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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今年8月22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內地有關方面正在籌備紀念活動。鄧小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正是他帶領中國走出了「文革」的廢址，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正是他在香港事務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為港澳主權的平穩轉移創造了條件。這兩項前無古人的構想，也是造福中華民族、有利世界和平的重大創舉，正如中共中央在1997年鄧小平逝世的悼詞中指出：「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
改革開放一國兩制
鄧公理論兩大部分
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理論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舉起的兩面大旗，在中央號召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在香港政局陷入困境的重要時刻，重新認識鄧小平上述思想和旗幟的價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內地出現一些質疑改革開放路線的謬論，指鄧小平倡導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了今天的貧富懸殊、分配不公；指鄧小平倡導的實事求是路線，是實用主義，導致道德淪喪；甚至將內地的所有社會弊端歸咎於改革開放路線。
其實，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他在1992年南巡時亦提出：「廣東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內地的貧富懸殊不是改革開放的結果，而是改革不徹底，造就了特殊利益集團所致；道德敗壞也是多年來忽視教育、摧殘傳統文化的結果。
鄧小平在1978年第3次復出之後，就觀點鮮明地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1986年，他明確指出， 「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正是鄧小平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大鍋飯，令廣大農民真正實現了溫飽；正是他支持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令內地官民解放思想，大膽實驗，開創了國際上嘆為觀止的脫貧創富奇蹟；正是鄧小平支持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後來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國企產權改革創造了理論依據；正是他提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才為後來中國加入世貿（WTO）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今天，高舉鄧小平的旗幟是全面深化各項改革的唯一選擇。
鄧信任港人可治港
如今為何處處設防
近年在香港問題上，也出現了種種雜音，有人肆意歪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涵，於是就有了「第二管治團隊」「精英治港」之類的奇談怪論。
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一些內地官員對香港的看法亦發生了變化，片面地認為香港已經不再是「生金蛋的鵝」，已經完成歷史作用。單從引進資金技術的角度看，這也許是部分事實。但香港之於中國，在法治、制度方面對內地的借鏡意義，遠未被充分認識到，特別是在內地進一步對外開放，各地紛建「自貿區」之際，香港這個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存在本身，就是中國對世界的最佳展示。東方之珠的失色，正是因為有人戴上了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已經摘下的有色眼鏡。對香港的評價不當，對港政策難免出現偏差。
早在1982年，關於1997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法管理香港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構想，對於香港的管治，1984年鄧小平曾有深刻的論述：「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這個自信心。」他說，「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之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他又說，「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看眼，不會拘泥於小節。」「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今天回顧鄧小平的上述有關香港問題的發言，令人感慨萬千，對照鄧公對港人的高度信任，再看看今天有關當局在香港普選問題上的步步為營、處處設防態度，中央主事的袞袞諸公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改革開放一國兩制
鄧公理論兩大部分
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理論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舉起的兩面大旗，在中央號召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在香港政局陷入困境的重要時刻，重新認識鄧小平上述思想和旗幟的價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內地出現一些質疑改革開放路線的謬論，指鄧小平倡導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了今天的貧富懸殊、分配不公；指鄧小平倡導的實事求是路線，是實用主義，導致道德淪喪；甚至將內地的所有社會弊端歸咎於改革開放路線。
其實，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他在1992年南巡時亦提出：「廣東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內地的貧富懸殊不是改革開放的結果，而是改革不徹底，造就了特殊利益集團所致；道德敗壞也是多年來忽視教育、摧殘傳統文化的結果。
鄧小平在1978年第3次復出之後，就觀點鮮明地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1986年，他明確指出， 「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正是鄧小平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大鍋飯，令廣大農民真正實現了溫飽；正是他支持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令內地官民解放思想，大膽實驗，開創了國際上嘆為觀止的脫貧創富奇蹟；正是鄧小平支持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後來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國企產權改革創造了理論依據；正是他提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才為後來中國加入世貿（WTO）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今天，高舉鄧小平的旗幟是全面深化各項改革的唯一選擇。
鄧信任港人可治港
如今為何處處設防
近年在香港問題上，也出現了種種雜音，有人肆意歪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涵，於是就有了「第二管治團隊」「精英治港」之類的奇談怪論。
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一些內地官員對香港的看法亦發生了變化，片面地認為香港已經不再是「生金蛋的鵝」，已經完成歷史作用。單從引進資金技術的角度看，這也許是部分事實。但香港之於中國，在法治、制度方面對內地的借鏡意義，遠未被充分認識到，特別是在內地進一步對外開放，各地紛建「自貿區」之際，香港這個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存在本身，就是中國對世界的最佳展示。東方之珠的失色，正是因為有人戴上了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已經摘下的有色眼鏡。對香港的評價不當，對港政策難免出現偏差。
早在1982年，關於1997年後中國採取什麼方法管理香港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構想，對於香港的管治，1984年鄧小平曾有深刻的論述：「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這個自信心。」他說，「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之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他又說，「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看眼，不會拘泥於小節。」「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今天回顧鄧小平的上述有關香港問題的發言，令人感慨萬千，對照鄧公對港人的高度信任，再看看今天有關當局在香港普選問題上的步步為營、處處設防態度，中央主事的袞袞諸公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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