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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正如大多數讀者所知，中國近年人口增長放緩的速度遠遠比普遍預期為快。在2001年至2010年間，中國的人口每年僅平均增長0.57%，這只是1991年至2000年間的大約一半，更只是1970年的五分之一。人口普查還顯示，年輕人的數目比預期為少，老年人的數目則比預期為多。
年輕勞動力減少 勞動成本增加
在2010年，接近14%的中國公民已超過60歲，接近10%的更超過65歲。簡而言之，中國已經是一個老年化社會。因為年輕勞動力的萎縮，令過去幾年中國的勞動成本明顯增加，以及像富士康（2038）這樣的企業公開提出，要採用更多機械人代替工人。
事實上，年輕勞動力減少，同時受到兩個因素影響。第一，是因為出生率放緩。第二，則是因為愈來愈多年輕人想讀大學。
大學入學率的大幅提高（20年前，中國大陸每年只有大約30萬大學畢業生，現時每年卻多達600萬），可能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大學生大增 或成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由於戰後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長大，西方經濟體的大學入學率因而增加了一倍。1968年5月，法國爆發了所謂「5月風暴」。（大批學生罷課和工人罷工，學生佔領學校，工人則佔領工廠，水陸空交通陷於停頓。）同樣在1968年，捷克出現了「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運動，美國則爆發了嬉皮士和反越戰活動。歷史證明了，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往住比只作體力勞動和營營役役的農民更難應付！
早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西方社會證明了，它們非常彈性和靈活，可以適應年輕一代的要求。例如，避孕、民權，更廣泛的福利，男子留長頭髮、女子卻只留短髮等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國社會是否可以這麼彈性和靈活？
十分可能。在過去20年，中國的社會習俗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國民的言論自由擴大，能夠在愈來愈多的領域創辦新企業；戶籍制度漸漸放寬，國民能夠在全國各地自由流動。
另外，避免憤怒的學生走上街頭的其中一大維穩因素，是年輕人幾乎全部都是獨生子女，其父母絕不想看到，他們唯一的孩子被警察開槍擊斃。因此，中國迅速老年化的人口將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加稅必然提升公眾政治訴求
在過去30年，中國的經濟都是靠低成本的資金和勞動力的高度投入來驅動。展望未來，我們知道，這條方程式的其中一部分──廉價勞動力將會消失。
但「低成本資金」又如何？其中一個隱憂是，隨着人口老化，私人儲蓄佔GDP的比重將會持續下降。換句話說，每個處於工作年齡的內地市民的稅務負擔將會大幅上升。
但不幸的是，稅務負擔增加，對於刺激經濟增長，並沒有什麼幫助。特別是，如果增加的稅收是用來支付退休人士的消費和醫療費用，即是說，幾乎沒有投資於提升生產力。
那麼，誰會為此埋單？然而，中國的稅收一定要增加。一是透過加稅（對經濟增長不是好消息），不然就是透過大規模的打擊逃稅。但是，單是增加稅收本身，也可以令內地政府惹得一身蟻。事實上，如果北京要求納稅人付出更多，公眾可能會要求它加強監察這些錢如何收集和運用。
這就是中國當前的政治悖論：一方面，人口迅速老化，應該會帶來一個非常穩定的社會環境。但另一方面，透過加稅來支付退休人士的福利，將會引發民眾要求對公共開支進行審查。這種情况能否在中國的政治格局沒有出現顯著變化，即在沒有邁向民主的情形下發生？
從過往歷史來看，當國家要求個人納更多稅，民主的訴求亦會愈來愈明顯。英國和法國最初發展出國會制度，主要就是作為一種控制皇室開支的機制。當然，美國就有點不同，其概念是「沒有代表權就不會納稅」。
但不幸的是，對於中國這個極權國家和稅務負擔較輕的中產階層來說，這種「沒有代表權就不會納稅」的契約現正被人口發展削弱。那麼，這是否意味着，民主乃不可阻擋的出路？
這很難說。因為反叛的社會可能在支付更多稅款之前，就已經要求更多民主。但膽小的人則可能願意納更多稅，而不要求政治變革。此外，北京已經顯示了，它十分擅長和熟練將潛在有麻煩的私營企業家吸納進中國共產黨（現有8000萬黨員）和全國人大、政協等類似議會的機構之中。
稀有資產 對內地民眾吸引力漸減
不過，仍然很難令人相信，在未來15年至20年，中產階層可能會被要求支付其收入的三成或以上來納稅。而且，整體來說，中國社會和世界都正在變得更加開明，很難令人相信，這個社會階層將來也樂意置身在政治之外。
我的結論很簡單：在過去20年，內地政府容忍大規模的逃稅，以轉移國民對民主的訴求。但是，對普遍逃稅視而不見，亦造成了內地人持續在世界各地搶購稀有的資產。畢竟，當一個人得到他本來不應該擁有的錢時，他會做什麼？
當然是：購買黃金、法國波爾多的佳釀、畢加索的名畫，以及香港、澳門和溫哥華的房子，法拉利汽車、LV手袋、勞力士手表等等。
