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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勇武本土派舉行「和理非」的集會，為人詬病。畢竟此派的一些人士，過去樂此不疲指罵「和平集會無用」、「淨係坐喺度」、「聽啲政治明星廢up齋吹」云云，豈料今天成了「大台」後，在參選人遭剝奪選舉資格的最危機關頭，他們卻搞出一場他們原本最看不起的所謂虛耗民氣、自我感覺良好的集會。政治之變幻難測之大，真是一天都嫌長。
集會上，民族黨辯解道假若就今次事件搞暴力抗爭，就等於送人去死，作無謂的白白犧牲。本來，這說法聽來並無不妥，但想深一層，我卻想像得出部分勇武死忠的尷尬：到底如何區分「白白送死」和「有意義的狀烈犧牲」呢？旺角騷亂是無謂的犧牲嗎（受傷、被捕）？一場無人預期的新年小販衝突，竟偶然引爆為磚頭抗爭，當晚的人又是不是「白白送死」？倒過來，在禁選所引發的史無前例之危機當刻，竟又放棄了過去念茲在茲的絕地抗爭、以死相搏或寧為玉碎的信念，這難道沒有矛盾？勇武派不是說香港人普遍冷感，所以才要有人做先頭部隊創造時勢及喚醒他人嗎？現在又怎麼被時勢支配？
我也並不主張立即起義，更不會隨便慫恿他人革命，但勇武本土派在此之前（或曰有能力成為「大台」之前），卻是樂此不疲嘲笑別人不夠勇武、天天罵人沒有行動升級，站在以死相搏、寧為玉碎的道德高地，哪怕發生不負責任的行動後（如打記者），也視作「沙石」等等。如此這般的勇武派，今天在危急關頭卻選擇「和理非」集會，他們是否要為過去的言行、被他們無理謾罵過的人講句sorry？還是「認真你就輸了」，說到底這只是一場輕心任意的世代政治（縱然是如八九點鐘太陽般，甚至看起來真誠得叫人幾乎流淚）。
當晚同台的梁天琦說，他其實並非反對「和理非」，而是反對「和理非教條主義」。他認為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不盲目相信自己的道路」就行。他以雨傘期間「和理非群眾」不支持龍和道的部分衝擊為例，指斥前者為教條主義。然而故事只說了一半，因他沒有相應地批評雨傘期間俯拾皆是的教條勇武派，他們受號召而去拆大台、四處貶低別人的佔領是「齋坐無用」，以至不時發生踩場式圍堵他們口中的「左膠」活動等，凡此恰恰就是教條主義的意思。正如今天梁的很多支持者認定港獨是唯一出路，這又如何條條大路通羅馬？
鬥爭之後 公民社會有否重生？
我之所以舊事重提，除了因為部分勇武本土派的自相矛盾、言行不一，也是因為雨傘中我們似乎還沒認識的教訓之一：上綱上線的派系鬥爭造成今天公民社會嚴重撕裂，即使面對當下重大危機，民主運動還是沒有氣息，萬人集會幾乎不再得見，這跟雨傘運動前及其爆發一刻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後雨傘」，除了偶然引發的一場「魚蛋騷動」，大型抗爭已不知所終，這難道不是近幾年那種拆毁一切的政治瘟疫的衍生物？在不斷的解體、互斥和詆毁之後，如何才能重拾恍如 「9．28」萬人佔路一刻般，對共同行動的信任和盼望？
當然，我不認為存在一個絕對和諧的公民社會，不同派別為了各自的民主認同而相互對抗乃是政治的必然維度，也是公民社會進步的條件。只是在一場接一場由激進派所掀起的弒父弒子的鬥爭（或遊戲）之後，公民社會有沒有重生呢？還是敵意走過了頭，最終換來是多元主義民主的消逝，慢慢走向解體、無力和毁滅？若要反思教條主義，怎能遺漏勇武本土呢？
集會上，民族黨辯解道假若就今次事件搞暴力抗爭，就等於送人去死，作無謂的白白犧牲。本來，這說法聽來並無不妥，但想深一層，我卻想像得出部分勇武死忠的尷尬：到底如何區分「白白送死」和「有意義的狀烈犧牲」呢？旺角騷亂是無謂的犧牲嗎（受傷、被捕）？一場無人預期的新年小販衝突，竟偶然引爆為磚頭抗爭，當晚的人又是不是「白白送死」？倒過來，在禁選所引發的史無前例之危機當刻，竟又放棄了過去念茲在茲的絕地抗爭、以死相搏或寧為玉碎的信念，這難道沒有矛盾？勇武派不是說香港人普遍冷感，所以才要有人做先頭部隊創造時勢及喚醒他人嗎？現在又怎麼被時勢支配？
我也並不主張立即起義，更不會隨便慫恿他人革命，但勇武本土派在此之前（或曰有能力成為「大台」之前），卻是樂此不疲嘲笑別人不夠勇武、天天罵人沒有行動升級，站在以死相搏、寧為玉碎的道德高地，哪怕發生不負責任的行動後（如打記者），也視作「沙石」等等。如此這般的勇武派，今天在危急關頭卻選擇「和理非」集會，他們是否要為過去的言行、被他們無理謾罵過的人講句sorry？還是「認真你就輸了」，說到底這只是一場輕心任意的世代政治（縱然是如八九點鐘太陽般，甚至看起來真誠得叫人幾乎流淚）。
當晚同台的梁天琦說，他其實並非反對「和理非」，而是反對「和理非教條主義」。他認為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不盲目相信自己的道路」就行。他以雨傘期間「和理非群眾」不支持龍和道的部分衝擊為例，指斥前者為教條主義。然而故事只說了一半，因他沒有相應地批評雨傘期間俯拾皆是的教條勇武派，他們受號召而去拆大台、四處貶低別人的佔領是「齋坐無用」，以至不時發生踩場式圍堵他們口中的「左膠」活動等，凡此恰恰就是教條主義的意思。正如今天梁的很多支持者認定港獨是唯一出路，這又如何條條大路通羅馬？
鬥爭之後 公民社會有否重生？
我之所以舊事重提，除了因為部分勇武本土派的自相矛盾、言行不一，也是因為雨傘中我們似乎還沒認識的教訓之一：上綱上線的派系鬥爭造成今天公民社會嚴重撕裂，即使面對當下重大危機，民主運動還是沒有氣息，萬人集會幾乎不再得見，這跟雨傘運動前及其爆發一刻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後雨傘」，除了偶然引發的一場「魚蛋騷動」，大型抗爭已不知所終，這難道不是近幾年那種拆毁一切的政治瘟疫的衍生物？在不斷的解體、互斥和詆毁之後，如何才能重拾恍如 「9．28」萬人佔路一刻般，對共同行動的信任和盼望？
當然，我不認為存在一個絕對和諧的公民社會，不同派別為了各自的民主認同而相互對抗乃是政治的必然維度，也是公民社會進步的條件。只是在一場接一場由激進派所掀起的弒父弒子的鬥爭（或遊戲）之後，公民社會有沒有重生呢？還是敵意走過了頭，最終換來是多元主義民主的消逝，慢慢走向解體、無力和毁滅？若要反思教條主義，怎能遺漏勇武本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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