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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總理李克強在首份政府工作報告，關於港澳部分，只提及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並無提到「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這個情况，已經引起討論和猜測。有意見認為中央對港政策並無改變，有評論則指出香港的高度自治在中央眼中，重要性降低，反映中央可能加強對香港的管治。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經過字斟句酌，今次的安排應該是傳遞一些政治信息，具體情况，相信日後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時，會顯露出來。我們認為：在隱沒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之後，一國兩制會質變，不單對香港、對中央也是嚴峻的考驗和挑戰。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見了
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發生變化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12個字，是當年鄧小平主導制定對港特殊方針政策的精髓，箇中蘊含香港回歸之後，香港由港人自行管理，實行高度自治，中央除了國防、外交，不會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這12個字，當時使人看到中央的誠意，也是大多數港人支持回歸，英國政府在中英談判迅速潰敗的主要原因。
回歸17年以來，歷經4任總理，分別是李鵬、朱鎔基、溫家寶和現在的李克強，涉及的政府工作報告，除了朱鎔基在2000至2003年的4份，並無提及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其他李鵬主持的1份、朱鎔基接任總理的首份、溫家寶任內10份的報告，都有這12個字。按內地的政治文化，重要文件的用語和提法，不單透露政治信息，對相關工作也起着指導性作用；因此，李克強接任總理之後的首份政府工作報告，打破了溫家寶10年傳統，未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變化，放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來檢視，不能等閒視之。
回歸之初，中央恪守一國兩制分際，不插手、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即使當時特首董建華身陷管治困局，中央對特首或特區政府僅止於口頭提示，未見指手劃腳，當時的中聯辦絕不沾手香港內部事務；所以，朱鎔基主持的4份報告無提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當時大比數港人不認為有問題。但是，香港事務現况與當時有很大不同。
例如，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與港澳政協委員座談時，他說的話，包括突出中央對特區的權力，「高度自治」由中央授予，並非完全自治等；另外，他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競爭力，認為「光埋怨沒用」，要「好自為之」；這些話，與其說是提示，相信更多港人會認為是教訓。至於中聯辦插手香港內部事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左派媒體對於中聯辦協調立法會議員投票，為特區政府護航，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是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衝擊，毫不遮掩了。
在這種情况下，認為李克強的說法並無什麼特別之處，若非刻意淡化，就是仿效鴕鳥埋首沙堆。實際上，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已經起了變化，例如，原本由香港主辦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財長會議，中央突然通知特區政府，會議改在北京舉行，只要稍為熟悉香港事務的人，都會知道此舉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構成傷害，中央仍是這樣決定，與過去對港呵護有加，形成強烈對比。這件事，比對張德江對港澳政協委員的講話，反映中央對香港事務的心態轉變，加上不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將會出現什麼變化，值得關注。
中聯辦更多地涉及香港內部事務，始於梁振英當選並就任特首之後，而環繞政改和佔領中環運動，過去一年多，有組織的群衆鬥群衆場面，此乃過去所無。另外，近年傳媒和傳媒人接連發生的事，雖然無證據證明有關連，但是箇中貫串着一條打壓的無形之線，清晰可見。種種情况，使香港籠罩在一股肅殺氛圍。未來一段日子，就政改與佔中的鬥爭會進入白熱化階段，陣營之間如何對峙、對抗，且待事態發展，前日張德江提出政協委員要多發聲，主動批評違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舉動，譴責各種搞亂香港、破壞法律的行為，云云。張德江這番話會否是動員令，「兩會」之後，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回港之後，就會見到端倪。
各方立場強硬埋首惡鬥
需有人保持清醒找生路
政改和佔中兩個議題，迄今各方立場南轅北轍，而且各自取態愈趨強硬，現在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拿來作籌碼了，這種鬥硬的對峙，若不調整，極可能出現玉石俱焚的局面。在這個危急關頭，我們期望各個陣營之中，一些人士要保持清醒，知道鬥下去，根本並無贏家，香港會成為最大輸家。這些清醒的人士，應該仔細思考，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聯手起作用，在各方強硬派環伺之中，為香港找出一條生路。
就泛民陣營，目前最需要擺脫只站在道德高地、罔顧現實的空想，勿再糾纏於公民提名，而是使公民元素在提名過程起作用，並爭取提名程序並無不合理限制的篩選。在這兩方面全力以赴，若最終未能取得各方可接受的方案，也是非戰之罪。至於中央能量極大，可以完全主導香港的治亂安危，中央要知道普選主要不在形式，在乎實質，若強推經過篩選後的所謂普選，即使落實，香港的管治仍然不可能走出困局，所以，怎樣做才可以使香港長治久安，是中央思考普選安排的重點。
