，而守則並無法律約束力。另外，守則除了政府部門，只規定涵蓋廉政公署和金管局，其餘約460個公營機構，則只有機管局、房委會和立法會等22個機構自願參與守則，其餘（包括區議會）不參與或自訂公開資料制度。不過，本報日前報道全港18個區議會文件「消失」情况普遍，最多達四成，反映耗用公帑的機構，因為無規管，形成馬虎資料處理，此乃沒有資訊自由法例，公營機構不重視保管文件資料的結果。
今次申訴專員的報告，除了介紹西方等國家就資訊自由的立法和執行情况，同時指出內地在2008年5月，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就查閱政府信息從法律上作出規定。因此，僅就資訊立法而言，本港連內地也不如。執行方面，政府部門不僅甚少主動披露及定期匯報，由於沒有準則供依循，各部門自行演繹和決定是否披露一些資料，例如「第三者資料」怎樣才算涉及個人私隱等，政府部門為免觸犯法律，動輒隱沒第三者的資料，市民即使取得資料，許多時候也得物無所用。
至於檔案處理問題，現在檔案處在公共管理工作，並無法律依據，該處2009年曾經向各部門發出「檔案管理的強制性規定」，沒有法律效力，由各部門自行決定是否提交過期檔案給檔案處鑑定；申訴專員的報告披露，政府80個局和部門之中，由2008至2012年期間，有7個從沒有把任何檔案送交檔案處鑑定，另有9個未按規定期間處理。這些情况顯示，政府根本不重視檔案存檔工作，特別是那7個局和部門，4年來毋須檔案處協助處理檔案，除非它們自行妥善存檔，否則難保一些檔案已經遺失。
電郵竟要列印歸檔
耗費紙張易遺失資料
政府檔案處理缺失，已經暴露管治失當和其他問題。例如申訴專員報告列出兩年前南丫島海難，調查委員會發現海事處的驗船紀錄混亂，出現責任問題莫衷一是等情况；另外，曾蔭權任特首期間購買酒類的情况，因為特首辦沒有存檔，箇中是否全然恰當，已經無從查究。由此可見，若檔案處理得當，會成為歷史紀錄，有助翻查施政得失甚至官員的行為。政府一切政策措施都其來有自，檔案完整，對其後（特別是後來者）掌握原有政策精神，肯定有幫助，可免走冤枉路，所以，檔案對於政府施政，其實是一個寶庫。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檔案就是經驗傳承，不單對官員遇事應變，可作為重要參考，嚴格來說，更是良好管治的基礎。政府應該從這樣的角度審視檔案問題。
另外，政府提倡內部以電子通訊方式溝通，並確認電郵為正式檔案，但是，現在政府仍然採用「列印後歸檔」方式處理，要求職員把電郵檔案列印出來保存。這種方式，不但容易遺漏或遺失檔案，而用紙張來保存電郵的檔案資料，顯得十分荒謬，因為一個無紙辦公室，卻要用大量紙張列印、保存電郵檔案，呈現出來的時空倒錯景况，顯得這個政府太落伍了。政府早於2001年，已開始研議「電子檔案保管系統」，但是13年過去了，此事渺無蹤影，反映涉事官員之庸惰無能。政府應該追究責任。
資訊發布制度和檔案處理，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相互關連，性質涉及香港政府是否稱得上文明先進、政府是否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和政府是否追求良好管治。就公開政府資訊和檔案處理，連內地也早已有法例規管，香港遠遠落後於全球主流，已經是不爭事實，政府要拿出決心，及早完成資訊自由和檔案處理的立法工作，追上世界主流，強化市民的知情權和提高管治水平。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內地也有公開資料法例
港府對立法採取拖字訣
關於資訊發布和檔案處理問題，並非始於今日，社會討論多年，都要求政府立法規管；另外，審計署和申訴專員過去也曾做過相關衡工量值報告，已經指出政府在這兩方面，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但是政府對於立法訴求，一直採取拖字訣，而19年前推行的《公開資料守則》與實際需要脫節，形同虛設；檔案處宛如可有可無，出現數碼年代了，政府的電子檔案竟然出現「列印後歸檔」的荒謬現象。這種情况與國際大都會的形象有明顯反差，也突顯政府管治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一面。