但是，隨着人口組合變化的壓力，內地必定要加稅，上述的「順風車」會否漸漸消失？若死亡和稅收是必然的，那麼中國也許可以出現某種形式的民主吧？若然這推測正確，那麼某種形式的民主，加上稅率提高，或許將會減少稀有資產對內地人的吸引力。
Pierre Gave
GaveKal亞洲區研究部主管
年輕勞動力減少 勞動成本增加
在2010年，接近14%的中國公民已超過60歲，接近10%的更超過65歲。簡而言之，中國已經是一個老年化社會。因為年輕勞動力的萎縮，令過去幾年中國的勞動成本明顯增加，以及像富士康（2038）這樣的企業公開提出，要採用更多機械人代替工人。
事實上，年輕勞動力減少，同時受到兩個因素影響。第一，是因為出生率放緩。第二，則是因為愈來愈多年輕人想讀大學。
大學入學率的大幅提高（20年前，中國大陸每年只有大約30萬大學畢業生，現時每年卻多達600萬），可能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大學生大增 或成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由於戰後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長大，西方經濟體的大學入學率因而增加了一倍。1968年5月，法國爆發了所謂「5月風暴」。（大批學生罷課和工人罷工，學生佔領學校，工人則佔領工廠，水陸空交通陷於停頓。）同樣在1968年，捷克出現了「布拉格之春」的自由化運動，美國則爆發了嬉皮士和反越戰活動。歷史證明了，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往住比只作體力勞動和營營役役的農民更難應付！
早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西方社會證明了，它們非常彈性和靈活，可以適應年輕一代的要求。例如，避孕、民權，更廣泛的福利，男子留長頭髮、女子卻只留短髮等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國社會是否可以這麼彈性和靈活？
十分可能。在過去20年，中國的社會習俗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國民的言論自由擴大，能夠在愈來愈多的領域創辦新企業；戶籍制度漸漸放寬，國民能夠在全國各地自由流動。
另外，避免憤怒的學生走上街頭的其中一大維穩因素，是年輕人幾乎全部都是獨生子女，其父母絕不想看到，他們唯一的孩子被警察開槍擊斃。因此，中國迅速老年化的人口將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加稅必然提升公眾政治訴求
在過去30年，中國的經濟都是靠低成本的資金和勞動力的高度投入來驅動。展望未來，我們知道，這條方程式的其中一部分──廉價勞動力將會消失。
但「低成本資金」又如何？其中一個隱憂是，隨着人口老化，私人儲蓄佔GDP的比重將會持續下降。換句話說，每個處於工作年齡的內地市民的稅務負擔將會大幅上升。
但不幸的是，稅務負擔增加，對於刺激經濟增長，並沒有什麼幫助。特別是，如果增加的稅收是用來支付退休人士的消費和醫療費用，即是說，幾乎沒有投資於提升生產力。
那麼，誰會為此埋單？然而，中國的稅收一定要增加。一是透過加稅（對經濟增長不是好消息），不然就是透過大規模的打擊逃稅。但是，單是增加稅收本身，也可以令內地政府惹得一身蟻。事實上，如果北京要求納稅人付出更多，公眾可能會要求它加強監察這些錢如何收集和運用。
這就是中國當前的政治悖論：一方面，人口迅速老化，應該會帶來一個非常穩定的社會環境。但另一方面，透過加稅來支付退休人士的福利，將會引發民眾要求對公共開支進行審查。這種情况能否在中國的政治格局沒有出現顯著變化，即在沒有邁向民主的情形下發生？
從過往歷史來看，當國家要求個人納更多稅，民主的訴求亦會愈來愈明顯。英國和法國最初發展出國會制度，主要就是作為一種控制皇室開支的機制。當然，美國就有點不同，其概念是「沒有代表權就不會納稅」。
但不幸的是，對於中國這個極權國家和稅務負擔較輕的中產階層來說，這種「沒有代表權就不會納稅」的契約現正被人口發展削弱。那麼，這是否意味着，民主乃不可阻擋的出路？
這很難說。因為反叛的社會可能在支付更多稅款之前，就已經要求更多民主。但膽小的人則可能願意納更多稅，而不要求政治變革。此外，北京已經顯示了，它十分擅長和熟練將潛在有麻煩的私營企業家吸納進中國共產黨（現有8000萬黨員）和全國人大、政協等類似議會的機構之中。
稀有資產 對內地民眾吸引力漸減
不過，仍然很難令人相信，在未來15年至20年，中產階層可能會被要求支付其收入的三成或以上來納稅。而且，整體來說，中國社會和世界都正在變得更加開明，很難令人相信，這個社會階層將來也樂意置身在政治之外。
我的結論很簡單：在過去20年，內地政府容忍大規模的逃稅，以轉移國民對民主的訴求。但是，對普遍逃稅視而不見，亦造成了內地人持續在世界各地搶購稀有的資產。畢竟，當一個人得到他本來不應該擁有的錢時，他會做什麼？
當然是：購買黃金、法國波爾多的佳釀、畢加索的名畫，以及香港、澳門和溫哥華的房子，法拉利汽車、LV手袋、勞力士手表等等。
但是，隨着人口組合變化的壓力，內地必定要加稅，上述的「順風車」會否漸漸消失？若死亡和稅收是必然的，那麼中國也許可以出現某種形式的民主吧？若然這推測正確，那麼某種形式的民主，加上稅率提高，或許將會減少稀有資產對內地人的吸引力。
Pierre Gave
GaveKal亞洲區研究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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