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沒有了，鄧小平對港政策的精髓僅剩一國兩制，則對港特殊方針政策會否淪為空殼，違背了當日鄧小平偉大創造的初衷？值得各方思考，而中央有責任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認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應被視作鬥爭工具或籌碼，它們無時無刻都應該是對港方針政策的核心內容，只有如此，對港政策才會在正確軌道，不至走入歧途。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見了
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發生變化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12個字，是當年鄧小平主導制定對港特殊方針政策的精髓，箇中蘊含香港回歸之後，香港由港人自行管理，實行高度自治，中央除了國防、外交，不會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這12個字，當時使人看到中央的誠意，也是大多數港人支持回歸，英國政府在中英談判迅速潰敗的主要原因。
回歸17年以來，歷經4任總理，分別是李鵬、朱鎔基、溫家寶和現在的李克強，涉及的政府工作報告，除了朱鎔基在2000至2003年的4份，並無提及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其他李鵬主持的1份、朱鎔基接任總理的首份、溫家寶任內10份的報告，都有這12個字。按內地的政治文化，重要文件的用語和提法，不單透露政治信息，對相關工作也起着指導性作用；因此，李克強接任總理之後的首份政府工作報告，打破了溫家寶10年傳統，未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變化，放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來檢視，不能等閒視之。
回歸之初，中央恪守一國兩制分際，不插手、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即使當時特首董建華身陷管治困局，中央對特首或特區政府僅止於口頭提示，未見指手劃腳，當時的中聯辦絕不沾手香港內部事務；所以，朱鎔基主持的4份報告無提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當時大比數港人不認為有問題。但是，香港事務現况與當時有很大不同。
例如，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與港澳政協委員座談時，他說的話，包括突出中央對特區的權力，「高度自治」由中央授予，並非完全自治等；另外，他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競爭力，認為「光埋怨沒用」，要「好自為之」；這些話，與其說是提示，相信更多港人會認為是教訓。至於中聯辦插手香港內部事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左派媒體對於中聯辦協調立法會議員投票，為特區政府護航，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是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衝擊，毫不遮掩了。
在這種情况下，認為李克強的說法並無什麼特別之處，若非刻意淡化，就是仿效鴕鳥埋首沙堆。實際上，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已經起了變化，例如，原本由香港主辦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財長會議，中央突然通知特區政府，會議改在北京舉行，只要稍為熟悉香港事務的人，都會知道此舉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構成傷害，中央仍是這樣決定，與過去對港呵護有加，形成強烈對比。這件事，比對張德江對港澳政協委員的講話，反映中央對香港事務的心態轉變，加上不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將會出現什麼變化，值得關注。
中聯辦更多地涉及香港內部事務，始於梁振英當選並就任特首之後，而環繞政改和佔領中環運動，過去一年多，有組織的群衆鬥群衆場面，此乃過去所無。另外，近年傳媒和傳媒人接連發生的事，雖然無證據證明有關連，但是箇中貫串着一條打壓的無形之線，清晰可見。種種情况，使香港籠罩在一股肅殺氛圍。未來一段日子，就政改與佔中的鬥爭會進入白熱化階段，陣營之間如何對峙、對抗，且待事態發展，前日張德江提出政協委員要多發聲，主動批評違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舉動，譴責各種搞亂香港、破壞法律的行為，云云。張德江這番話會否是動員令，「兩會」之後，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回港之後，就會見到端倪。
各方立場強硬埋首惡鬥
需有人保持清醒找生路
政改和佔中兩個議題，迄今各方立場南轅北轍，而且各自取態愈趨強硬，現在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拿來作籌碼了，這種鬥硬的對峙，若不調整，極可能出現玉石俱焚的局面。在這個危急關頭，我們期望各個陣營之中，一些人士要保持清醒，知道鬥下去，根本並無贏家，香港會成為最大輸家。這些清醒的人士，應該仔細思考，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聯手起作用，在各方強硬派環伺之中，為香港找出一條生路。
就泛民陣營，目前最需要擺脫只站在道德高地、罔顧現實的空想，勿再糾纏於公民提名，而是使公民元素在提名過程起作用，並爭取提名程序並無不合理限制的篩選。在這兩方面全力以赴，若最終未能取得各方可接受的方案，也是非戰之罪。至於中央能量極大，可以完全主導香港的治亂安危，中央要知道普選主要不在形式，在乎實質，若強推經過篩選後的所謂普選，即使落實，香港的管治仍然不可能走出困局，所以，怎樣做才可以使香港長治久安，是中央思考普選安排的重點。
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沒有了，鄧小平對港政策的精髓僅剩一國兩制，則對港特殊方針政策會否淪為空殼，違背了當日鄧小平偉大創造的初衷？值得各方思考，而中央有責任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認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應被視作鬥爭工具或籌碼，它們無時無刻都應該是對港方針政策的核心內容，只有如此，對港政策才會在正確軌道，不至走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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