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資訊自由和公開資料是市民的基本權利，許多國家和地區早已有法例規管，以滿足公衆對政府開明問責的要求和期望，但是由1995年開始，香港只有《公開資料守則》處理相關事宜，而守則並無法律約束力。另外，守則除了政府部門，只規定涵蓋廉政公署和金管局，其餘約460個公營機構，則只有機管局、房委會和立法會等22個機構自願參與守則，其餘（包括區議會）不參與或自訂公開資料制度。不過，本報日前報道全港18個區議會文件「消失」情况普遍，最多達四成，反映耗用公帑的機構，因為無規管，形成馬虎資料處理，此乃沒有資訊自由法例，公營機構不重視保管文件資料的結果。
今次申訴專員的報告，除了介紹西方等國家就資訊自由的立法和執行情况，同時指出內地在2008年5月，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就查閱政府信息從法律上作出規定。因此，僅就資訊立法而言，本港連內地也不如。執行方面，政府部門不僅甚少主動披露及定期匯報，由於沒有準則供依循，各部門自行演繹和決定是否披露一些資料，例如「第三者資料」怎樣才算涉及個人私隱等，政府部門為免觸犯法律，動輒隱沒第三者的資料，市民即使取得資料，許多時候也得物無所用。
至於檔案處理問題，現在檔案處在公共管理工作，並無法律依據，該處2009年曾經向各部門發出「檔案管理的強制性規定」，沒有法律效力，由各部門自行決定是否提交過期檔案給檔案處鑑定；申訴專員的報告披露，政府80個局和部門之中，由2008至2012年期間，有7個從沒有把任何檔案送交檔案處鑑定，另有9個未按規定期間處理。這些情况顯示，政府根本不重視檔案存檔工作，特別是那7個局和部門，4年來毋須檔案處協助處理檔案，除非它們自行妥善存檔，否則難保一些檔案已經遺失。
電郵竟要列印歸檔
耗費紙張易遺失資料
政府檔案處理缺失，已經暴露管治失當和其他問題。例如申訴專員報告列出兩年前南丫島海難，調查委員會發現海事處的驗船紀錄混亂，出現責任問題莫衷一是等情况；另外，曾蔭權任特首期間購買酒類的情况，因為特首辦沒有存檔，箇中是否全然恰當，已經無從查究。由此可見，若檔案處理得當，會成為歷史紀錄，有助翻查施政得失甚至官員的行為。政府一切政策措施都其來有自，檔案完整，對其後（特別是後來者）掌握原有政策精神，肯定有幫助，可免走冤枉路，所以，檔案對於政府施政，其實是一個寶庫。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檔案就是經驗傳承，不單對官員遇事應變，可作為重要參考，嚴格來說，更是良好管治的基礎。政府應該從這樣的角度審視檔案問題。
另外，政府提倡內部以電子通訊方式溝通，並確認電郵為正式檔案，但是，現在政府仍然採用「列印後歸檔」方式處理，要求職員把電郵檔案列印出來保存。這種方式，不但容易遺漏或遺失檔案，而用紙張來保存電郵的檔案資料，顯得十分荒謬，因為一個無紙辦公室，卻要用大量紙張列印、保存電郵檔案，呈現出來的時空倒錯景况，顯得這個政府太落伍了。政府早於2001年，已開始研議「電子檔案保管系統」，但是13年過去了，此事渺無蹤影，反映涉事官員之庸惰無能。政府應該追究責任。
資訊發布制度和檔案處理，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相互關連，性質涉及香港政府是否稱得上文明先進、政府是否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和政府是否追求良好管治。就公開政府資訊和檔案處理，連內地也早已有法例規管，香港遠遠落後於全球主流，已經是不爭事實，政府要拿出決心，及早完成資訊自由和檔案處理的立法工作，追上世界主流，強化市民的知情權和提高管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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